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新中國第九次特赦:新增五類特赦對象 彰顯法治精神和人文關懷
 
時間:2019年7月4日
嘉賓: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陰建峰、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副院長 趙天紅

中國網:近日,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主席特赦令,根據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表決通過的特赦決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之際,對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九次特赦,也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二次特赦。此次特赦有著怎樣的時代意義和價值?憲法和法律依據是什麼?特赦對象的選擇上發生了哪些變化?就相關問題,我們採訪到了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副院長趙天紅、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陰建峰。

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陰建峰     中國網 李佳 攝影 


中國網:陰教授,您好,感謝您接受中國網的採訪。特赦是一項重要的刑事政策措施,我國自唐代以來就形成了“盛世赦罪”的歷史傳統,今年簽署發佈的主席特赦令,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九次特赦。請您簡單梳理一下,新中國成立後的這九次特赦的情況及特點。

陰建峰:新中國成立以後一共實行了九次特赦,其中前七次特赦都是主要為了解決戰爭罪犯的問題。第一次特赦是為了慶祝新中國成立10週年,當時是1959年。(當時出於)鞏固我們的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中央決定以特赦來解決國內戰爭罪犯的問題。1959年實行了第一次特赦。我印象當中,第一次特赦了12082名服刑罪犯,同時,此次特赦當中還有赦免性的減刑,對於原來判成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減為無期徒刑或者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共有389名。1960年進行了第二次特赦,特赦了50名戰犯,對於21名戰犯進行赦免性的減刑。第三次特赦是1961年,赦免了68名戰犯,並對16名戰犯予以赦免性的減刑。1963年是第四次特赦,主要是赦免35名戰犯。1965年第五次特赦,赦免了53名戰犯;1966年第六次特赦,赦免了57名戰犯。最後是1975年,對於剩餘戰犯全部予以釋放,共293名。至此,全部解決了戰爭罪犯的問題。除了第一次,在特赦戰爭罪犯外,還包括部分反革命罪犯和普通罪犯。從第二次到第六次都是解決戰爭罪犯的問題。前七次特赦,實際上我們認為是一種介於傳統意義的大赦和特赦之間的有中國特色的特赦措施。

新時期2015年8月的特赦以及這次國慶70週年特赦,相比于前七次特赦而言還是有所差別。2015年8月的特赦主要是為了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對於四類人進行了特赦。之後就是我們這次國慶特赦,鋻於2015年8月的特赦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法律和社會效果,我們繼續對那次特赦的四類人予以特赦,並且在此基礎上對特赦的適用對象予以擴展,從而對九類人員予以特赦。

 中國網:繼2015年特赦之後,在新中國成立70週年之際再次實行特赦,4年之內實施兩次特赦,為什麼要實施這次特赦?具有怎樣的重要意義和價值?

陰建峰:赦免的時機,實際上從赦免制度本身的慣例來講,通常就是在國家的節假日、重要的紀念日,當然還有政治形勢發生變化的時候。比如説南韓的光復節特赦、德國的耶誕節特赦,以及泰國為國王慶生會實施特赦,還有些國家總統就任也會進行特赦。這個時機的選擇是合乎慣例的,也是有法律傳統的。

今年適逢新中國成立70週年,也是“兩個一百年”目標邁進歷史交會期的關鍵之年,是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當中的重要節點,在這樣一個節慶時刻,對於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它是增進節日祥和氣氛的重要政治舉措、法律舉措。

特赦的功能和價值,我覺得可以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對於它本身制度價值層面來説的,我覺得特赦就是一項能夠彌補法律不足、衡平社會關係、調整利益衝突的刑事政策的工具。從價值層面來講,我個人覺得它是具有超法規的價值,它應該從更高的社會價值層面來衡量,它可能會給社會整體帶來利益。對於特赦來説,我們不僅僅能夠看到它可能會對司法權造成一定的影響,要更多的從更高價值層面來看它對社會整體的意義,可能會使更多的人從中獲益,這是一個方面,是特赦本身固有的一些政策功能。另外一個方面,我們在新中國成立70週年之際對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除了能夠發揮特赦制度本身固有的刑事政策功能之外,還可以凸顯一些重大的時代價值。第一點,它有助於弘揚全面依法治國理念,能夠有助於形成依憲執政依憲治國的良好社會氛圍,能夠深入推進法治中國的建設。我們知道十三屆人大一次會議高票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實現對憲法重大修改的任務。我們這次特赦應該是憲法修正之後第一次直接涉及憲法規範的憲法實踐活動,事實上是以憲法規範為直接依據,有助於提高憲法權威的地位,鞏固憲法根本法的地位,能夠發揮它指導性的作用,有助於提高憲法的生命力和活力,應該説也從很大程度上彰顯了依憲治國、依憲執政的法治理念,有助於彰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新思維、新思想、新方法,也體現了一種新的執政理念和執政態度。

