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在日前召開的第五屆對外傳播理論研討會上，中國翻譯協會常務副會長黃友義接收《中國訪談》記者專訪，詳述了自己對翻譯與對外傳播的關係的看法，介紹了中國政治話語翻譯研究的進展情況，提出中國要建立有利於中國發展的中國特色國際話語體系的觀點。

中國網：“中國訪談，世界對話”，歡迎您的收看。

日前，第五屆對外傳播理論研討會在煙臺召開，本屆研討會的主題是“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就翻譯與話語體系和對外傳播的關係，以及中國政治話語翻譯研究等相關話題，我們特別採訪了中國翻譯協會常務副會長黃友義。

習近平主席多次強調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精心構建對外話語體系。一個是傳播能力，一個是話語能力，您覺得這二者有什麼樣的區別呢？

中國翻譯協會常務副會長黃友義在第五屆對外傳播理論研討會上接受《中國訪談》記者專訪。（董寧 攝）

黃友義：我覺得兩者還是有區別的。比如説話語體系，首先我們應該搞清楚，我們面對的國際體系是什麼。我們進行對外傳播，我們傳播的對象不是中國人，是海外不同地區的不同的外國人，他們所熟悉的話語體系是什麼，我們必須研究。我認為這還是我們當前面臨的一大挑戰。

經常我們會説，我們説的話好像外國人聽不懂，是因為我們沒有掌握他的話語體系。簡而言之，我認為我們面對的西方的話語體系是在二戰之後西方國家在冷戰期間形成的一種話語體系。如果你看看《一九八四》，你就知道了。而我們中國人習慣常用的表達方式，在西方的話語體系裏早已經被他們貼上了黑的標簽，他不相信的。那如果你了解了它的話語體系以後，你再提高自己的傳播能力，你就有針對性了。所以，作為一種基礎性的工作，這兩個是一個大問題的兩個方面。知己知彼嘛，你要了解別人，然後再提高自己的傳播能力。所以，我覺得這兩個東西都要同時關注、同時抓。

中國網：這個是不是就需要我們外宣工作有一個新的思路呢？

黃友義：我覺得新的思路，我個人看，首先要深耕，就是深度耕作。最新的我給你舉一個例子。5月底，白宮一位官員——英文是“communication office director”——辭職了。當時我們一般都給它解釋為——我看了很多媒體的報道——解釋為“白宮通信”或者是“通訊辦公室主任”辭職。你從字面上理解，會認為他是一個技術官僚。然後7月21號，特朗普任命了新的主任，任命他的主任的時候有一個人非常不服氣，馬上辭職——是新聞發言人。然後我們這個報道當中，把他新任命的主任這次增加了兩個字，叫“白宮通信聯絡辦公室主任”。這個我認為就是沒有完全搞清楚、搞透美國的對外傳播體系。美國白宮裏頭是兩個部門管宣傳，一個是在幕後管理新聞，搞策劃工作的，搞新聞管理的，它叫communication office，這是一個正部級的機構。所以，我給它翻成“美國的中宣部”，或者是美國白宮的宣傳辦公室，或者叫傳播辦公室。它跟美國的這些大的媒體打交道。咱們回想一下，比如説美國報道一個國際問題，報道關於中國的問題，為什麼它的報紙、廣播、電視媒體同一天發出同樣的聲音？誰在管理著它們？它們這些媒體隸屬於不同的大的財團，或者是傾向於不同的黨派。它們怎麼在報道中國的時候、罵中國的時候那麼一致呢？誰在管理它？就是communication office 。因此要理解美國是有一個宣傳管理部門的，同時還有新聞發言人。這兩個部門有協作，有協作有時就有衝突，所以這次任命了新的傳播辦公室或者是宣傳辦公室主任，新聞發言人就不幹了，他不服氣。

