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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網：“中國訪談·世界對話”，歡迎您的收看。5日上午，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舉行開幕式，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總理回顧了過去一年經濟社會等各領域的發展情況，總結成就，分析不足，然後介紹了2019年的工作目標、重點任務及舉措。《中國訪談》節目特別邀請了中國人民大學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三位權威專家，對報告的內容進行解讀，並且與廣大網友進行交流。
趙錫軍教授、毛壽龍教授、張立群研究員做客《中國訪談》直播間。（李佳 攝）
中國網：他們是：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教授。
趙錫軍：各位網友大家好！
中國網：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毛壽龍教授。
毛壽龍：各位網友大家好！
中國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張立群研究員。
張立群：各位網友大家好！
中國網：總的來説，2018年措施很多，困難很多，當然成績也很多。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的內容也很多，我們挑選一些重點來看。首先，總理用了一段來講困難，先是開門見山地指出，去年我們面臨的是“國內外複雜嚴峻形勢”，在國際方面有一句“特別是中美經貿摩擦給一些企業生産經營、市場預期帶來不利的影響”；在國內方面説的是“新老矛盾交織，週期性、結構性問題疊加”。那麼，我們想請三位老師也分析一下，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哪些地方？新矛盾指的是什麼？老矛盾又是什麼？週期性、結構性的問題又是指什麼？
張立群：2018年的時候，中國經濟發展確實面對多年少有的錯綜複雜的國內外形勢。外部形勢就是剛才談到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逆全球化的風潮涌動，裏面也包含了中美貿易摩擦，在這樣的背景下，我想中美貿易摩擦對2018年中國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對外經濟發展（的影響），第一個還是在出口方面，比如去年出口搶單活動是比較集中的，當然這個搶單對2019年外貿增長會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因為有一定的出口業務量提前到2018年，通過搶單的方式釋放出來了，這樣勢必使2019年的出口增速下降。所以，中美貿易摩擦使得中國外貿出口增長的波動顯著加大了，這對中國經濟的平穩運作是非常不利的。
更重要的是對國內市場信心的影響。長期以來，我們國內廣大的市場主體對中美經貿關係還是高度關注的，特別是中國的發展是一個追趕型的發展或者是後發國家的模式，很多方面要以發達國家為標準去努力，包括改革開放和發展水準提高方面。但是這個時候，作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而且佔據科技制高點的經濟體——美國，對中國開始掀起越來越激烈的貿易摩擦。這種情況對各方面的信心，包括對資本市場和投資人的信心，影響還是很大的。所有這些對2018年經濟穩定都帶來了衝擊和壓力。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張立群研究員。（李佳 攝）
從國內來看，中國正在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高品質發展要起步，我們要改變過去粗放的低水準的發展模式，數量擴張的發展模式，無論是企業的行為、企業的發展模式，還是我們的産業結構、經濟的結構，都要進行全方位的調整。更為重要的就是我們的制度，包括要素市場化配置的體制機制，包括支援更充分有序的市場競爭的基本經濟制度，産權，包括“兩個毫不動搖”等等，都是需要進一步地改革和完善。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從高增長轉向高品質發展，我們在多個方面是存在著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的。剛才提到的這些矛盾和問題是週期性和結構性的。週期性，中國經濟從2010年開始增速下降的過程，GDP增長率從10.6%降低到2018年的6.6%，這個過程持續8年之久，這樣的增速下降包含著各方面收入增速的下降，包括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政府財政增長速度、企業利潤增長速度等都出現下降。
