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安倍訪華看中日關係改善:關鍵是行穩致遠

本期嘉賓

時間:2018年10月28日

嘉賓: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楊伯江

中國網:“中國訪談,世界對話”,歡迎您的收看!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週年之際,應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邀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于10月25日至27日對中國進行了正式訪問。此次訪問有何看點,取得了哪些成果,如何看待目前的中日關係?針對這些問題,《中國訪談》欄目特邀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楊伯江研究員進行點評。

歡迎楊老師做客《中國訪談》演播室!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楊伯江。(鄭亮 攝)

楊伯江:謝謝,各位網友大家好!

中國網:李克強在會見安倍首相的時候提了四點建議,其中第一條就是努力增進政治互信,是這樣説的:“雙方要牢固樹立正確的相互認知和戰略定位,將中日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的政治共識更加充分地體現在實際行動中”。怎麼理解這段話的意思?這算不算國與國之間關係比較低的標準?

楊伯江:應該説是這樣的。當然,中日關係非常複雜,我們説中日關係具有特殊複雜性,那麼這種特殊複雜性來源於——如果説用坐標係來形容的話,縱坐標和橫坐標,也就是歷史的基因和橫向的國際戰略的因素。那麼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中日關係是我們中國對外最古老、歷史最悠久的關係之一。我們跟日本的交往,最遠有文字記載的可以追溯到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那裏。我們知道兩漢是跨了西元的,也就是説到目前為止已經是2000年以上了。歷史一旦悠久,交情就會非常的深厚,但同時也會積累不少矛盾,這是一個常識。而從橫坐標來看的話,日本戰後採取的是一個追隨美國的國際戰略,所以就導致中日關係是受到外部因素影響的。

當然,即使拋開日美同盟這一層不説,目前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雙邊關係都是置於多邊關係網路之中的,不可能在真空中存在。所以,歷史的縱向的因素和橫向的國際戰略方面的因素,都影響著中日關係。在這種情況下,中日在10年前,也就是2008年,胡錦濤主席和當時的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簽訂了非常好的題為《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的中日之間第4份重要文件,其中講了剛才您説的那兩句話,就是中日之間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它其實是對中日關係的一個基本的定位,也是一個底線的要求。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在那之後,特別是在2010年在釣魚島海域,日方對中方漁船漁民實施抓扣事件,以及2012年,日方堅持所謂“國有化釣魚島”,還有2012年12月26日,安倍晉三悍然參拜靖國神社以來,中日關係進入了谷底,就是你剛才説的處在跟中國關係較勁的狀態。其實剛才説的這兩條基本地位、基本原則沒有被很好地遵守。所以我想,克強總理專門拿出這樣一句話來説,其實也隱含著對於過去的一種認知或者是強調,我們走到今天了,需要再看一看我們過去表現得怎麼樣,大家彼此心裏要有數。其實,也是對對方的一種提示,我認為是包含了這樣一種含義。

中國網:從安倍晉三此次訪華的表現來看,您認為安倍內閣在與中國的關係上會不會如中國媒體所期望的那樣有一個好的轉變呢?

楊伯江:確實,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應該這麼説,安倍首相是戰後日本歷任首相當中右傾思想、保守主義思想最具有系統性的一位,或者反過來説,是最具有系統性右傾保守主義思想體系的一位。

中國網:剛才您的表述,通俗來説應該怎麼説呢?

楊伯江:應該説,他的右傾保守主義不是星星點點——在這個問題上右傾,在那個問題上保守,而是他有他的系統,他有他的思想體系。從這點來説的話,安倍的思想體系、意識形態價值觀要實現徹底的轉變,我想這是很難的。但是作為國家關係,我們不看他的入口,要看他的出口,所謂出口就是最後落實到他的政策上對中國採取一個什麼樣的態度與政策:要不要跟中國合作?要不要總去抹黑中國?還是説以一種客觀理性的態度對待中國的發展?這方面的話我們看到安倍是有一些轉變的。特別是在這次訪華期間,他也提出來,要把中日關係從過去的競爭關係推向一個新的時代,也就是協調的階段、協調的關係。當然這個協調,日語原文是協調,我們注意到非常有意思,這也反映了各國心態的不同,在國際上翻譯成英文的話,有的國家就乾脆把它翻譯成cooperation,日本自己的NHK從協調就翻譯成合作了。但是,歐洲、美國的一些媒體把它翻成了coordinate,協調。這反映了翻的人的心態的不同。

中國網:也可能是立場的不同。

楊伯江:沒錯。總的來説,日本現內閣主要領導人安倍晉三對中國的態度和政策發生了變化,而這種變化我們看到可以説是積極的、正面的,應該予以肯定的。當然,你説他是不是只是出於自身的利益,包括國內政治利益,還有日本的外交利益、國家利益?坦率地説,作為政治家,他的那些東西是很難改變的,剛才我講的思想體系、意識形態、價值觀等等,但我們關鍵看他體現在政治上是怎麼樣的取向。

中國網:過去我們評論日本政治人物訪華的時候最常用的是“破冰”一個詞,但有意思的是,破冰這個詞總是在用,是不是證明這個冰一直存在呢?也是不是反映了中國和日本現在的關係?