我覺得首先要深耕。

第二，要下沉。今天很多人也談到了，我們對外宣傳的時候，有的人講精準宣傳，語種的問題，各國對中國的認識問題，各國對中國和它關係的關注焦點是不一樣的。因此，我們説攏總的對外宣傳，這是做大的戰略，但是在宣傳的時候一定要有國別。預研也非常重要，所以我管它這個叫下沉——你要了解當地老百姓的關切。比如我們經常説中國“一帶一路”是互利共贏。這個大的觀點沒有問題，但是那國的老百姓理解共贏是什麼？是你和我政府打交道，實行安全上的共贏呢？還是你能夠帶來做生意的機會呢？另外一個下沉，你要回答各國不同的問題。比如説咱們在非洲賣的很多小産品，當地經濟發展比較落後，他的錢有限，因此他願意買便宜貨。我們的便宜貨品質比較差，比如説塑膠盆、塑膠製品，都是回收塑膠做的，一兩年它自己就碎成碎片。非洲人經常問我，説你們對我們是實行了一種歧視的政策，你們賣到非洲的東西全是次品，你們派到非洲來的人都是坐過大獄的。你看，這就是非洲人對我們的關切，不能説他是胡説八道，因為他生活當中有體會。根據這種情況，你要跟他講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中國人有不同的中國人，我們可以共同找出一個提高的辦法。我們自己也經歷過買便宜貨、次品用不長（的階段），現在我們的工業化提高了，我們的産品品質提高了。我們最近也經歷過這個階段。所以，針對不同國家、不同地域的人要講好中國故事，要下沉。

第三個觀點我管它叫紮根。中國的國際地位決定了不能什麼事情都從北京一個地方發音，我們的媒體強調提高傳播能力，傳播能力就是我們的人要到當地去，像中國網就在英國、拉美，外文局在世界各地都派駐一些人。這些人要了解祖國的政策，要熟悉當地的文化，比較深度地了解當地的輿情，而且當地最熟悉的話語、語言表達方式，你外語要好。因為經常媒體採訪你，只給你十秒鐘，問你一個問題，你吭吭唧唧，還得用中文思考，再轉化成外文，機會就錯過了。所以，要有一部分中國媒體人在當地紮根，這些人也可能是專業媒體人士，更重要的，將來這些人應該是中國在當地的外交官，中國在當地的商業人士。這事難做到嗎？不難做到，我已經看到中國的這種苗頭，就是中國現在出去的中青年這些人，外語水準都比較好，有些人就是在國外留學，然後就參加了中國當地的機構、當地的企業、當地的媒體。這些人的雙語能力都很強，他在當地的時間又比較長，他能夠更有針對性地做工作。所以，在這三個方面，我們還要加大努力。

中國網： 我們現在做外宣工作，有時候面臨一個現實，就是我們這麼多的政策，包括我們的現狀等等，有時候在國際上傳不開，有些時候也説不清或者別人聽不懂。您覺得這背後是翻譯的原因，還是我們傳播內容上就有些問題呢？

黃友義：你問的問題非常深刻，非常難答。我認為兩者都有。

首先我們現在跟外國人講話的時候，我們容易被我們自己的知識所局限，我們的知識是什麼呢？來自於中央文件。因此，不自覺地就給人家背起中央文件來了。這個中央文件裏涉及到中國的歷史，我們一看就懂，涉及到中國的政治制度，我們一看就懂，老外沒有受過中國政治教育，他不懂。有很多詞彙，比如説我們要強化黨內的政治生活。我們要從字面上去翻，老外是不懂的。但是一般翻譯，他的任務就是中文是什麼我就給你翻成什麼，所以翻譯也沒有錯。外宣難度大，就是我們現在著重抓的，要更加有針對性的這種翻譯，通過翻譯解決政治話語當中的資訊不對稱問題。所以外文局做的事情，翻譯協會、中國翻譯研究院做的一個事情就是組織一幫中外專家在一起研究，怎麼樣能把這些中國人理解起來都困難的政治話語，表面是翻譯，實際上是語言體系轉化成外文。給你舉一個例子，咱們説介紹中國歷史離不開講最近六七十年的變化。1949年建國以來到1956年，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你看咱們的文章是這麼寫的。你要直翻，外國人怎麼理解呢？革命：槍、炮、打、殺，而1949年到1956年，咱們説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個階段是指社會主義改造，就是把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變成了社會主義的公有制。這個你就不能翻成revolution，你要翻譯成transformation,老外就懂了，你奪取了政權，共産黨執政了，進行了社會制度、經濟制度的一種改造，建立起來了公有的社會主義制度。但是中文明明是“革命”，英文翻譯成了“改造”，你説是翻譯的問題呢，還是政治話語的問題？我認為作為一個大國，中國一定要走到這一步，就是我們説的話要讓世界70億人聽得懂。13億中國人沒問題，57億人也要聽得懂。（這57億人）是對中國文化沒有背景、對中國政治話語體系不了解，他聽不懂那個話。所以，我們説話就要考慮到人家的需求。如果我們不説1949年到1956年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我們就説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人家就聽懂了。

