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宇 清華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健康城市研究中心健康城市評價研究室主任，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原主任

自2003年非典以來，全球發生了數次局部或者是全球性的新發傳染病流行，這些疫情都對人類安全形成了威脅。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是一次更加劇烈的對人類健康的衝擊，從全國到全球，對生命健康、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直到目前尚不能做出全面的評估。

圖1.武漢市中心地圖

圖1是武漢市中心的地圖，紅色圖下是武漢市二環路的界內，這塊面積約160平方公里。按照湖北省統計局2018年末的數據，武漢市有約1100萬人口，是一個人口高度密集的大都市。

圖2.武漢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

圖2是本次武漢疫情爆發時的情況。橫軸是病例發病日期，縱軸是發病例數。按照世界衛生組織對於一個新發傳染病大流行的劃分大致分為這幾個時間段。一是流行間期，沒有疫情發生的時候，是一個很長的寂靜期，之後出現大流行的前期，稱之為大流行預警期，接下來是大流行的流行期，還會分為前期、中期和後期，最後是流行期的收尾。大流行的預警期非常短暫，一旦進入疫情快速增長期，呈現出了一個非常陡峭的曲線。

這次疫情的特徵：第一，病例呈爆發性增長。第二，病例短時間集中大量出現，大大超出了當地醫療服務的能力，造成醫療服務系統整體癱瘓。第三，疫情爆發之後社會活動無序而且停滯。在這種疫情的衝擊下，原本強有力的政府管理體系也出現了癱瘓，城市應急響應預案和實施基本失靈。直到1月23日武漢開始封城，城市進入全面緊急狀態。

圖2中綠色覆蓋的區域是控制比較理想的突發疫情時所希望實現、達到的目標。由於人、自然、動物總存在著交互界面，新發傳染病往往是沒有辦法完全阻止出現的，但是我們希望在新發傳染病出現後，能在有效的社會管理措施控制下呈現緩慢的增長過程。

應對新發傳染病的流行，我們的預案和一切努力的核心就兩個目的：一是推遲發病高峰，讓病例出現的峰值後移，不要短時間集中出現。二是降低發病數高峰，盡可能使這個峰值更低、更平緩。即便總的病例數不變，但如果峰值後移，最高峰不那麼高、增長曲線不那麼陡峭，就能把時間爭取出來，能夠達到以下幾個目的：

第一，直接緩解醫療服務的壓力，使重症患者得到有效救治，保護醫護人員不因防護不到位被感染。第二，有利於政府進行全面社會動員，籌集資源。第三，疫情峰值向後移，留出更多的窗口時間，可以對已有藥物進行篩選，以及啟動疫苗研發。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帶來巨大衝擊的峰值呢？有幾個方面原因共同促成。首先，武漢市人口眾多，人口密度非常高。第二，疫情最早發生在城市中心，迅速進行疏散和隔離非常困難。第三，春節前這個時段正是一年中社會交往、活動、集會、聚餐最密集的時段。第四，新冠病毒經呼吸道傳播，傳播速度快。第五，人群沒有預警防護。

針對這種現象，大家在震驚之餘也是在發問和思考，這是不是我們所説的百年不遇的黑天鵝事件，會不會是今天不發生可能下一個一百年都不會發生的稀有事件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全球大流行到底是黑天鵝還是灰犀牛？它是一個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現在突然發生了，還是一個很有可能發生的、在我們做了很多次預警的情況下它真的出現了的一次大疫情。

科學家對於人類可能受到新發傳染病疫情危害的風險已經研究了幾十年，世界衛生組織為此準備了二十多年，一直在不斷修訂和完善預案。較早期有一位科學家羅伯特•韋伯斯特（Robert Webster），多年來一直預測，在野禽中存在的禽流感病毒很有可能通過一些突變機制傳染給人類，引起世界大流行。專家們和世界衛生組織一直在對人類有可能遭遇新發傳染病大流行的威脅提出預警。世界衛生組織和科學家的目光實際上一直在關注著養殖的畜類、禽類，雖然對野生動物也給予了一些關注，但由於目標無法集中，不能鎖定到底什麼野生動物會直接將病毒傳染給人類。

