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科普書，帶他走進探索病菌的殿堂
王福生出生在一個小山村，上中學時，偶遇一本《征服病菌的道路》的科普書，使他對細菌和病毒這些微生物産生了濃厚興趣。
1989年，已經拿到醫學碩士學位的王福生再次考取了軍事醫學科學院的博士研究生，師從吳祖澤院士。
導師的嚴謹務實作風對王福生的從醫生涯産生了重大影響，無論是治病還是做科研，他都要求自己：一絲不茍，踏踏實實。在他所在的解放軍第三○二醫院（以下簡稱三○二醫院）肝病生物治療研究中心，他提出七字方針：二藝、三心、四能力。二藝指臨床實踐和醫學理論的技藝；三心是指對病人要有同情心，對工作要有責任心，對事業要有進取心；四能力是指要有很好的溝通，交流能力、科研能力、管理能力和團結協作的能力。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王福生開始蒐集B型肝炎患者治療的資料及對病人隨訪。那時候沒有電子病例，就靠手寫、複印，還要整理、歸類、分析，工作量十分繁雜。王福生堅持了十幾年，換來了4000多例B型肝炎患者樣本，完成了“人體免疫應答影響乙型肝炎臨床轉歸及抗病毒療效”研究成果，獲得2011年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做臨床科研，必須務實，樂於奉獻，具有良好的職業道德和踏實敬業的精神。”憑著嚴謹務實的作風，十幾年來，王福生獲得了眾多國內外的成果獎。
一個規劃，完成了傳染病防治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1998年，王福生拒絕了美國紐約大學西奈山醫學院的高薪聘請，帶著國內緊缺試劑、重要菌種及實驗設備回到三○二醫院。不久，王福生就被臨危受命，擔任全軍傳染病研究所副所長、生物工程研究室主任。但當時的情況並不樂觀：研究室的課題幾乎貼著清一色的“院內”和“軍內”標簽，其他國家級課題一個都沒有；發表的文章也都沒走出國門；科研經費捉襟見肘；儀器設備陳舊落後。真可謂“一窮二白”。
醫院的20萬元啟動資金，科企聯姻的方式風險投資500萬元，成為王福生淘到科研經費的“第一桶金”。
於是，他制定了“第一個五年計劃”，並將它分解為兩個階段：“第一次創業”和“第二次創業”。前一個階段，三年實現，叫做“一年打基礎，兩年見成效，三年大發展”；第二個階段，要達到出成果、出經驗、出人才的目標。沿著這一設定的目標，研究所（室）逐步走出困境。
五年來，王福生牽頭成功申報了全軍病毒性肝炎和艾滋病防治重點實驗室， 研究所（室）陸續在國外雜誌發表英文文章，並承擔起國家重大專項、“973”項目、國家傑出青年課題、軍隊和北京市重點課題等數十項，每年爭取的科研經費達四、五百萬元，研究所（室）的科研實力和學術水準，贏得了國內外的廣泛認可。
一種療法，摘掉B型肝炎歧視的帽子
“很多B型肝炎患者因病情原因，在工作和生活中備受歧視，我非常理解他們的感受。”王福生説，“當時特別想找到一種方法，能幫他們摘掉被歧視的帽子。”
因此，一直以來，王福生把慢性B型肝炎臨床診治面臨的難點作為科研攻關的重點。2000年，長期關注國外前沿動態的他提出了免疫細胞治療慢性肝炎的想法。
説幹就幹，王福生有空就泡在實驗室，帶領課題組成員刻苦攻關。