第二點,有助於推動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進程。之所以説它有助於體現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也是因為在我們這樣一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之年,我們進行了特赦,事實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我個人覺得應該是一個不斷化解矛盾、解決矛盾的持續過程。我們現在面臨著各種各樣的矛盾,有必要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矛盾解決機制。赦免,我覺得就是這樣一種有效的應對措施。事實上,可以通過發揮特赦制度本身的感召效應,從源頭上最大限度地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能夠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同時,也有助於更進一步地推動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進程。

第三點,我覺得它是有助於弘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精神。實際上,保障人權不僅是憲法,也是刑法、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的一項基本原則。對於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我想這事實上有助於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犯罪人基本的權利。因為我剛剛提到赦免本身就是以人權保障為目的,應該從更高或者更大的價值層面來衡量,它是對社會整體有益的。而且對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犯罪人來説,事實上赦免制度本身有一種緩和刑罰的嚴苛、救濟司法誤判的功能,對他們予以赦免,從一定意義上對於他們的人權是一種切實有效的保障。

第四點,有助於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是我們現在基本的刑事政策,要求我們對於刑事犯罪應該採取區別對待的立場,該寬則寬,該嚴則嚴,寬嚴相濟,側重強調“寬”的一面,同時注重寬和嚴的協調運作。而對於這次特赦來説,實際上它就是體現對服刑罪犯區別對待的立場;同時,對於九類罪犯予以特赦更多的體現是以寬濟嚴的政策精神。而我們對這九類人予以特赦的同時,還對於排除適用特赦的範圍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對於那些嚴重的故意犯罪、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對於恐怖活動犯罪等等會排除其適用特赦,實際上就體現了重的一面、嚴的一面,確實是體現了寬嚴相濟的基本刑事政策精神。

第五點,有助於推進特赦本身的常態化、制度化建設,有助於推進它法治化的運作。我們剛才也提到,特赦制度本身在我國源遠流長,但是1975年之後長達40年的時間,長期處於沉寂的狀態。缺乏活性、長期沉寂是學界對於現在特赦制度的基本看法。但是在2015年8月第八次特赦之後,我們在今年國慶70週年之際又進行第九次特赦,時隔四年進行了兩次特赦,這對於特赦制度本身的常態化運作是非常有促進作用的,也可以進一步推進特赦制度本身的立法化進程,有助於將特赦涉及的實體標準、程式的規則予以規範化,這對於特赦制度本身的制度化建設、法治化建設都有重要的意義。


中國網:特赦作為一種刑罰消滅法律制度,體現的是寬嚴相濟“寬”的一面,但“寬”是有原則的。實施特赦必須遵循哪些基本原則?特赦決定執行的程式是什麼?

陰建峰:特赦確實是有消極的一面,因為它是對於既有判決執行力産生一定的動搖,一定程度上動搖了司法權,所以我們要從更大的層面看待特赦的價值。與此同時,我們在實行特赦時也要遵循一定的原則,比如説應該依法進行,也就是説特赦應該在法治的軌道下來進行,特赦實體的標準、程式的規則都應該有法律明確的規定,否則,就很難把現代意義的特赦和封建社會的特赦區別開來。