所有這些收入增速的下降，我想它對居民的消費能力産生了越來越明顯的影響，對企業和政府的投資能力也産生了越來越明顯的影響。所以，在這個背景下，經濟的下行壓力有內生性的源泉，由於收入增速的下降，導致需求增長能力的下降，再導致供大於求程度的加大，這樣的過程就形成一個慣性的迴圈。這樣的情況，在2018年的表現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長率從3月份開始持續下降，到年底已經從年初的兩位數增長轉變為一位數的增長。投資的增長率也從1-2月份的7.9%降到全年的5.9%，特別是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增速從16%左右降到全年3.8%。從房地産形勢來看，房地産銷售水準在2018年也是進一步下降，城鎮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增速全年只有1.3%，在2016年是22.5%，這種情況對開發商的信心也帶來了普遍的影響。所以，開發商的活動也有降溫的趨勢。所有這些都表現為內需的增長有比較明顯的下行壓力。
從經濟結構調整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克服了多個方面的困難，在去産能、穩杠桿等方面取得了積極的成效。但也應該看到，我們要實現高品質發展，在一些重大的經濟結構包括城鄉結構、地區結構、産業結構等等多個方面還面臨一系列爬坡過坎的難題。
總的來説，現在中國經濟發展確實處在一個非常關鍵的歷史時期，真是要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我們不僅要在高品質發展的條件準備方面不斷地做出艱苦努力，也要在保持經濟平穩增長方面做出持續的努力，要把改革、發展、穩定三方面關係協調好。我想，我們面對的確實是多年少有的空前嚴峻的形勢。
中國網：毛老師，您認為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哪？
毛壽龍：中美貿易摩擦應該説經濟上影響比較直接，但我想，對信心或者對整個國家各個方面的平穩度來講，它的影響會更大一些。最核心的就是説，中美貿易戰，在很多企業家看來不是貿易戰，更多的可能是冷戰的延續或中國進入世界以後世界新格局的變化，對於戰後美國為主的西方秩序的挑戰或者美國本身的反彈等等。甚至有人講，這是中國的法律和美國的法律相互之間的衝突，或者是社會衝突，或者是意識形態衝突，或者兩個國家治理的摩擦等等，各個方面（看法）都有。這方面直接來講，是特朗普採取的徵稅措施或威脅徵稅，直接影響到交易量的變化，提前轉移了。就沿海一些城市的企業來講，尤其是外國的投資，它就悄悄地——正好我們這邊勞動力成本提升，東南亞本身發展了——有一些轉移了。包括我們自己的一些企業也開始對外投資，在外面尋找相關的機會，讓自己的資産有個國際化的配置。因為很多國家，包括越南，東南亞一些國家沒有配額，也沒有加稅的説法。80年代、90年代，上個世紀的時候，紡織品配額一起來，我們很多裁縫就跑到模里西斯去了，模里西斯是印度洋南部非洲一個小島，中國那麼多老闆、企業，或者做衣服的跑到那裏去躲美國的稅收。實際現在已經有相關的人未雨綢繆，很多的企業家見到我就問，哎呀，現在大的形勢怎麼樣？中美貿易到底會有什麼關係？我要不要提前做一些準備？3月1日能不能談成，3月1日“習特會”能不能達成？會不會特朗普轉身就走？企業家是非常非常關心的，所以，從關注度這個角度來講，如何讓它有個平穩度。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毛壽龍教授。（李佳 攝）
就我們自身經濟來講，外向型經濟去年已經開始有一點點脆弱性，比如其中有的産品，産業鏈裏一些關鍵産品技術沒有突破，別人掐著我們的脖子。這就需要思考一下，但更多的我們還是要堅持自由貿易政策，讓中國更多地融入世界，融入過程當中降低關稅，尤其是制度性開放，讓相關的禁止性規定越來越少，進出口制度性的障礙、法律性的障礙越來越少，這樣開放度越來越高。開放度一高，哪怕過去很古典的經濟學家都認為，哪怕單方面無關稅或無障礙的話，自然而然這個障礙就消失了，自己是得益的。全世界都從你這兒能得益，既然全世界從你這兒得益，某一個國家對你採取貿易壁壘措施，吃虧的是它自己。所以，英國之所以那麼強大，因為它全面對外開放。歐洲一些國家沒有發展起來，歷史上有經驗教訓的，日本全面開放以後發展也很快，它有一些方面有貿易壁壘就發展不起來了，現在處於“穩態”，或者與有活力的經濟相比，屬於活力不大的狀態。
