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擊新冠疫情,中國凸顯舉國體制和群眾路線的制度優勢
 
​時間:2020年3月5日

嘉賓: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汪衛華

中國網:2019年12月底,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來地暴發,其傳播速度之快、感染範圍之廣、防控難度之大,史無前例,直接影響到廣大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對執政黨和國家的治理能力尤其是應急治理能力是一個嚴峻考驗。1月下旬至今,中國社會全面進入戰“疫”狀態。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罕見地在大年初一開會討論疫情,此後多次開會,對疫情防控工作再研究、再部署、再動員,帶領全國人民頑強奮鬥,遏制住了疫情的蔓延發展。2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通過電視電話會的形式,直接給全國17萬名縣團級以上幹部召開了兩個小時會議,統籌推進疫情防控,部署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在這場戰“疫”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制度優勢及中國執政黨的國家治理能力也贏得了國際上廣大有識之士的讚賞。中國訪談就相關問題,邀請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汪衛華副教授談談自己的感想,與廣大網友交流。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汪衛華。

中國網:法國前總理拉法蘭説,“在疫情面前,中國政府展現出強大高效的組織和動員能力,令我印象深刻,這正是中國制度的優勢!”世衛組織總幹事高級顧問布魯斯·艾爾沃德也説,“中國的協同優勢是幾年前我們都無法想像的”。您認為我國這種舉國體制的優勢在應急管理中是怎樣發揮作用的呢?特別是對中央的兩個“罕見”行動,您怎麼看?

汪衛華:舉國體制當然是我們來概括中國政治體制特徵的一個方便的標簽。其實舉國體制在不同的領域、在不同的階段有它不同的體現形式,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總的來講,我們如果把舉國體制理解為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那麼它的核心和基礎,其實我們説有三個。

第一,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這個是我們在政治上能夠實現舉國體制,以舉國動員的方式來應對疫情的一個重要的政治保障。

第二,強大的動員能力。這次我們集中了全國範圍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來重點支援武漢市及湖北省的疫情阻擊戰,這在其他國家顯然是無法想像的,也是我們國家動員能力的一個生動展現。

第三,舉國體制還體現在全國範圍內的對口支援。像這次武漢作為一個疫情的重點地區,當然是由中央指導組統一協調,調動了全國的力量來重點支援武漢疫情防疫阻擊戰,包括醫療隊伍的支援,包括醫療物資和生活物資的支援,乃至於説全國範圍內的幹部的支援。在湖北省的其他地市(州),基本上採取了一個到兩個省來對口重點支援一個市或一個州的做法,像黃岡由山東省來進行對口支援。我們會發現,這次山東不僅派出了醫療隊,集中了大量的物資來支援,更重要的是直接由山東省委副書記領隊來靠前指揮,進行對口支援方面的協調。所以,我們説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全國範圍內的強大的動員能力,以及這種對口支援的工作方式,這是我們理解這次舉國抗疫過程中我們舉國體制發揮作用的最基本的、最核心的一些突出特點。

正是在這樣一些具體原則的支撐下,總的原則如果可以概括成這三個方面的話,我們也可以看到,在這次疫情防控過程之中,不僅僅是舉國體制的宏大敘事,還有微觀層面的一些具體的做法,其實也展現了我們所謂的舉國體制的一些優越性,具體的舉措上、工作的方式方法上還有一些突出的特點,也是值得關注的。

首先,我們針對疫情發展全國一盤棋,在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之下推出了一些精準的應對措施。比如説1月23號武漢封城,這個舉動在整個世界範圍內的疫情防控歷史上都是非常罕見的,沒有我們強大的舉國體制、集中統一的領導,那恐怕在疫情發展的這樣一個關鍵時期,要果斷地阻止疫情蔓延的趨勢恐怕就很難做到了。