近幾十年來人類的新發傳染病主要都是來自於養殖或野生的動物。沒有一個是原本已知的人類傳染病病原體，經過大型突變變成一個危害更大的大型傳染病。比較典型的如最早1980年出現的艾滋病病毒來自於野生黑猩猩，是通過血液、體液傳播的，已經傳播了40年。1997年的H5N1禽流感，雖然病例數有限，但是病死率非常高，也是人們高度警惕的。2003年的非典，半野生半養殖的果子狸作為中間宿主將SARS冠狀病毒傳染給人類。之後是2009年發生在墨西哥北部的H1N1流感大流行，幾個月就傳遍全球各個角落，直到現在還留在人間，只是它的致病性與季節性流感比較接近，造成的致病性沒有那麼強。

圖3.近40年新發傳染病概覽

 2012年出現在沙烏地阿拉伯的中東呼吸綜合症冠狀病毒，2014年中國出現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也是通過飛沫傳播，曾出現了非常少見的人傳人個案。這時候已經給人類再次敲響警鐘，在人和動物接觸界面，不時會出現這種撞破物種屏障的事情發生。2014年出現了西非埃博拉疫情大爆發。埃博拉病毒雖然是幾十年前出現的老病毒，但因現在西非爆發，社會經濟環境發生了顯著變化，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社會危機，也震動了歐美發達國家。

這些疫情的每次出現都是對人類安全的巨大威脅。通過非典以後建立的覆蓋全國的傳染病疫情報告系統，能夠在汪洋大海般人群中發現感染了禽流感的個別病例。在2013年到2015年之間，通過這個系統，發現了人感染各種亞型禽流感的散在病例，使我們能夠及時應對很多疫情。目前監測網路已經覆蓋到全國73000多家醫療衛生單位，隨時向中央疾控機構報告這些傳染病的疫情，以應對可能出現的新發傳染病。

在社會管理方面，非典以後，我國建立了“一案三制”為框架的中國突發事件應急管理體系。對於新發傳染病疫情也有了非常詳細和系統的法律規定和預案指南要求，包括研究發現新病原體的能力、應急反應能力的建設。同時，這些年來國家在疾病檢測和風險評估系統體系上也做了大量的準備。當2009年發生H1N1流感全球大流行時，我們還啟動了疫苗與藥物研發的技術儲備，86天就完成了應急疫苗的研製並投入使用。這些都顯示出我國近年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管理的基礎建設和能力提高。

經過這些年的實踐，突發事件應急管理體系在實戰中産生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在2013到2014年冬春季，我國出現了人感染禽流感H7N9的高峰，在上海、浙江、江蘇等不同地方出現了較多個案，當時通過流行病學的分析和監測，發現病例與活禽市場密切相關，果斷採取了關閉活禽市場的措施。90%的病例都發生在活禽市場關閉之前，關閉之後只有不到10%的病例出現。

所有這些應急操作，也是對新發傳染病應對的整體鏈條上進行的實戰測試，從疾病監測、病例發現到它的感染源頭、場所確定以及後續的公共衛生干預措施，最後達到沒有新發病例。

另外還有一些更為複雜的情況，如2014年發生在西非三國的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例斷斷續續出現了幾十年都在偏遠地區自生自滅。但到了2014年情況發生了變化。最初發生在幾內亞東南部一個深山林區的疫情並沒有引起大家的注意，認為會像以往歷次埃博拉疫情一樣很快消失。結果出現了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特徵，由於交通的便利、人員的流動，出現在偏遠地區出現的病例很快傳到了幾內亞、獅子山和賴比瑞亞三國的首都，在人口最密集的地區出現了爆發流行，並經國際航線傳到了歐、美國家。