中國網：剛才説了那麼多，其實最難回答這個問題的是趙老師，每次他是最後一位講，前面兩位老師講完了到您這兒，您還有什麼不同的意見和看法？
趙錫軍：實際上他們兩位已經講得很全面了，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影響，以及國內的矛盾等等，我覺得這個影響可以分三個層次。一是直接的影響。美國方面加關稅，我們也加關稅，雙方的貿易成本肯定會上升，貿易量會受影響，別的國家可能會得利。這是最直接的，影響到我們的進出口企業、進出口業務，生産的廠家，就業也好，財政收入也好，GDP增長也好，都會受到影響，這是最直接的。
二是間接的影響。由於貿易的産生，有可能會對大家的預期和資訊帶來影響。剛才兩位都分析了，有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資本市場，讓大家覺得這個風險會加大，投資會撤出，等等，這是間接的影響。
三是潛在的影響。這些潛在的影響就更難評估了，因為大家不知道美國一步一步提高要價會到什麼程度，最終會不會使兩國關係全面撕裂。這種威脅放在那兒，這個影響太大了。確實，這是潛在的影響。很多其他的國家在看，有些國家還巴不得你中美之間産生什麼東西，鬧矛盾，然後從中牟利。
中國網：其他國家受益。
趙錫軍：特朗普這種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法我們以前沒有碰到過，怎麼應對也是個新問題，也是個新挑戰，所以應對的時候也要慢慢地學習、摸索，才能夠應對好。好在我們可以看到，中美之間通過多輪協商，開始慢慢找到一些共通的地方，消除了一些可能的影響。但是這個尾巴還留著，2019年可能還會面臨跟美國之間的摩擦怎麼樣化解的問題。但我們在不斷地積累經驗，這方面的影響我們還是要把它充分地估計夠。
至於説我們在國內方面面臨的挑戰，確實就像剛才兩位專家所講到的，我們本來在2018、2019、2020年這三年要打“三大攻堅戰”。為什麼叫“攻堅戰”？就是因為前面想解決，但因為各方面的原因、各方面的因素不能解決，但不解決又不行的事情，又必須要解決的問題，所以，集中在這三年來解決。2018年又是第一年，開頭做得好不好會影響到後面任務能不能完成，無論是精準扶貧、脫貧，還是要化解重大風險，還是要應對環境的破壞，這些方面都是長期積累下來的，要三年內把它徹底解決掉，各方面的壓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我們不具體説，就我了解到的，比如化解重大風險，主要是金融風險，我們採取了很多的措施，來降杠桿、去杠桿，在降杠桿、去杠桿的同時還不能影響到企業的融資，不能影響到企業的投資，不能影響到經濟穩定所需要的資金，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很大的壓力。在這個壓力之下，你要找到平衡，要化解這個問題，同時讓經濟能夠平穩增長，這都是不容易的。
這個矛盾在去年的挑戰還是比較大的，其他方面都有，我就不再多説了。
中國網：還有一個潛在的影響不知道三位怎麼看，比如企業受影響之後，企業員工的一些福利待遇以及就業的問題是不是也會受很大影響？
趙錫軍：確實，因為進出口的問題，牽扯到很多出口企業或者進口企業用工的問題，有的時候可能訂單沒有了，這個員工不僅僅收入會下降，福利可能沒有，甚至工作都可能成問題，他就要想辦法，萬一中美之間要能談好了呢？它要繼續出口，員工又不能放假、解雇掉，他必須要安排好，不掙錢，要安排好員工，要貼錢在裏頭，這對他來講就是很大的壓力。
中國網：總理在這次報告當中也説到實體經濟困難比較多，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尚未有效解決，三位對這一問題怎麼看呢？
張立群：經濟轉型很重要的是企業的轉型，企業在很長的時間內面對的是供不應求的市場，那時候企業因為價格上漲帶來的利潤是很容易獲得的。實際是我們現在轉向高品質發展，我們是面對一個供大於求的市場，在這個市場上，企業的轉型面對的考驗是非常多的。當然，大企業也面臨很大的挑戰，市場競爭當中，特別是關於市場需求份額競爭當中，我想中小企業佔據的位置不是很有利的。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小企業發展的困難既有轉型方面的困難，也有市場需求不足、銷售方面的困難。而這個市場銷售的困難會導致中小企業資金週轉的困難，資金週轉困難又會導致金融部門對它風險的擔憂加大，這是它貸款難、貸款貴的重要原因。這些形成了一個迴圈，越是找不到錢它的困難就越大，越是困難大金融部門對它貸款就越小心。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小企業目前面對的這個困難凸顯了我們整個實體經濟轉向高品質發展（的困難）——從微觀經濟主體來看，脫胎換骨是一個非常艱難，充滿了各種風險和挑戰的過程。2018年，黨和政府從多個方面出臺措施，特別是著力改善營商環境來緩解中小企業的困難，這些舉措都是非常重要，非常關鍵的。