其次,像在武漢封城之後,我們很快就面臨了醫療資源嚴重不足(的情況)。儘管前期我們的工作有一些滯後,但是一旦下決心,我們進行方艙醫院的建設,進行“四類人員”的集中收治、集中排查,我們看到效果非常明顯,很快就扭轉了武漢市疫情防控的被動局面。像用新建方艙醫院的方式,不僅是用體育場館、展覽館這樣一些公共場所公共設施,包括像動員市屬和省屬的一些高校,騰出他們的宿舍來建設方艙醫院進行集中收治,包括徵用一些集中的隔離點,這樣一些有針對性的具體措施一旦及時地拍板決定,實施起來非常快。這在疫情應對上也是舉國體制展現出來的一個核心的特點。

同時,在微觀層面,這個舉國體制的運作其實高度依賴全國範圍內各級黨組織,形成了一個有效的社會動員網路。這次疫情防控進入到2月中旬以來,我們看到社區的防控逐漸地成為重中之重。這僅僅依賴社區工作者是不夠的。這個時候我們發現,基層黨組織,包括省市機關,把他們的大部分幹部派出並下沉到社區,進行24小時的防控輪崗。這些工作有效地實現了扭轉武漢市及湖北省疫情防控的緊張局面。所以,在人力的動員上,這恐怕是舉國體制的一個核心的微觀層面工作方法上的一個要求。

第三,我們説在疫情發展的不同時期,我們需要提出一些有針對性的工作重點。進入春節以後,尤其是到春節假期結束以後,我們會發現,除了像武漢市及湖北省這些疫情嚴重的地區之外,其他的地區面臨的主要的工作就是如何能夠在疫情尚未結束的情況下,安全地、及時地復工復産。如果不復工復産的話,顯然疫情防控在後面也會遇到很多的具體困難,更重要的是對我們今年的經濟發展造成一些嚴重的影響。我們可以看到,上次習總書記主持召開了17萬人參加的全國範圍內的縣團級以上領導幹部的電視電話會議,把疫情相對比較平和的一些地區復工復産的工作放到了重中之重的位置。我們可以講,這種及時地根據疫情發展的趨勢提出復産復工的要求,提出各個疫情形勢不同的地區有針對性地在疫情防控和復産復工兩方面做好相應的工作安排,這個也是我們舉國體制在微觀政策層面的一個具體的體現。

最後,我覺得我們不能夠忽視,舉國體制得以在這次的疫情防控中發揮重要作用,不是簡單地靠政府就能解決和完成的事情,它需要人民群眾高度配合,尤其是像武漢市上千萬的市民在封城之後能夠有效地、自覺地配合政府的要求,做好居家的防控工作,同時大量的志願者充實到我們疫情防控的第一線。我們人民群眾的高度配合,這種有效有序的組織,是我們舉國體制得以應對疫情的一個重要的社會條件。這一點我個人認為是我們不能夠忽視的。

所以,總的來説,在微觀層面,在具體的政策措施方法上,在舉國體制上,我們不能夠忽視針對疫情發展及時完善地精準施策;我們不能夠忽視各級黨的組織及下沉的幹部所發揮的作用;我們不能夠忽視在及時地復産復工方面,我們需要去做的大量的事情,包括落實習總書記和中央的部署要求;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沒有人民群眾的高度配合,發揮人民群眾的主體作用,我們的舉國體制恐怕也很難取得像今天這樣在防控疫情方面相對比較良好的一個效果。

中國網:中共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形成了完整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論述。您能否談談群眾路線在國家治理中的價值?在當前防控疫情的過程中,群眾路線發揮了怎樣的作用?不得不承認,我們在抗“疫”的過程中還是有不足的,也出現了一些偏差,群眾路線對於“糾偏”,是否有其特別的作用呢?有沒有什麼事件給您留下深刻印象?