從我們現在規範的角度來説,無論是憲法,還是刑法和刑事訴訟法都對特赦制度有明確的規定。憲法第67條,將特赦權明確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憲法第80條,明確規定,特赦令由國家主席發佈。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在規定相關制度的同時,都涉及到赦免制度,所以特赦是有規範依據的。而且我們這次特赦是以全國人大常委會6月29日通過的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決定為直接實施依據的。我覺得應該是在這樣一些法律框架之內,嚴格進行特赦,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赦免應該公平公正,因為特赦是要對部分服刑罪犯予以提前釋放,涉及到不同的服刑罪犯處遇的問題,怎麼樣才能夠公平公正的展開(是必須面對的問題)。一方面,對於服刑罪犯來説,使他能夠真正在認罪伏法、悔過自新的基礎之上接受國家的德政,感受國家的德政,能夠真正的回歸社會、成為社會有用的人,對他們來説只有公平公正才能發揮特赦感召的效應。另一方面,對於其他的服刑罪犯來講,如果失去了公平公正,對他們的教育改造就會産生消極的影響。

再有一點,必須審慎有序的開展。畢竟像我剛才提到的特赦會對司法權産生一定的衝擊,所以它有一定消極的影響,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特赦的開展就需要廣泛地調研、審慎地進行,這樣才能避免一方面對社會,尤其是對老百姓造成心理的振蕩,另一方面,能夠保證赦免有序地進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會同公安部、司法部,在2015年特赦時出臺了一個具體的實施辦法,當中對於特赦的具體操作流程有一個明確規定。從法律角度來講,特赦應當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最高權力機關的常設機構做出一個決定,這是啟動特赦。當然,在這之前應該是中共中央提出特赦的建議,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建議來做出決定。決定做出之後,由國家主席發佈特赦令。發佈特赦令之後,實際上是由地方的刑罰執行機關進行排查和篩查,看哪些符合特赦的決定,哪些不符合;最後由服刑罪犯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是否准予特赦的裁定。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副院長趙天紅     中國網 李佳 攝影


中國網:這次特赦是2018年修憲之後直接以憲法為依據的一次重大憲法實踐活動,是實施憲法規範的最直接體現,請您介紹一下實施特赦遵循的憲法和法律依據是什麼?

趙天紅:在我們國家有兩部比較重要的憲法,一部是1954年的憲法,在這部憲法當中同時規定了大赦和特赦兩種制度。大赦是既免除罪又免除刑,而特赦它只免除刑而不免除罪。在1954年憲法之後,我們進行了修改憲法,也就是説在1982年憲法當中,對於大赦制度取消了,現行我們國家正在生效的憲法實際上只有特赦制度。除了憲法依據之外,在我們其他的法律當中對於特赦的制度也有非常明確的依據。比如説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當中關於累犯制度的規定,累犯如果説刑法執行完畢,或者説赦免之後,五年之內再犯相應罪的那就應該構成累犯,所以在這裡把特赦這個制度明確表述了出來。另外,在刑事訴訟法當中也有相應的明確規定,所以從法律規定上來講,我們實施這次的特赦既有憲法依據,也有刑法依據,也有刑事訴訟法的依據。

中國網:此次特赦延續了2015年特赦的思路,並在2015年特赦四類服刑罪犯的基礎上增加五類服刑罪犯。為什麼會選擇這九類赦免對象?

趙天紅:這次公佈的特赦令一共有九類罪犯被免除刑罰,我想主要的判斷依據,可以根據幾個方面來確定:第一類,主要針對的是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還有一些保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安全的這一類罪犯,對於他們的判斷,主要是他曾經為國家做出過貢獻。而且就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這兩部分人來説,實際上他的年齡已經在80歲以上,所以他的再犯危險性是比較小的。

第二類,軍人。這部分軍人是榮立過一等功的軍人,為什麼要對他們實施特赦?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確實曾經為國家做出過貢獻。二是,我們對軍人實行特赦也體現了對軍人這個職業的尊重。

第三類,針對曾經對國家的重要建設工程做出重要貢獻,或者曾經獲得省部級以上獎勵的罪犯。主要原因是他們曾經對國家有過非常重要的貢獻,另外,他的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在一定程度上相對比較低。

第四類,針對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這一類人。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從立法的設計宗旨上來説,主要考慮的是為了保護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權益免受正在發生的危險,所以我們從刑法的立法上來説,實際上已經充分的考慮了保護公共利益的特點,但是在實踐當中確實有一部分人因為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過當而被追究刑事責任,所以這部分人的人身危險性應該説是非常非常小,從這個角度對這樣一些人進行特赦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同時,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我們國家在正當防衛和防衛過當的認定上,標準是在逐漸地放寬。

