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營經濟從小到大、從弱到強，不斷發展壯大，充分展示出自身活力。從1980年，浙江溫州的章華妹領到第一張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到2017底，我國民營企業數量超過2700萬家，個體工商戶超過6500萬戶，註冊資本超過165萬億元。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內地改革開放春潮涌動，市場機遇逐步顯現，一大批港商就將投資目光投向了這裡。香港信業紡織有限公司、意得投資有限公司創辦人、董事局主席高佩璇就是其中之一。從汕頭到瀋陽，高佩璇幾十年間不斷開拓創業，推動了香港和內地的交流發展。本期節目帶您走進高佩璇，聽她講述與改革開放同行的風雨歷程。

香港意得集團董事局主席高佩璇接受中國網《中國訪談》專訪。（董寧/攝影）

        中國網： 歡迎高總做客《中國訪談》。20世紀80年代您從香港來到內地投資建廠，從事服裝來料加工業務。當初為什麼會選擇來內地發展呢？

        高佩璇：因為當時國家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所以在香港很多人都會希望回來做一些事情，（為改革開放）添磚加瓦。還有就是我是汕頭人，所以我就選擇了汕頭，作為我的（投資建廠的）第一站。

        中國網：其實汕頭也是我國改革開放早期四個經濟特區之一，當時創業的環境怎麼樣呢？

        高佩璇：太艱苦了。當時應該説馬路不平、燈不明、電話不通，這都是正常的。每天早上出去你可以打扮得很靚麗，但是晚上回來肯定是頭髮蓬鬆。

        中國網：那個時期的工人，他們的一些觀念是什麼樣的呢？

        高佩璇：那個時候從工人來講，他不太了解國際市場的需求，而且原來採用的都是比較原始的方法。後來因為生産量的增加，需要更換設備和實現電動化，所以需要一些時間去讓工人理解和學習。其實那個時候的工人都是很想做好每一件事情，做好每一個産品。不過因為當時市場還是比較閉塞的，所以在他們心目中最好的品質並不是國際要求。

        中國網：那以服裝産業為例，當時中國內地製造業的發展處於一個什麼樣的階段呢？那和香港相比，甚至和國外相比有怎樣的差距？

        高佩璇：當時內地是一個初級階段。那個時候基本上是家庭式的操作，縫紉機它不是電動的，是腳踩的。

        中國網：人工的？

        高佩璇：對，剪衣服是用手工來剪的。香港當時已經是實現工業化了。當時在亞洲來講，香港也是屬於比較超前的。香港已經全部都用電動的縫紉機，採用電動的特種工具，還有電動的裁床。那麼從這種生産的差距來講，一個是工業化，一個是手工化。

        中國網：那改革開放初期，其實以您為代表的港商陸續來內地投資建廠，也遇到很多這樣落後的困難，那當時是怎麼解決的呢？

        高佩璇：其實我們只有依靠耐心，摸著石頭過河，然後儘量把外面的技術、管理和理念帶進來，讓工人和工廠的管理人員適應。只能是這樣。

        中國網：改革開放初期，港資是引進來和走出去的先行者。改革開放對港商的成長以及港商企業的發展帶來了哪些新的機遇和挑戰呢？

        高佩璇：其實説句真心話，港商在改革開放這個大時代當中，既是助力者，又是受益者。很多港商在這個時候的初衷，其實都是為了國家，過來做事情。由於我們國內的市場比較大，我們國內的人力資源比較多，所以港商的機遇是很大的。只要想好的，並能夠做到的，他的空間是非常廣闊的。所以機遇就擺在面前，我們那個時候説是“遍地黃金”。

        中國網：那在您的印象當中，改革開放初期港商來內地投資，除了服裝産業，還有其他業務嗎？

        高佩璇：比如説在塑膠行業、靴業、帽業，等等。很多的産業，只要是需要手工的、需要人力的，基本上都往內地移。

        中國網：那個時期來內地投資建廠，給當地帶來了哪些理念和技術的轉變呢？

        高佩璇：技術肯定是從原始到機械化，每一個行業進來都是機械化了的。從理念上來講，以前的人可能會認為我做一件産品比較隨意，不需要要求很高，但是國際上來講，這不可能。每一個産品都得經過嚴格的檢驗，它才能出口。在這種情況下也是一個理念的轉變。