圖4.2014年埃博拉病毒疫情傳播情況

這就反映出當今新發傳染病面臨著新的經濟社會形勢。首先是交通便捷了，城鄉之間的時間和空間被壓縮，農村、偏遠林區和大城市連成一體。其次隨著經濟改善，在鄉村的患者有條件去大城市就醫，這樣會把疾病很快帶到人口密集區。除此以外，由於這些疾病大部分是通過呼吸道傳播，傳播速度非常快，病例一但進入大城市會很快傳到首都、國際口岸，繼而傳播到全世界。

僅僅四個月的時間，如下圖在獅子山可以看到，最初5月份發生時只在它的東部與幾內亞的邊界出現很少的病例，6月份隨著當地病例的增加，很快傳到首都弗裏敦，7、8月份弗裏敦出現聚集性、高密度的疫情爆發。大城市和農村之間距離被壓縮以及大城市高度的人口密集，使得現在應對和預防新發傳染病呈現非常嚴峻的形勢。這也是為什麼在武漢出現典型疫情之後，非常難以有效控制。

圖5.2014年獅子山埃博拉疫情從農村向大城市蔓延

經濟社會的發展，大城市的居民在空間位置上的高度聚集，便捷的交通把大都市和世界各地聯繫在一起。但恰恰在這種情況下，大都市和養殖的、野生的動物、禽類之間沒有做到安全的隔離。實際上這些大城市被無數養殖動物和野生動物所包圍。按照我國2018年的數據，全國生豬存欄量有4億多頭，出欄量有6.9億多頭，其中，工廠化養殖的只佔10%左右，主要為家庭和分散養殖。養殖的禽類更達到60億羽。大量的養殖動物與人産生了巨大的接觸面。

本次疫情的特點是在大城市首先出現，大量的畜禽、野生動物與城市居民之間缺乏安全的隔離防護。這裡有兩個方面有沒有拉開應該隔離的距離，一是社會防護距離，即我們的文化、風俗、消費習慣對鮮活、野生食物産業鏈的需求，使得這個産業直通城市的每一個角落。二是物理防護距離，在大城市以及周邊的活禽野生動物交易市場、小型養殖場所、家庭養殖場所等，人獸的接觸面巨大而無形。這種廣泛的人和動物、禽類接觸面，造成了新發傳染病的巨大風險和威脅。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尤其是這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給我們一個的深刻提示，就是要從“One Health（同一健康）”角度認真思考未來人類、動物和環境衛生保健各個方面之間的關係。需要建立一個跨領域、多部門的全球生態治理理念和合作機制，以此來促進人類健康和動物福利，維護改善生態環境。這也是全世界各國政府和全人類的共同責任。

在這個概念下，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城市的安全風險，包括城市安全、居民安全、經濟社會安全。無論什麼大城市都不具備足夠的醫療資源應對一場傳染病的大流行，所以強調預防才是安全的底線。對於人獸共患疾病，我們實踐有案例、科學有共識，絕不是百年不遇的、不可能發生的黑天鵝事件，它確實在我們身邊時時都有可能發生的灰犀牛事件。

需要建立一個合理、有效、安全的城市與活體動物之間的界面關係，改變我們的消費習慣，告知公眾風險，通過立法加強管理，通過城市規劃與建設、産業升級，建立安全全覆蓋的養殖、加工、商貿和消費的産業鏈，阻隔居民與養殖動物的接觸面，使城市居民遠離新發傳染病的威脅。

關於健康城市建設要素中應急管理方面的準備，特別是大型城市，要有應急管理和相應儲備的整合性建設。這就包括要建設一個在突發事件和平時生活狀態下能夠共用的公共衛生設備、預案和儲備，保證在突發事件發生時，政府管理資訊能夠暢通且準確及時，保證政府組織指揮能力不斷，能夠充分有效的調動人力資源進行安全有效的應對，使得居民在最初的時間能夠自救互助。在安置人員方面也應該平戰結合，預留下城市應急人員安置的條件，以及生活必需品儲備。總之，在大型都市中一定要建立安全的、有保障的、與活體動物之間的隔離機制和設施，保障大城市居民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