中國網：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我國的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戰略成果，同時我國也在積極參與抗疫國際合作。在此背景下，我國的對外工作出現了哪些新情況、新變化？又帶來了哪些現實挑戰？如何看待個別西方國家和政客拋出的“陰謀論”？就此問題，中國網《中國訪談》專訪了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中央外辦原副主任孔泉。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中央外辦原副主任孔泉接受中國網《中國訪談》專訪。

中國網：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給中國經濟發展和對外交往帶來一些困難和挑戰。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我國的對外工作出現了哪些新情況和新變化？又帶來哪些現實挑戰？

孔泉：應該説新冠疫情突如其來，它的規模、廣度的確是前所罕見的。有人説是建國之後（罕見的），其實在世界上有人也説是“百年罕見”，各個方面的影響非常大，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都非常大。

對外方面。全球人員流動是希望的流動，是財富的流動，是增長的流動。大概差不多每年120億人次，也就是14億人左右，現在全停了，因為封鎖邊境、管控邊境的國家超過120個。現在（有消息）説是各個航空公司基本上都停運了，在全球停在停機坪上而不是飛在天上的飛機達到1.5萬架。所以，很顯然，人與人的交往，因為疫情的蔓延基本上中止了。所幸的是現在有高科技，所幸的是現在有雲端技術，所幸的是大家迅速地把一些人和人直接的交往變成了一種遠端的交流，那麼這種交流同樣有效。

我認為，一方面交流形式來講，交流的形式有所變化，實際上大家交流的主題都是聚焦于防疫抗疫，因為這是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和最大的威脅。我們國家現在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然而在全世界許多國家的疫情還在迅速蔓延。因此，從全球意義上來講，“拐點”遠未到來。這種情況下，我認為，還是守望相助，同舟共濟。

中國人民感同身受，因為自己經歷了疫情所帶來的巨大的沉重和巨大的損失。我們經過自己的艱苦努力，現在看到與我們友好的其他國家在疫情中掙扎和他們的艱苦努力，我們真是感同身受。這幾天我的朋友到非洲後談到對非洲抗疫物資方面的援助，因為非洲國家本身是脆弱的能力，脆弱的公共衛生體系，使得他們面對疫情可能有很多困難需要克服。

就剛才講的同舟共濟、守望相助，不僅是中華民族傳統的美德，也是我們所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然之路。

中國網：中國的疫情防控取得了重大的戰略成果，而同時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開始蔓延，一些西方國家和政客為了推卸自身的責任，轉移輿論壓力，頻頻“甩鍋”，甚至拋出了一些“陰謀論”，您怎麼看待這一問題？

孔泉：我認為在激烈變革和急劇動蕩的國際形勢中，總有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亂，總有一些人別有用心。但在整體的國際輿論中，相信他們是不佔多數的。多數的國家以及多數的媒體，包括智庫都能夠看到，現在全球所需要的是守望相助，同舟共濟，而不是急於地去講病毒起源於什麼地方。

實際上，就在他們煞有介事地追究這個病毒源自何方的時候，在美國包括歐洲回溯地發現了去年11月份確診的病例。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從一開始，我們的態度，至少中國政府的態度和世界衛生組織的態度都是很一致的。這是個科學的問題，它需要一種深入的流行病調查和研究，才能得出一個扎紮實實的，特別是有利於今後防止類似疫情再次發生的結論。

所以，現在有些“噪聲”也不要太介意，他們不是多數。

中國網：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後，我國在防疫的國際合作中發揮了哪些作用？後疫情時代的國際合作中要抓住哪些關鍵點？

孔泉：據我了解，國家衛健委和世界衛生組織從國際組織層面的溝通、交流、合作、協調非常多，對中國的疫情，對全球的疫情都發揮了正面和積極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雙邊層面和在區域層面。我看到的情況，比如在亞洲，在東南亞地區有中國的醫療隊。在非洲，疫情發生之後（我們）至少又派出6、7個專家組，裏面有感染科的醫生，這些是專門針對疫情的（專家）。所以，這種力量的本身，我認為對向各方提供我們抗疫防疫最初取得的一些經驗，為他們提供一些參考非常有力。當然，還有一些物資，我看到一些消息講，有口罩、防護服。

當然，我也注意學習了一下，我們國家在呼吸機方面，低端的無創的呼吸機我們生産了很多，有創的生産不少，但真正的ECMO技術完全是瑞士、德國、義大利等國家的技術。但無論怎麼説，我們現在都在力所能及地向全球，向所需要的國家提供物資方面的支援和援助。

我認為，更重要的還是在全球公共衛生治療體系方面，堅定地支援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國際性的治療體系，支援它發揮更多的協調指導作用，而不是各自為政。疫情本身是全球性的，你應對的思路只能來自於全球每一位成員，而不是指責或推卸責任，這些都不是解決的辦法。

（本期人員：責編/記者：裴希婷；攝像/後期：劉凱；主編：鄭海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