        其實我們有時候，當我們的技術工人跟他們討論，解決不了問題的時候，我都要親自到場。我要用很多的方法讓他們接受國際的要求。比如説一個裁床，我曾經在北京市的一個工廠，我們的技術人員和工人已經都沒辦法確定下來怎麼做得最好。我們的意見工人不是很接受，因為他覺得我這樣子做就行。但是我們的工作人員告訴我，真的不行，所以我只有自己飛過來，然後我就在裁床上，跟他們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去討論、爭議。由於我和他們相互之間的信任感，他們相對來説會聽得見我的意見，最後能夠解決問題。他們決定還是按照我們的要求來做。

        中國網：那其實像這樣的困難在改革開放初期，在內地投資建廠的時候會有很多。

        高佩璇：比比皆是。所以我原來在內地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我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天上到處飛。每一個工廠、每一個地方有問題都得去解決。

        中國網：您覺得這個觀念的轉變大概經歷了多長時間呢？

        高佩璇：也得有10年。

        中國網：10年左右。

        高佩璇：10年後就很順利了。對服裝界來講，10年後它已經可以完全按照國際上的要求（生産），我們要求的東西他基本上都能做到，甚至他們都能想到更好的辦法。

        中國網：其實觀念在轉變，所以一步一步地在這個行業裏面不斷的創新。您在開拓創業的同時還服務社團、投資建廠的熱心公益等等，為社會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您怎麼看以您為代表的這些港商身上的家國情懷呢？

        高佩璇：其實香港人，説真心話，大部分是由內地過去的，可能小時候在內地生活，所以大家心目中都是以國家的利益為前提。大家心中懷著的都是家國情懷，非常濃厚。尤其是香港人的傳統文化也比較濃厚，比如説香港人比較喜歡有問題大家都出來幫忙解決，好像是有一個責任感。我在香港最大的一個感受就是不管是哪一個社會層面出現問題，香港人都會站出來幫忙。只要是有能力的人，都會想出來替社會解決問題。尤其是當內地，比如説有什麼災情，尤其是像汶川地震，香港人是不需要發動的，而是自發性地在馬路上（募捐），到處都有人捐款。所以我覺得香港在這方面都是傳統文化的意識比較濃厚，其實也是我們中華民族血濃于水，還有民族大義的問題，很濃厚。所以這種事情在香港比比皆是。

        中國網：其實那個時期港商的一種愛國情懷，包括為內地所做的一些貢獻也是比比皆是。有沒有令您印象深刻的，或者是令您敬仰的人做出一些善人義舉也好，為國家付出的一些事情也好，有沒有？

        高佩璇：因為我是潮州人，我們潮州人當中有一位老先生，他叫莊世平。莊世平老先生，他早在咱們國家最早的解放事業當中，就已經積極地在參與很多事情。改革開放一開始，他在香港就到處找我們這些年輕人，説你們到內地去發展，如果你們遇到困難，我都儘量來幫忙。所以像這種事情對我們的教育也很深，就是一种家國情懷，傳承給我們年輕一代。讓我們大家都盡一份力，給國家添磚加瓦。

香港意得集團董事局主席高佩璇接受中國網《中國訪談》專訪。（董寧/攝影）

        中國網：在改革開放初期，港商是內地吸收外資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既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也給國家帶來了發展急需的資金、技術和先進管理方式，解決了大批富餘勞動力就業，維護社會穩定與發展。1993年，高佩璇在遼寧省瀋陽市投資興建五愛市場服裝城，將其打造成為國內建成最早、規模最大、區域影響力和輻射面最廣的超大型服裝批發和零售商場之一。

        中國網： 1993年您在瀋陽投資興建了瀋陽五愛市場服裝城，那個時候的市場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呢？