楊伯江:確實,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好。我們不能總是在這個怪圈裏不斷地徘徊、打轉悠,破冰、融冰最後還要結冰。如果第三個沒有的話,就不可能有新一輪的破冰對吧?也就是説這個“冰”是長期存在的,是一個常態。我想中日關係如果重復一句的話,確實是極其複雜,又受到各種現實的、歷史的、特別是國際戰略方面的因素的影響,關鍵在於兩國領導人的妥善把握,在於兩國民眾的社會民意的支撐。所以在這方面的話,我覺得要吸取中日關係在過去這8年來——從2010年到2018年的經驗教訓的話,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行穩致遠,行穩才能夠致遠。當處在相對比較順暢的境況之中的時候,不能夠忽略,不能夠對危機或潛在的危機掉以輕心;反過來,當我們遭遇困難的時候,不能對中日的前景喪失信心。我們應該這樣思考和應對問題。

但是與此同時,在實際措施上就是要把握好,比如説,不管是什麼樣的局勢,順境也好、逆境也好,比如説要堅持擴大雙邊合作,這個非常重要。因為,國際關係有一條鐵律,就是任何好的、牢固的國家關係,無不是建立在豐厚的、紮實的共同利益基礎之上的。兩者如果沒有共同利益,你很難想像,為什麼他們會走到一起,這兩個國家會成為好鄰居好夥伴。所以,要達成這個共同利益增多這樣一個局面。途徑是什麼?就是增加合作,增加務實合作,所以這一條應該堅持。

再一個是另外一條,對問題面,有問題並不可怕,因為像中國和日本,同處東亞板塊,而且是世界第二、第三經濟大國,存在一些矛盾、摩擦、糾紛,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在世界上,近200個主權國家,特別是鄰國之間,存在著領土爭端這是很常見的,而其中獲得解決的又是少數,大部分都是沒有獲得解決的,你不能因為這個就不交往就不過日子了。所以,關鍵不在於我有了問題,和它之間有了trouble(麻煩),而在於我以什麼樣的姿態來對待、管控這個問題,保證它可控,不能讓它爆發,不能因為局部問題的激化、局部矛盾的激化而衝擊關係的整體。比如説,因為這個爆發而影響了合作面的繼續進行、推進,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想,借這次安倍訪華,其實中日雙方也達成了這樣一個初步的共識。因為我們看到在習近平主席會見安倍的時候提這幾條其實是非常重要的。首先,雙方實際是重溫了40年前締約的初心,同時確認在新時代、新形勢下,雙方關係的基調還應該是和平友好、互利合作。這其實是為中日關係定了一個調,也為今後的發展方向做了一個非常明確的政策宣示,非常重要。

中國網:中日關係忽冷忽熱,您認為最大的癥結在哪兒?

楊伯江:我想,恐怕這裡面要指出的點非常多,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相知不夠,或者説政治互信、戰略互信欠缺,這是一條。這裡面就會涉及到比較深層面的問題,比如説我們的老一代領導人曾經提過中日關係和平友好交往的歷史和不幸的歷史,但其實中日關係恐怕還有第三幅面孔,就是在中日2000年的交往史上,其實也還存在著一些斷層或者説空白。那是什麼呢?所謂第三幅面孔就是中日之間相互隔絕不相往來的歷史。當然,中國除了少數朝代的少數時期以外,基本是對外很開放的,特別是我們的唐朝。恰恰也是唐朝,日本和中國大陸的交流達到了一個歷史的高點,後來往往是因為日方的因素而使得雙方之間的接觸中斷。

進入到近代以來,特別是1894年甲午戰爭以來,總之在1978年簽訂和平友好條約之前那100年,中日關係是不正常的,沒有正常和平等的交流關係。甚至在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之後,一直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這27年裏,中日關係也是處在民間有貿易——我們當時提的口號叫“以民促官”,但是政府關係是空白。因為在美國的授意之下,吉田茂政府是和台灣的蔣介石集團簽訂了所謂的“日華條約”。所以這樣的一個交往和來往的空白,就使得中日兩國之間在不少方面,在深層次上是似近實遠的。我們看上去很近,我們過去講我們在地理上是一衣帶水,一桅可航,弄一個柴火棍兒也可以渡過去了。但是在戰略心理、戰略文化、民族的心態等等方面是有著很大的不同的。包括在戰後這20幾年交往空白期,其實也對後來的中日關係是有影響的。因為我們沒有在一起共同度過那戰後的冷戰時期那段時間,所以缺乏彼此對對方的了解,更談不上理解。因為首先要理解他經歷了什麼,他幹了什麼;對方也要了解我經歷了什麼,我幹了什麼。這個是前提,在這個基礎上才能談得上理解,現在還沒有達到這一步。

這點上,中日關係的改善和合作的加強,應該是一個長遠的戰略性任務,恐怕還需要10年、20年的時間。我們要有這樣一個足夠的戰略耐心、戰略耐力,把中日關係真正地穩定下來,實現行穩而致遠,實現中日關係的良性發展。

(本期人員——責編/文字:韓琳;主持:段冰;攝像:王一辰;後期:劉凱;攝影:鄭亮;主編:鄭海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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