“那時他很拼命，白天黑夜、節假日都呆在實驗室，渴了喝口涼水，餓了吃個麵包，就這樣夜以繼日地工作，記不清多少次累的暈倒在實驗室裏，只要醒過來又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中……”同事回憶説。現在，王福生及其團隊已經在國際上率先完成了CIK細胞治療慢性B型肝炎的臨床試驗，第一個獲得CIK細胞臨床治療批文。CIK細胞治療作為一種新型生物治療手段，十年來治療肝病患者近千例次，安全性達100%，該成果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評審專家們認為：該研究成果已經達到本領域的國際先進水準。
面對成功，王福生卻感覺到了責任。他這樣告訴記者：“一名科技工作者最大的幸福，在於研究成果能被用於實踐並産生效益，而不只是成績本身和發了多少文章。我希望我們的療法，能幫更多B型肝炎病患者摘掉被歧視的帽子，開心的工作和生活。”
一種理念，首次提出B型肝炎治療的“爬坡假説”
從B型肝炎病患者到健康人有多遠？“要經過3座‘大山’。”王福生形象地説，這三座“大山”是：病毒持續在體記憶體在；肝臟病理學異常（肝臟炎症、壞死、纖維化等）；機體抗B型肝炎病毒的免疫反應紊亂。
在研究“人體免疫應答影響乙型肝炎臨床轉歸及抗病毒療效”的過程中，通過對4000多例病案的分析，王福生發現：這三座“大山”並非不可翻越。為此，他在國際上首次提出B型肝炎治療的：“爬坡假説”。
“對B型肝炎患者首先進行最基本的抗病毒治療，有效抑制B型肝炎病毒 DNA複製和抗原合成，為機體免疫功能的恢復‘減壓’，同時進行保護肝臟治療，阻斷肝臟炎症反應和纖維化進程。”王福生解釋説，“僅抑制病毒複製似乎仍無法恢復受損的免疫系統，須借助外力進一步提高機體抗病毒免疫功能，即在抗病毒和保肝治療基礎上聯合有效的免疫調節治療，幫助患者發生HBeAg（B型肝炎核心抗原）和HBsAg（B型肝炎表面抗原）血清學轉換，充分恢復患者抗病毒免疫應答，最終達到持久清除病毒、恢復機體保護性免疫的目的。三步走，變三座‘大山’為一個‘斜坡’。”
“它不是一個純理論的假説，而是經過大量的臨床實驗和長期的隨訪得出的結論。”王福生説。
B型肝炎患者孟某，經兩年的拉米夫定治療産生耐藥，在三○二醫院經過4次免疫細胞治療，隨訪5年，B型肝炎病毒DNA持續陰性，肝功能一直正常。這樣的病例很多很多……
“每當看到B型肝炎患者成為健康人，每當看到病人送來的錦旗，每當讀到病人發自肺腑寫來的感謝信，我的內心感到很欣慰，即使再苦再累，也值得。”王福生説。
一種責任，讓傳染病防治事業後繼有人
作為國際知名的傳染病和細胞治療專家，王福生擅長疑難肝病和艾滋病及其他傳染病的診治和研究，並取得了國際一流水準的學術成績，實現了三○二醫院在肝病領域國家高層次人才獎勵“零”的突破。多年來，他帶領研究團隊瞄準國際疑難肝病和艾滋病等診治難題奮力攻關，取得重大突破。
在王福生的研究所裏，對爭取到的重大研究項目都實行“課題組長負責制”，子課題多由年輕人（包括在學的研究生）承擔，大型先進儀器由年輕人負責管理。所裏還制定措施，為大家提供平等競爭的機會，打破資歷框框。
“這為人才的脫穎而出創造條件，使每個人的聰明才智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三○二醫院肝病生物治療中心張政如是説。
“任何一項科研成果的取得，除了個人努力之外，更重要的是集體的智慧和力量。要使科研團隊更具後發優勢，就得培養年輕人，而傳染病工作更要後繼有人。”王福生這樣解釋他的做法。
這些年來，王福生先後招收和培養博士生37人、碩士生36人、在站博士後2人。他培養的碩士研究生李永綱主任醫師已經成為臨床科主任、研究生導師，在工作上已獨當一面。還有施明、張政、福軍亮等等，他們分別都已經成為該院重點科室的研究室主任和臨床骨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