第五類,對於未成年人、老年人的罪犯。比如説75周歲以上的人,一方面他的犯罪能力基本上沒有了,第二個方面,他喪失了自理能力或者是殘疾,所以從他的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的角度來講,已經降到了一定程度。而未成年人一直是我們國家《刑法》或者其他法律所保護的對象,對於未成年人犯罪比較輕,並且他的獄情比較短的這部分人進行特赦,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最後一類,針對女性的特殊保護。對於女性的尊重和保護一直是我們中華傳統美德的重要部分,而對於女性在這次特赦所設定的條件主要是針對這些女性有需要撫養的未成年子女,其實在保護女性利益的同時,也是對未成年人利益的保護。

總體來看,這次特赦所涉及的9類罪犯主要考慮兩個方面的因素。第一方面,曾經對國家和社會所做出的重大貢獻,而且他的人身危險性相對較小;第二個方面,體現我國刑罰的目的,我國刑罰目的是預防,預防包括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對於已經判刑的罪犯我們針對的是特殊預防,如果這些人已經喪失了繼續犯罪的能力,或者説他沒有再犯可能性的話,我們對他進行特赦是沒有問題的,也是體現特赦特點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

中國網:與上一次特赦相比,這次特赦對象發生變化的原因是什麼?

趙天紅:2019年的特赦令和2015年的特赦令有所不同,也就是説它的範圍擴大了,主要原因就是更多的體現了法治精神,而且更多體現了人文關懷的精神,這在政治法制體系當中是我們一直倡導和追求的理念。

中國網:我們也注意到,這九類罪犯的特赦是有條件限制的。這些限制是出於什麼考量?

趙天紅:我們在進行特赦的時候一定會考量這個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考量他對於社會的影響,同時,要考慮犯罪人悔罪表現,以及他的社會危險性和人身危險性,基於這樣的考慮,我們對幾類罪犯是不允許特赦的。

第一類,犯有嚴重的犯罪行為,這類犯罪行為、犯罪性質是特別嚴重的,比如説嚴重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比如説黑社會組織性質犯罪、恐怖主義罪和嚴重的貪污受賄犯罪,從犯罪性質來説,不應該被列為赦免的對象。

第二類,對於人身危險性的評估。我們在確定是不是應該對這類罪犯進行特赦的時候,會考慮他是不是具有一定的人身危險性,同時,還要考慮他有沒有再犯的可能性,所以對於一些累犯,對於經過評估他的人身危險性非常嚴重,對於一些曾經被特赦,但是在特赦之後又去實施犯罪行為的人,我們明確規定是不能夠進行特赦的。

第三類,對於犯罪行為所判處的刑罰的刑期非常長,而他執行的時間又非常短。比如説,他的刑期被判10年以上,或者是被判無期,或者是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執行時間比較短的情況下,我們可以認定他的改造並沒有達到一定程度,所以對這類罪犯我們是明確規定不能夠進行特赦。

中國網:據了解,2015年特赦的罪犯他們的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的總體效果呈現得還是比較好的,在幫助特赦人員更好更快地回歸正常的社會生活上,您有哪些建議?

趙天紅:對於特赦的對象,我們剛才前面已經明確有九類,這九類實際上有各自不同的特點。有一類是屬於年紀很大的老年人,或者是喪失一定勞動力、缺乏自理能力的人,我想對於這類的罪犯在被特赦之後,我們更關心的是他出獄之後的生活,比如説他應該安置在什麼地方?有沒有居所?如果生活需要他人照顧,是不是有一定的社會保障服務?同時,如果有疾病的話,我們是不是能夠在疾病的治療上給予一定的跟進?我想這些方面如果做好的話,可能對於這些罪犯更好融入社會是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第二類,對於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是祖國的希望,由於前面實施了一些犯罪行為、情節不是很嚴重的,那可能對於這些人將來的就學就業會産生一定的影響,所以我們如果能對這些特殊的未成年人有一定的政策和幫助,我想是能夠使他們很快融入社會的。


 (本期人員:責編/記者:裴希婷;攝像:王一辰 張文泉;後期:張文泉;攝影 李佳 主編:鄭海濱)

< 閱讀全文 >
< 收起 >
來源:中國網
(本期人員:責編/記者:裴希婷;攝像:王一辰 張文泉;後期:張文泉;攝影 李佳 主編:鄭海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