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提起劉震雲,你可能認為他是多面的,能寫作會編劇,也能在電影裏客串角色。獲得了茅盾文學獎等獎項。從《手機》到《溫故一九四二》、《一句頂一萬句》、《我不是潘金蓮》,有人評價劉震雲的小説是善於用最幽默的方式來表達最深刻的哲理,用最質樸的語言來搭建最複雜的事物。儘管劉震雲的作品被翻譯成20多種語言,在多個國家出版,獲得國內外多項大獎,但他依然稱自己是作者,依然希望每一部作品都能呈現不一樣的思考深度。2018年4月13日,劉震雲被法國文化部授予“法蘭西共和國文學與藝術騎士勳章”,以表彰他的作品在法文世界産生的影響。
本期節目,中國網《中國訪談》專訪劉震雲。
著名作家、茅盾文學獎獲得者劉震雲接受中國網專訪。 攝影 李佳
中國網:劉老師您好!感謝您接受中國網的採訪。作為作家,您的書已經被翻譯成法語並且多次出版,您也去法國當地跟讀者進行過交流。您感受到,中法文化有哪些異同?這些特點是否給您的創作帶來了靈感或啟發?
劉震雲:我覺得相同的地方就是,文學它反映的都是生活中的人,生活這個概念要大於兩個民族之間的差異,比如説像政治的層面,像宗教的層面。我曾經説過,兩個民族之間的交流最節省成本的是“文學”,因為大家讀一本書,不管是讀法國的巴爾扎克,包括雨果的時代、普魯斯特的時代,加謬和薩特的時代,馬上能知道這個民族他是怎麼喝水的,怎麼吃飯的,怎麼談戀愛的,一直到生孩子的。這點它跟中國的《史記》、《唐詩宋詞》、《紅樓夢》,魯迅先生一直到我這個時代的作家,馬上能知道民族和民族之間的差異在生活方面基本上是相同的,在社會的層面、政治的層面、宗教的層面都會有很多的差異。
像我的作品目前有七本書被翻譯成法文,還有更多的,一本又一本,我隨著這些書,包括書裏的人物跟法國作者交流的時候,因為它是文學,它並不是一個社會的訪問、政治的訪問,也不是一個宗教的訪問。所以你會感覺到,處於生活中的人溝通起來能夠更加深入,也能夠更加廣闊。包括他讀你的書,有很多反映説跟中國人是完全一樣的。唯一不一樣的,比如説《我不是潘金蓮》,一個人要想説一句話,為什麼20年沒有説過來?而且又經過了那麼多社會和政治的層面,他可能不是會特別地理解。那我就跟他説,像法國1968年的五月風暴,他馬上就能理解。
法國産生過很多非常好的哲學家,因為我是一個比較喜歡哲學的作者。我在讀起來,別人就覺得有些書讀起來特別的冗長,是不是特別的節外生枝?特別是像普魯斯特和薩特的作品,我讀起來沒有太大的障礙。我不知道潛移默化對我的作品會有什麼樣的影響,但是一般影響都不會是特別表像的、具體的,它是潛移默化的吧。
中國網:您創作過多部膾炙人口的作品,其中《一句頂一萬句》不但獲得茅盾文學獎,也入選高考試題。這是您最滿意的作品嗎?
劉震雲:我知道《一句頂一萬句》裏有一個私塾先生就是老汪,那段曾經入選過高考的試題,這是高考出試題的人,包括整個高考的試卷水準提高了。我不知道它被入選了,好像是上午考試。那道題的分值還是挺高的,我記得是25分,25分在語文卷裏算是一個大題。我答下來後他們對照標準答案,我只得了5分,可見,這個考試出的標準跟你真正在創作作品時的想法不是一個系統。因為對作者來講,你在寫這個作品的時候還是儘量想把它寫好,如果有不滿意的地方,你回頭能儘量把它給修復、修改或者替代,這個過程每個作者都會這麼做。當一個作品真正出版之後,特別是你隔了幾年之後再回頭看,總是有些當時自己沒有想到的東西,沒想到不是當時沒想到,而是幾年之後你重新思考,這幾年對同一個事物的思考,和過去你在寫的時候不是特別一樣。
中國網:您最喜歡自己的哪一部作品?
劉震雲:我最喜歡能夠把下一部作品給寫好。
中國網:那您之前的每一個階段的作品,能不能完全代表您當時這一段時間想表達的思想?
