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8年5月4日-5日，作為北京大學建校120週年系列重要活動，“變與不變——120年來全球大學與世界文明”的“雙一流”建設國際研討會暨北京論壇（2018）成功舉行。44個國家和地區的261所大學校長和學者齊聚北京大學，深入剖析現代大學精神內涵，探討未來世界高等教育發展方向。以北京大學校慶及研討會為契機，中國網《中國訪談》對香港城市大學榮休校長張信剛進行了專訪。

       中國網：中國訪談，世界對話。各位好，歡迎收看中國網《中國訪談》。教育興則國家興，教育強則國家強。進入新時代，各項事業對高等教育優秀人才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烈。那麼中國高校如何辦成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對此我們採訪到了香港城市大學榮休校長張信剛。

香港城市大學榮休校長張信剛接受中國網《中國訪談》節目專訪。（攝影/鄭亮）

        中國網：張校長您好，非常感謝您接受中國網的採訪。您其實有很多身份的轉變，校長、記者、生物學家，您個人更喜歡自己的哪個身份呢？

        張信剛：謝謝！我先是教授生物學工程好幾十年，後來做了工學院的院長，後來做了校長。因為我的工作是工科的，做校長的時候，我個人覺得一個大學不能夠只有理工，所以我就開始對人文學科進行推廣。當然一邊教一邊學，我素來對這個是有興趣的，所以這不叫做轉變，是一個演化。我沒有變，我還是工程師，但是逐漸拓廣了一點，（發生了）演變。我也很願意有這麼一個機會，這是難得的機會。

        中國網：5月2號，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大學考察的時候説到,“國家一流，學術才能一流”。那您個人是如何理解這句話的呢？

        張信剛：這句話是剛説的，這是第一次從你這裡聽説，但是據我理解，這當然是事實。比如説我能夠想到的，剛剛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英國人因為強大了，佔有印度，於是英國學者有機會到印度去考察不同的語言，才發現了現在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印歐語系。如果不是英國強大的話，英國學者再聰明，再能幹，再努力，關在英倫三島，他是沒辦法發現整個印歐語系的。現在印歐語系從孟加拉灣一直到愛爾蘭，好幾十個國家講的話基本是一個語系的，也就是在六七千年前是一樣的。那都是因為英國強大，英國的學術才容易強大。

        可是我覺得作為一個學術界的人，或者從事教育的人，或者（開展）學術工作的人，應該也反過來想，因為學術進步了，國家因為學術的進步，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都有發展，國家才會一流。所以不能説自己等著，國家強了我才把學術做好，應該反過來説，我們把學術做好了，該做的做好了，社會的經濟、文化、科技就會發達，國家就會強大。

        中國網：您之前也評價過一些世界機構，比如説《泰晤士時報》增刊對世界大學的排名。您説雖然他們有嚴肅的態度，但其實這樣的排名也存在天然的歧視。您認為評判一所大學的好壞又是什麼樣的標準？

        張信剛：我過去曾經説過，因為他們找的評判員多半是英語世界來的，也不是説有意地偏心，但是他比較熟悉的是英語世界的學校。因此説英語的學校稍微佔點便宜，包括在香港的幾所院校，就是我自己做大學校長的學校都受到了影響。至於説怎麼樣才好呢？短期的一年一年地評，這個很難，恐怕是要由學術交流的人，由不同的教授們自己去評。這比他用一個硬的指標，比方説你有多少預算，你有多少研究生，研究生跟老師的比例是多少，這些硬的指標固然也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但是長期一點講，我很堅信一個事情，就是畢業生的成就。你這個學校不管是學士的、碩士的、博士的畢業生，加起來經過五六十年的階段，能夠對自己的社會，為整個人類的社會做出來新的貢獻，知識方面、事業方面等等。這個方面多的、佔比例高的，比方説畢業了三千人，其中一千人都能夠有傑出的成就，那這個學校就是一流。