        高佩璇：原來有一個老市場，它是露天的，露天它是（要經受）嚴寒酷暑。

        中國網：就是不管是什麼天氣，都是在露天的狀態下。

        高佩璇：都在露天狀態下。當時那些經營者告訴我，只要在這個地方經營上三年的人，下半身都是有毛病的。

        中國網：其實就是受天氣的影響。

        高佩璇：因為天氣很冷，比如説冬天的時間很長，瀋陽冬天時間很長。我去的時候，我覺得我如果在露天站上10分鐘等車，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得在那裏跳，才能抵得住嚴寒。他們是一天好幾個小時，都要站在露天的地方來經營，所以是非常艱難的。而且當時大的社會環境也挺艱難，下崗工人是一個大的問題。當時很多國有企業不得已需要倒閉，所以很多（經營者）都是原來從大企業當中下崗下來的。整個社會是挺困難的。

        中國網：那當初為什麼會選擇瀋陽作為投資建廠呢？因為瀋陽那個地方相對汕頭來説還是相對落後的，比它更落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高佩璇：因為我去了之後，我覺得當時他們確實很需要。你看到這麼多的下崗工人，他需要有一條出路，他需要生活。而且我看到這個市場原來的經營者，確實在露天當中經營是非常艱難的，所以我想盡一份力。如果能給他們一個服裝城，他們能夠在一個建築物裏面經營，對他們來講，一年增加了三分之一的經營時間，也給他們的身體帶來了保暖的條件。我們的市場是冬暖夏涼，因為夏天有空調，冬天有暖氣，這對他們來講是很重要的。其實當時就這麼一個心。

        中國網：那當時除了環境惡劣之外，他們的收入怎麼樣？

        高佩璇：他們當時是有一定的收入，但是當然和我們後來改善條件之後是沒法比的。當年他們是能夠維持基本的生活，但是也挺艱難。比如説我看到他們冬天的時候除了穿棉鞋、棉襖、棉褲以外，他還得拿一個大的棉布把腿包起來，才能夠在那裏熬幾個小時，大概他們是從早上4點熬到早上9點、10點這樣子。而且那個時候他們的經營模式是非常原始的。

        中國網：也是非常單一的。

        高佩璇：對，而且他們也沒有經營的意識。他們只想到，我今天能夠讓這個人買我的衣服，我就能吃飯。所以有時候，你過去問他買衣服的時候，如果問了價格你不買，他會不高興的。但是後來我們到服裝城內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們從一進廳就開始引導他們文明經營。還有我們要教給他很多經營的方法和模式，我們也要帶給他很多結構性的改造。就是我們要從全國找來服裝廠家給他們增加産品的數量，也要給他們找服裝的品牌，提高他們經營的品質。這樣子他們面對的市場也就慢慢地在擴大，比如説原來可能只是買幾塊錢（衣服）的人過來這個市場買衣服，現在可以買到1000塊錢，甚至再多。

        中國網：當初沒有進場之前，有沒有和這些個體戶溝通過？他們願意新建這樣的一個廠子嗎？

        高佩璇：有，我有跟他們很密切地溝通。他們很願意進廳，就是他們很願意有這樣的場地，但是他們很害怕。他們害怕進去了之後成本會高，然後他的生意不好做。所以我也得跟他們通過溝通，來解決他們的思想顧慮。當時我給他們的承諾是，我不賺你們的錢，你們只要進廳，你們肯定能賺錢，因為我會帶你們做更多的生意。但是也有一些人，他們是不一定能夠看得見的。而且我得做很多事情，讓他們對我有信心、有信任，最後變成信賴。

        中國網：其實當時建設中國北方最大的服裝批發市場，在經營上和經濟上會有哪些風險？

        高佩璇：風險很大，因為之前是沒有模式的。在中國我們這個市場，應該説是開創了一個新的模式。我用國際的管理水準，我用我經商20多年的社會基礎和經驗，來帶領他們轉變他們的經商理念和方法。風險就是如果我沒有把市場搞好，這麼大的一個樓，怎麼維持它每天的費用，是這個問題。

香港意得集團董事局主席高佩璇談改革開放40年民營經濟發展。（董寧/攝影）

        中國網：改革開放40年，目前中國民營經濟呈現出“五六七八九”的典型特徵：繳納50%以上的稅收，創造60%以上的GDP，貢獻70%以上的技術創新和新産品開發，提供80%以上的就業崗位，擁有90%以上的企業數量。在目前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背景下，民營經濟的發展也遇到了一些挑戰。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支援民營經濟發展，不斷釋放民營經濟活力，進一步增強了民企信心。

