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教授和您都是1984年“莫幹山會議”的參與者,我們新一代的中青年經濟工作者和1984年與會者相比,有什麼樣的特色嗎?
特色太不一樣了。年齡上,中青年都有具體的年齡段,我比張維迎教授再年長幾歲,那時候都是三十齣頭。現在很多“新莫幹山會議”的參會者也是三十左右的,這個年紀應該是帶有朝氣蓬勃的特點。
但八十年代年輕人的思維方式和取向與現在相比有明顯的差別。所以在那天大會發言上我專門説到了,莫幹山會議如果值得總結,需要繼承和發揚莫幹山精神的話,第一條,當時大家都天經地義地認為——“天下興旺,匹夫有責”,我們就應該“欣逢大時代,意氣論興亡”,對整個國家發展、民族振興指點江山。(主持人:充滿了情懷。)有情懷。現在誰做這事,大家會説這傢夥腦子是不是有點進水了,你自己一個人還在那裏講“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現在基本聽不到這樣的説法,這可能是一個區別。
後面當然我還提到好幾條,其中有一條也很明顯。莫幹山會議當時是問題導向的,特別考慮解決問題,所以特別強調建設性。批判、抨擊、發牢騷、説問題比較容易,現在中國社會氛圍和心態不就是這樣?你在網上看,更是充滿牢騷、抨擊,不嫌其少,只嫌其多,到處都是抱怨。通過這些年發展,絕大多數人的情況的確在改善,我們現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有些説法是上中等收入階段,老百姓端起碗在吃肉,但放下筷子可以罵娘。這時候誰再像十幾年以前那樣,站出來先説一句客氣話——“感謝黨,感謝政府”,大家會嗤之以鼻,説這個傢夥不正常;而誰出來登高一呼,説政府這也不是,那也不是,大家可能會很痛快。
我們確實要注意政府現在的種種問題,矛盾累積,隱患疊加,包括政府一系列非常嚴重的、必須加以解決的問題。但是光提出問題對於研究者來説,我認為是不夠格的,因為研究者在做問題分析考察後,跟著的最有價值的是你能夠建設性地提出一些解決方案的參考意見,是在思路、建議和要領上你的貢獻。莫幹山會議在這方面的貢獻大家都注意到了,努力形成一些對接現實需要的思路和建議,我們現在還要繼續在這方面爭取有所作為。客觀地講,和八十年代相比,我覺得現在一般的年輕研究者在這方面有所弱化。當然你也得承認,現代年輕人受到了科班訓練,知識結構比較成體系,比較完整,他們的一些想法也有他們的閃光點。但總體來説我並不簡單地、贊成地、奉承地説“一代更比一代強”,新生代可能還要注意到自己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