所以，我們説話、辦事、傳播的時候腦子裏一定要有57億外國人，這些人對中國人的了解幾乎是零，你怎麼讓他聽懂。所以，最根本的還是要從表達方式、話語體系做起，建立起中國的國際話語體系。但是你怎麼做？也離不開翻譯，因為我們怎麼説也是中國文字、中國的話。

中國翻譯協會常務副會長黃友義在第五屆對外傳播理論研討會上接受《中國訪談》記者專訪。（董寧 攝）

我們面臨著別的英美國家沒有的挑戰，因為他們是英語的體系，英語是他們的母語。所以，還面臨著一個翻譯的問題。翻譯尤其是時政類的，就不要是字對字的翻譯，而是翻譯字裏行間的真實意思。

從兩頭吧，我覺得相向而行，從中文表述上你要考慮到外國人的需求。翻譯這個階段，是要在兩種文化當中架起橋梁。如果説中文能解決，不需要翻譯了，這個不存在，因為中國人説的是中國話，我們的基礎是5000年中國的文明，所以翻譯環節在對外傳播當中永遠要發揮一個積極主動的作用。我個人的體會就是，到了今天這個階段，我們面對世界講中國故事的時候，翻譯不能是字對字的翻譯，因為翻譯學外語，他就了解兩種文化，因此我給他簡單地説，積極主動地去翻譯，那就不是被動地字對字，你要通過你的翻譯，實現文化資訊的轉換，而不是文字的轉換。

中國網：您認為政治話語翻譯研究在對外傳播當中是不是一個很重要的領域？

黃友義：非常重要。過去外國人不太關心中國的政策走向。中國經濟規模大了，對世界影響太大，所以，外國小商小販，比如辦個小旅行社，中國政府的什麼政策他非常關心。也就是説，外國人現在特別關心中國的時事政治，想了解中國的政策。因此，政治話語體系的傳播非常重要。特別是現在，中國的國際地位上升了，中國要參與全球治理。參與全球治理，就得設置議題，你就得在政治理念上、全球管理上，你能提出自己的觀點。這方面我覺得任務是越來越重。而這方面的傳播需要創新。比如説我們要提出一種新的觀點，我們的觀點，我們中國人都懂，外國人能不能懂？如果不能懂，我們是不是換一種方式？所以在今年全國政協會上我提了一個建議，就是中國的重大理念的提出，在正式表達之前，最好請懂外語的人參與，看看這樣表述合適不合適。如果不合適，怎麼樣能讓外國人理解，我們可能就要換一種表達方式。

中國網：從中文上就要換？

黃友義：就要做一些調整，一定要做一些調整。因為我們要理解，中國文化是世界上獨有的一種方塊字的文化，博大精深。我們引經據典，我們一聽就懂；吟一句古詩，我們就知道要表達什麼。這些資訊對外國人來説太難、太高深。他不懂中文的情況下，他無論如何難以理解我們的真實意圖。這也是一種精準傳播，一定要針對他的理解能力、他的思維習慣來增加我們的表述，這樣我們時政類的表述才能夠更有效果。比如説咱們開了一次中央全會，我經常就想跟外國人簡單説説吧，可是我要照本宣讀我們的公報，我找不到特別精準的文字表述，我跟他説了他也未必懂。所以，我非得先看懂，想辦法從這裡邊摘取一些他能理解、對他有用的、跟他切身利益相關的東西來跟他傳播。所以我想，如果我們將來重大的政府文件，一個是要實現同步傳播。另外，我們同步傳播的時候，一定要考慮到外國的需求。有些甚至可以出不同的版本：這個版本就是黨內幹部學習的，另外一個版本比如縮寫本，是針對外國人的，把這部分翻給外國人，讓他了解我們的基本精神就可以了。所以，我覺得這方面有很多需要創新的。只有創新才能讓我們的對外傳播更有實效。

