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各位好！這裡是中國網《中國訪談》2019年全國兩會特別報道。《未成年人保護法》、見義勇為、防衛過當這些話題廣受網友的關注。今年《未成年人保護法》將迎來大修。見義勇為和防衛過當又應該如何鑒定？當需要我們見義勇為時我們應該如何保護自己？就相關問題，我們專訪了全國人大代表、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劉守民。

全國人大代表，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劉守民接受中國網《中國訪談》專訪。

       中國網：劉代表你好！歡迎您做客《中國訪談》。首先請您給我們介紹一下今年兩會您的建議主要包括哪些方面呢？    

       劉守民：因為我是法律工作者，所以對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修改比較關注，也關注法律界普遍關注的問題，以及老百姓關切的重大的（法律方面的）問題。例如産權平等保護的問題、民營企業發展的問題等，結合這些問題我提出了兩個修法的建議和一個立法的建議，其實也希望和其他代表聯手，通過議案的形式提出來。    

       一個是立法的建議，建議制定我們國家的《個人破産法》。因為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多年，是一個民商合一的國家。企業的經營失敗可以通過重整、企業破産來進行清算、重整、保護。但是，個人如果作為市場經濟的主體，在創業、創新的過程當中經營失敗了，背負了很多的債務，就成為了現在在法院執行過程當中普遍被稱作的老賴。其實除了個別有債不還，逃避法律責任的人之外，大部分是真正的經營失敗，而不是故意逃債。但是我們現在沒有個人破産的相關立法，就導致我們積壓了大量的案件。

       另外，我有一個修法的議案是關於對民營經濟的保護。這是很重要的一部法律——《刑法》。《刑法》是關於定罪和量刑的法律。但是，在定罪和量刑上我們對國有資産和私營財産，或者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保護力度是不平等的，體現在有些罪名不一樣，有些認定的標準不一樣，還有些是追訴的標準不一樣。在我們提倡産權平等保護的大背景下，特別是《憲法》、《物權法》早已經倡導平等保護，我們應該給民營企業家安全感。在這種情況下，修法迫在眉睫，我們應該對《刑法》相關條款進行修改。    

       還有一個修法的議案是《國家賠償法》。《國家賠償法》已經實施很多年了，但是仍然存在很多問題。我舉個例子，過去判了罪，但後來經過申訴再審發現過去判重了，現在認定了是輕罪，但是過去的刑罰已經執行了，那按當前的《國家賠償法》來講，這種情況是不賠償的。只有判了“有罪”執行後改判“無罪”才賠償，“重罪”改判“輕罪”，已經執行了的不賠償，這是非常不公平的。    

       中國網：《未成年人保護法》在1991年頒布之後經過了兩次修改，今年要大修。既然大修，就説明目前的法律條款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那您認為這個空間有多大呢？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劉守民：《未成年人保護法》也是我們修法的重點，也是難點。對未成年人權益的保護涉及到了各個層面，包括學校、家庭、監護人以及社會各界，當然，也包括政府。未成年人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的認知受限，不能完全自己保護自己。我們不能期望一部法律的出臺解決所有的問題，因為法律的成本高，立法過程長。我們過去在《未成年人保護法》裏對監護人、家庭、學校以及社會各界，包括對政府都有原則規定，但是我們永遠都列舉不完，措施也永遠都不夠，還需要有行政法規，各類規範性文件，學校的管理制度，政府的財政投入，各方面的配合才能夠使得法律真正地起作用。    

       中國網：其實保護未成年人前提是要預防，如果犯罪之後才保護，再加強也沒什麼太大意義，預防是很重要的。    

       劉守民：很多犯罪行為是從一些輕微的違法行為開始的，而違法行為是從不良的習慣開始的。所以，要從未成年人最基本的認知開始培養，而不能等到他已經到了犯罪的邊緣再去預防。    

       中國網：去年發生了兩起關於見義勇為和防衛過當的案件，引起了很大的社會輿論。那麼，見義勇為和防衛過當有沒有一個明確的界限，在法律上是如何規定的？

       劉守民：我國還沒有將見義勇上升到法律的角度做規定，但是正當防衛和防衛過當的界定《刑法》當中是有規定的。為了自身的、他人的、國家的、社會的利益免受正在遭受的不法侵害而採取一些反擊、制止的行為，造成了加害人的損害，叫做正當防衛，只要在合理的範圍內，是不需要承擔法律責任的。

       但同時還有一個並列的概念叫“防衛過當”，是指在制止不法侵害時，如果防衛程度與侵害的行為不匹配，超越了度，造成了比較嚴重的後果，這時，作為防衛人就要承擔防衛過當的責任。所以就出現了一些見義勇為帶來的觀念和行為上認定的難度。因為普通老百姓不是搞法律工作的，無法在實施行為之前先來衡量一下法律上是怎麼界定的，就是憑著一股正義感，挺身而出。

       現在問題就是防衛的度怎麼把握？《刑法》上有原則規定，但是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大家認知是不一樣的。再加上我們在司法實踐當中缺少對這一概念統一的、標準的解釋，因此，到了具體的辦案單位，就會出現各自按照不同的理解、針對不同的案情出現戲劇性的不同的處理方式。（這是因為）法律本身有模糊性；其次，在司法實踐當中缺少統一的司法解釋的標準；第三，與我們這些年來的社會風氣有關。現在很多人不敢做好事兒了，害怕做了好事兒以後禍及自身。（因為）有些案例確實是因為做好事兒，自己承擔了一些無辜的責任。這就是我們執法的邊界出現了不清晰，出現了搖擺，甚至在價值取向上出現了一些錯誤的認知。    

       我們一定要引領社會風氣朝正義的、正面的方向走。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這兩年通過一些做得非常好的個案，倡導一種（正確的）價值，來維護法律的尊嚴，讓大家能分得清正和邪。        

       中國網：習近平主席在新年賀詞中説道，“我們都在努力奔跑，我們都是追夢人”，那麼，您的夢想是什麼呢？    

       劉守民：我是一個法律人，從80年代中期開始做律師工作，到現在已經30多年了。毫無疑問，我的夢想就是法治中國，真正地讓法治在國家治理當中發揮作用。現在我們提出了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我認為法治夢是中國夢當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我的夢想就是我們國家成為民主法治的國家。

（本期人員——責編/文字：白璐；主持：段冰；攝像：齊銳；後期：劉凱；主編：鄭海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