中國網：毛老師，您怎麼看？
毛壽龍：中小企業面臨的問題，剛才張老師講的有關市場方面的變化。我們原來講中小企業船小好掉頭，船大不好掉頭，它有很多它的靈活性。但是實際上，在大船掉頭的時候小船也在遭殃，從這個角度來説，中小企業的的確確面臨一些困難。
但我認為最核心的困難還有其他方面，因為中小企業的老闆經常跟我講，他説最核心的是稅費以及營商環境，也就是選擇性執法或者突擊執法等等。總理這次講到給中小企業減負，講的是“放管服”方面的改革。營商環境的改善非常重要，尤其是東北那些本身市場經濟並不是很發達的地方，有些企業家明顯感覺到投資不能過山海關，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選擇性執法，動不動消防、動不動衛生不合規等等。
中國整個資本市場融資成本就比較高，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越大的企業規模越大，融資成本反而低。對於小微企業來講，一是貸款拿不到，而且拿到以後也很麻煩，就是相關的信用度各方面都要有合規性，在合規性的基礎上，比如你可以通過信用卡刷卡，刷卡量的一半去貸款，或者你乾脆有一個信用卡，信用卡有一個迴圈使用，它通過迴圈使用來獲得貸款，這個成本都很高的，7%-10%以上。民間貸款的成本更高了。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小企業不僅是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實際它是系統性的比較難。
中國網：趙老師，您是不是有不同的看法？
趙錫軍：他們兩位都講到市場準入方面的問題，碰到的困難，一個是營商環境方面的困難，也包括稅費方面的困難，都很好。
我個人認為，去年我們民營企業界、中小企業界面臨著很大的壓力，因為去年社會上有些輿論，説我們國家是不是還需要民營經濟、需要民營企業？本來應該沒有這種輿論出來的，黨中央、國務院的所有文件裏對民營企業、民營經濟的定位都非常清楚，但去年突然之間冒出來這些輿論了，最後中央相關的部門、有關的領導、總書記都出面召開民營企業家的座談會，來化解、澄清輿論（質疑）的這些模糊的地方。可想而知，企業除了那些本來在生産經營當中實實在在可能碰到的問題，還面臨這麼大的輿論壓力，心裏確實會沒有底。所以，我覺得這一年對他們來説確實是個很大壓力的一年。但民營企業在我們國家的社會經濟中的地位，總書記也説“五六七八九”，這些地位沒有辦法替代。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教授。（李佳 攝）
你只能把它更好、更規範地發展起來，讓它成為我們經濟很重要的部分，把它做好、做大、做強。怎麼樣來支援他們發展，給他們的發展提供好的條件，這塊兒要更多地想辦法，在去年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確確實實，由於我們的民營經濟、小微經濟是我們國家的新生事物，在很多制度安排方面，資源配置的機制方面，包括我們的習慣、各種思維方式方面，還沒有形成對它像對國有企業那樣很公平、很一致的考慮和安排，所以這個矛盾就表現出來了。大家經常説到民營企業、小微企業會遇到的融資難、融資貴，確實，因為原來的融資安排裏沒有這一塊或者這快很薄弱，但是民營企業發展得很快，對資金的需求量很大，而且不斷有民營企業發展起來，制度方面的安排欠缺，就導致供求關係出現緊張。好在去年從政策層面來講，採取了很多措施來緩解、化解這個問題，包括2019年，在這方面我們仍然要進一步採取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
從總的發展過程來講，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和它的營商環境和準入都是要在發展中解決的，民營企業本身要發展，我們的制度安排、機制的安排，各種市場資源的配置也是要發展的，來同步完成這個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