中國網：您認為我們的對外話語和對內話語，它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體系，還是説您認為我們應該打通內外話語體系呢？

黃友義：最好是打通內外。中國作為一個大國，你一個中國人發聲的時候，你一定要想著世界上70億人，這會兒你發聲的時候，你又回答了13億中國人的問題，又回答了57億外國人的問題，應該建設這樣一種話語體系。這個話語體系就是國際性的，就是融通中外的。但是現在我們還做不到這一點。因此，我們要探索各種方式，一個是你講話之前請翻譯、語言專家進來參與。我們形成一種完全國際化的話語體系，中國人也聽得懂，外國人也聽得懂。這個事情應該繼續探索，同時解決當前急迫的問題。比如説他要了解“十三五”規劃，這些是關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人。針對這部分人，你可以出一個簡寫本的“十三五”規劃，比如涉外的經濟他可能更關心，或者是涉及到外國人來華投資的這部分，他能賺錢的這部分他特別關心，把這部分壓縮一下給他。比如説習近平講話，裏邊講到的一些基本觀點，對歷史的回顧，共産黨90年來歷程的回顧，強調了八個“不忘初心”。另外這裡邊也講到了在國際上要如何發揮作用，如何開展國際交流，繼續開放。像這些裏邊的精華觀點，我認為目前階段最好是經過壓縮，提供一個縮寫本端給老外。

將來，隨著中國的強大，隨著國際對中國的關注度的深入，也隨著我們講話更加國際化，我們要做到一講話的時候我的問題就能回答70億人，而不是13億人的問題，那會兒我們就會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講一套就可以了。現在還沒到那一步，因此現在還要有不同的套數來應對目前的需要。

中國網：我們中國國內對於政治話語翻譯的研究，現在是處在一個什麼水準？

黃友義：你要是回頭看，取得了巨大的進步。過去，比如説我做翻譯，管他懂不懂呢，管我理解不理解呢，我即使完全不理解，也照著中文硬翻。這是過去，被動（地翻譯）。現在，大家在積極探索，大家翻政治話語體系的時候，我們就説這是我們中國的表達方式，外國人能不能懂。比如“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我們都明白吧？過去我們是“摸著石頭過河”，現在進入更難的階段，所以我們叫“深水區”。英國人理解不了，英國人説深水區是必死無疑的一個地方。這時我們就開始有意識地換一種表達方式。但是目前階段是剛剛開始，研究的人還不夠，參與的面還比較窄，得到的關注還需要擴大。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全黨動員，既然我們是世界第一大黨，既然我們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要為自己、為中國的發展打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這就不是少數從事外宣的人的任務，也不是少數翻譯的任務，應該全黨、全民來重視這個問題，這樣我們才能錘鍊出一種有利於中國發展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話語體系。

中國網：我們知道，中國翻譯協會要成立對外話語體系研究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是不是就要做這方面的工作？

黃友義：對，實際上是對剛才那個問題的繼續，就是説為什麼現在這麼多人開始關注了呢？就是社會的確關注的人多了。過去比如教新聞的老師，側重於國內。教外語的老師，研究翻譯的老師，側重於對外國文學的研究。這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為中國需要了，所以大家相向而行，教新聞的更注意不是光對老百姓講話了、傳播了，要對外國人傳播了。搞翻譯的人，現在已經不是忙著翻譯外國文學了，是把中國的政治、經濟、科技、管理、社會治理理念轉達出去，所以大家就湊到一起了。這是一種創新，這也是一種應運而生，這樣就有更多的具備兩種文化背景的、了解至少有兩種語言基礎的人，在一塊兒磋商，我們怎麼樣把話語體系的研究深入進去；同時也要解決一些實際問題，在人才培養，在話題設置，在語言表達方面，大家一起來探討。實際上我説這是一個推進器，怎麼樣讓我們中國的對外傳播能力提高得更快。對外傳播能力——現在我們差的不是設備，我們差的是軟體，是思想，是表達能力，是解説、講述中國故事的講述能力。

中國網：好的，感謝您接受我們採訪！

（本期人員——責編/文字：韓琳；記者：孫婉露；攝像/後期：劉凱；攝影：董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