        中國網：1997年香港回歸以來，您認為香港又遇到了哪些新的發展機遇呢？

        高佩璇：新的發展機遇應該説現在是改革開放40年的總結之後的一個再開放，對香港來講也是一個重大的機遇。尤其是大灣區，現在香港、澳門和廣東的9個城市，連起來叫“9+2”，成為一個大灣區，這個大灣區應該説也是中央給香港創造的一個非常大的機會和機遇。因為香港有很多問題，它自身很難解決，比如説它的住房問題，它的教育數量問題，它的醫療問題，它的安老問題，它的學生就業問題，它的高科技落地問題，都需要有空間。但是現在香港有很多限制，它沒有辦法一下子去解決這些問題。但是它可以通過大灣區的發展來解決這些問題。當然了，香港對大灣區也有一個非常好的作用，就是香港的管理、金融和服務業，它都是國際頂尖的，所以它把這些東西帶到大灣區，又能給大灣區的9個城市帶來新的機遇。所以這個大灣區的政策對香港來講，是非常好的。大家都非常盼望，希望儘快可以落實。

        中國網：企業家是經濟活動的主體，那您認為新時代中國企業家精神內涵都包括哪些呢？

        高佩璇：我想企業家的內涵，首先是應該“重合同守信用”，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底線。第二個就應該“求真、求實、求正”。因為作為企業家，他所做出來的産品，它必須是真的，不能造假。求實，就是説我們要腳踏實地，每一件事情都應該落實到位。求正，那就是説我們要有愛國之心、報效祖國之心。一切以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為前提，他才能夠稱之為一個新時代的中國企業家。

        中國網：那您怎麼看待中國民營經濟這40年的發展？以及對中國經濟發展作出的貢獻的？

        高佩璇：我覺得民營經濟確實是太重要了。在這40年當中，“五六七八九”理論，這些數據大家都知道。所以民營經濟在未來它還是應該要承擔這樣的角色，而且應該更好地去發展、更深層次地去發展，堅持最新的創新理念，要敢於嘗試。因為企業企業比較容易做決策，比較容易去實施，所以它應該敢於創新、敢於嘗試，走在現代科技的尖端，去把科技落實成為生活所需、社會所需、國家所需，從這些角度去發展。

        中國網：當前中國經濟正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也正在推動傳統製造業的轉型升級。那您認為中國民營企業在這個過程當中，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高佩璇：民營企業家在這個過程中，我想他還是仍然要扮演一個“吃螃蟹的人”的角色。

        中國網：很確切、很形象。

        高佩璇：對，因為你敢於嘗試，你就能“吃螃蟹”。大膽地往前走。而且要相信國家，國家的政策其實在這40年當中已經告訴我們，方向性非常好、是正確的，那麼我們也相信國家，未來還會繼續給民營經濟一個廣闊空間，給予大力的支援，政策會一如既往、越來越好。

        中國網：那未來應該如何促進民營企業進一步發展呢？

        高佩璇：（需要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這是很重要的，其實投資環境它包含了很多軟環境。社會除了政策以外，它還有一些社會結構的軟環境。其實以我本人來講，我認為作為民營企業，我不是要國家給我什麼優惠，而是給我放開手腳的空間，這就是民營企業發展最需要的一個條件。

        中國網：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對於中國民營企業這40年的發展，您有怎樣的想法，或者您有怎樣的思考？那對於未來，您又有怎樣的規劃呢？

        高佩璇：當然了，其實我們作為企業家來講，我們任何時候都是根據國家所需，（發揮）我們所長。我們都會根據國家大的政策方向來用我們企業家的方式實踐國家的政策和目標，這是我們企業家的責任。其實企業家他的靈活性很高，只要社會有需求，企業家就有角色。

        中國網：好，謝謝高總今天做客《中國訪談》，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謝謝。

        高佩璇：謝謝。

（本期人員——責編：杭舟、王一辰、段冰；文字：杭舟；主持：段冰；攝像：常智博；攝影：董寧；主編：鄭海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