汪衛華:群眾路線是我們黨在長期的革命實踐過程中總結出來的根本的組織路線,也是根本的思想路線。它不僅是認識論問題,也是方法論問題。我們講“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不僅體現為在決策方面我們要把服務廣大人民群眾作為任何決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更重要的是在工作方式方法上緊密地依靠群眾,調動群眾的積極性,體現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可以説,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的治理實踐中,無論是改革開放前的30年還是改革開放的這40年,群眾路線都已經成為我們國家治理的一個突出的法寶。

具體到這次的疫情防控過程中,我個人覺得在群眾路線發揮的作用上可以做三方面的概括。

首先,在不同的時間節點上,針對疫情發展趨勢,我們有針對性地回應群眾的呼聲,提出來一些具體的決策措施和有力的工作部署,是我們從決策方面走群眾路線的一個突出體現。比如説武漢封城,這樣果決的大決策是高度對人民負責、對群眾負責這樣一個思想基礎的體現。其次,在武漢疫情形勢比較嚴峻的情況下,我們從善如流,能夠接受來自各方面的建議,通過新建雷神山、火神山這些重點收治的專業醫院,以及新建方艙醫院集中收治病患,這是我們今天能夠扭轉疫情防治被動局面的一個非常關鍵性的舉措。在決策上,只有一切從人民群眾的立場出發,真正做到把人民群眾的核心關切、把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我們的決策部署才能夠有針對性地去解決這次疫情防控的那些重大問題。這是在決策方面。

其次,群眾路線還體現在群防群治,尤其是在社區疫情的防控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從二月份以來,疫情防控從前期的醫療病患的收治逐漸向“四類人員”收治和社區防控並重(轉變)。尤其是在武漢和湖北省其他市、州疫情比較嚴重的一些地區,社區防控的大量工作需要調動群眾的積極性,而不僅僅是依賴社區工作者,不僅僅是依賴我們這些下沉的幹部,還要調動各方面的志願者尤其是社區居民投入到社區的防控工作之中,從我們講的全覆蓋——各種防控措施的全覆蓋轉向全面的人民群眾的參與,當然是在有效的防控保障的情況之下,調動志願者和社區居民進行全面的參與,才能夠做好社區防控的工作。可以説群防群治正是我們能夠打贏這場阻擊戰的關鍵環節,也是最終我們能夠贏得這次疫情防控勝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前提。

第三,群眾路線的確要體現在“糾偏”上,也就是我們剛才提到過的在疫情防控前期,我們的確在科學認識方面、在我們的工作方面存在一些不如人意的、拖延的情況,使得在一月中旬武漢及湖北省的疫情暴發階段很多工作做得不到位。這時候我們就會發現,人民群眾通過各種渠道反饋上來的這些資訊,的確能夠使得我們的決策者,我們黨和政府——各級黨委和政府的工作能夠有更多的聚焦點,能夠分清主次,在具體工作部署上能夠扭轉前期步步被動的局面。只有廣泛聽取群眾的呼聲,了解我們的工作重點,才能夠及時地糾正具體舉措上、具體的一些應急管理方面的不足。所以,無論是決策還是群防群治,還是政策的“糾偏”、措施的“糾偏”,我個人認為我們黨長期堅持的這種群眾路線的工作方式方法在這次疫情防控進程中起到了一些關鍵性作用。

總的來講,新冠肺炎的治療可能是一個專業問題,但是疫情的防控一定是一個需要社會方方面面廣泛參與,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之下才能夠完成的一個艱巨的、大的社會公共治理的關鍵問題。這是群眾路線在國家治理方面的一些核心價值,以及在這次疫情防控過程中展現出來的突出的特點。

相對於世界上其他一些國家來講,我們在國家治理風格上的確有很多獨到的地方,有很多的特色,可以講群眾路線依然是國家治理包括這次疫情防控、應急管理方面的重要法寶,需要長期加以堅持和完善。

(本期人員——責編/文字:韓琳;後期:張文泉;主編:鄭海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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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網
本期人員——責編/文字:韓琳;後期:張文泉;主編:鄭海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