        中國網：在這樣的標準下，中國大學和世界一流大學是否還存在差距？如果有的話，差距又是什麼？

        張信剛：現在不用我説，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會同意，現在世界最強的大學應該是屬於英語國家的幾個大學，比如牛津、康橋、哈佛、耶魯。差距是一定有的，至於説有多少差距，這個也很難確定。但是有一點，我們假如相信在科學方面偏見比較少一點，科學方面比較客觀一點，那以你獲得的諾貝爾物理獎、諾貝爾化學獎、諾貝爾生物醫學獎來算的話，那中國人所得到的獎項比這些國家，或者比我們的鄰國日本，甚至比我們的鄰國印度都要少，也就是説總體的貢獻還不夠，需要我們加把勁的。

香港城市大學榮休校長張信剛談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攝影/鄭亮）

        中國網：您認為“一帶一路”倡議對世界各大高校都帶來了什麼樣的新契機呢？

        張信剛：那要看學校在哪。如果是在所謂的“一帶一路”區域，我相信由於不同的國家都願意合作，合作的意願就會增高。大學本來就應該互相聯合的。且不講現在的“一帶一路”，古時候的絲綢之路，名為絲綢之路，是販賣絲綢進行貿易的，事實上從絲綢之路上過來的思想、文化更重要。比如説中國的佛教是從絲綢之路傳過來的，今天的蒙古文和滿文也是從絲綢之路傳過來的，中國的很多過去的技術，鑿井的技術、冶鐵的技術又傳到西邊去了，何況我們這裡還有別的東西。因此文化的交流，是絲綢之路或者是伴隨著貿易必然發生的事情。所以説人心相通，文化交流應該是“一帶一路”應有之意，並且是極為重要的一部分。

        中國網：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下，中國高校和“一帶一路”區域大學會有怎樣更近一步的合作？

        張信剛：自從有了“一帶一路”倡議，尤其是不同的國家也經常開會，“一帶一路”的論壇也在中國舉行，也在全世界各地都有舉行。上網查的話，“一帶一路”這四個字一定是最受歡迎的字。因此我相信不只是我們中國的大學，包括其他國家的大學，比方説哈薩克、緬甸這些和中國比較接近的鄰國，他們也會有意願，把他們相交的網路擴展出來。因此大家的合作會更容易，大家在互換資訊、互換人才方面更為容易。

        中國網：您覺得要更加注重對學生哪些方面的培養呢？

        張信剛：從對中國來講，當務之急是要培養更多的了解“一帶一路”各個地區和國家的語言、文化和歷史的人。説實話，我們中國過去的教科書也好，學校科系的設置也好，對於歐洲的小國家都有係，但是對亞洲和非洲的大國家都沒有係，語言也不會，所以首先是對語言、歷史和文化的認識。這個對中國院校來説是很大的挑戰了，比如説非洲東部那幾個國家的語言，比如斯瓦西裏語，中國真正懂斯瓦西裏語的人很少的。

        中國網：您認為當代的從教者更應該具備什麼樣的品德？

        張信剛：為人師表這個事情是很大的。過去講孔子是為人師表，當然大家都知道常常引述的，韓愈《師説》裏有一句話，“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傳道我的理解應該是幫助學生建立一定的世界觀，授業就是幫助學生取得一定的謀生技能，解惑就是幫助學生解答他們在生活和工作中間所發生的問題。這三個，傳道、授業、解惑都是老師應該做的事情，但這並不是説老師的品德必然就高於學生。韓愈也説了，“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這是《師説》裏面另外一句話，因此我不覺得為人師表必然是老師超過學生。假如説老師的品德一定高過學生的話，那不就是代表我們整個社會的道德是在往下降嗎，一代不如一代嗎？所以我不是這樣認為，但是基本上一個老師應該有他的責任心，有他的專業知識，還有他對學生的愛護，這是很重要的。因為有年齡的差別，老師的社會經驗和人生經歷都比較多，所以老師對學生的尊重和愛護是同時的。

        中國網：非常感謝張校長今天接受我們的採訪，謝謝！

（本期人員——責編/文字：杭舟；記者：唐靖初；攝像/後期：董超；攝影：鄭亮；主編：鄭海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