劉震雲:肯定能夠代表,因為當時就是你自己跟文學、跟生活之間的關係,當時就是處於那樣一種層面的關係。當時你肯定是想寫一部跟自己過去作品不同的一部新的作品,要是跟過去在創作思路上完全一樣,這個作品可以完全不寫。比如像《一地雞毛》、《手機》、《溫故1942》、《我不是潘金蓮》、《吃瓜時代的兒女們》等能夠看出來(創作思路不一樣的),這一點對我還是有些安慰。是不是思考的深度比以前要進步了,進步對一個作家太重要了。比如説一個是感覺的進步,另一個是思考的進步,這個思考有時候只思考文學是遠遠不夠的,思考生活也是遠遠不夠的。
中國網:今年是改革開放40年,恰巧您是在40年前參加高考並考入北京大學,之後開啟了您的文學創作之路。可以説,您是改革開放的體驗者和見證者,您感受到這40年來,中國文學最大的變化體現在哪些方面?
劉震雲:最大的(變化)是它肯定跟時代緊密相連。這40年對於中國文學最大的影響就是國外的好多作品,不管是歐美的作品還是南美的作品,印度的、阿拉伯的、東南亞的,所有的作品你很快都可以看到。中國人是比較勤奮的,我出去走了30多個國家,我的書出版另外一種文字,你總要去做推廣的工作。中國的圖書市場基本上是世界上所有好的文學作品,包括他們新出來這些作家的作品,很快在中國的圖書市場上能夠見到。但是中國的作品能夠走向全世界的也就那麼幾個作家,這個是一種很大的反差,這個反差對於中國文學是一件好事兒,你總是學習別人多,比固步自封和夜郎自大要好。
中國網:經過這40年的發展,中國文學作品的品質有沒有一個大幅度提高?
劉震雲:它肯定有大幅度提高。
中國網:體現在哪些方面?
劉震雲:像開放之後,一代一代的作家他的視野的開闊,整個社會的寬容度還是跟以前不一樣的。創作最需要的前提就是創作自由,才可以對這個世界有更不同的認識。
中國網:剛才説到的這些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變化,給您的文學作品帶來了哪些影響?
劉震雲:當然會帶來一些影響,但這個影響不是致命的。總是覺得生活的變化會很快,但這個很快都是外在的變化,像汽車、名牌包、網際網路,基於所見的這些都是外在的變化。更重要的是人性的變化,人性的變化就是一千年還前進不了一釐米,這個比外在的變化重要的多得多,而且有時候它會牽扯到一個人的生活習慣。這種生活的變化在我的作品裏有過體現,比如説我寫過《手機》,人類出現手機之後,人和人溝通的機率極大的縮短了,那是不是心靈的交流也會極大的縮短,還是正好相反呢?當中人的語言習慣就是“我跟你説實話”、“我説白了吧”,但這個實話是因為手機更多了還是更少了?它也是個問題,這個距離跟嘴之間的關係,跟心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手機是新出現的,(後來)網際網路的出現,微信、微網志(的出現)給人的生活都帶來了極大的變化,這個極大的變化跟他內心的變化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這個不是簡單的能夠回答,凡是簡單的能夠回答,用道理説一説就可以了。用道理説不清楚的事兒,文學會更適合把這種複雜的東西由一件事到另外一件事,舉三反三,枝枝葉葉,更顯現本來狀態背後的東西。我原來寫過一個作品叫《一地雞毛》,等靜下心來寫雞毛飛過20年、30年。當小林變成老林,他周圍的人際關係、社會劇烈的變動,到底給小林到老林帶來了什麼樣的變動?這個事兒很複雜,既然複雜,就用文學把這個複雜的話給梳理一下。原來寫過《手機1》,我還是想寫由手機的時代變成網際網路的時代,因為過去手機就是通電話,現在手機跟網際網路聯繫在一起,出現了一個新的交流的方式。現在用手機打電話當然是一種方式,大部分都是在看著微信和朋友圈。
中國網:您的下一部作品還將關注現實生活中哪一方面?
劉震雲:關注生活中的人,被平常每個人所忽略的情感、認識。文學説起來概念上非常地簡單,生活中被忽略的地方,文學就産生了,這是判斷一個文學到達什麼樣的境地的主要的標準。如果文學只是現實生活的一個單純的反映,這種反映不必費力,我們直接看生活就好了。
(本期人員——責編/文字/主持:裴希婷;攝像:劉凱;攝影:李佳;後期:劉凱 裴希婷;主編:鄭海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