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居民收入水準逐步提高，生活水準持續改善，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農村減貧人口總數達7.54億，年均減貧人口近1900萬人，農村從普遍貧困走向整體消除絕對貧困，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中國奇跡。中國扶貧政策經歷了體制改革推動扶貧、開髮式扶貧和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大扶貧”和精準扶貧等階段，實踐證明改革開放是中國取得扶貧成就的根本動力。
作為這場大規模扶貧事業親歷者，國務院扶貧辦原主任范小建對扶貧事業的思想、政策、方式等變化有著深刻理解，讓我們跟隨范小建的思緒來體會扶貧事業的“昨天”“今天”“明天”。
范小建兩次入藏，兩次內調，與西藏有著割捨不斷的情緣。他講述了一個故事：1978年我曾經駐村在如今的昌都地區洛隆縣新榮鄉白托村。那是在怒江上游的大山深處，經濟社會發展非常落後。那時，當地沒有鐵匠，沒有木匠，老百姓家裏幾乎沒有像樣的生産工具。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艱苦，白天穿什麼，晚上就蓋什麼，絕大多數老百姓家裏沒有被褥；沒有床，基本都睡在地上；糧食也不夠吃，主要靠國家的返銷糧維持。
對於范小建來説，這些經歷使得他對貧困地區的實際情況有了刻骨銘心的感受，體會到那種巨大的差距以及這差距背後深刻的歷史原因，懂得了解決貧困問題既要有緊迫感，更要有實事求是的態度。范小建感悟道：“中國的情況千差萬別，一定要注重調查研究，不同貧困地區致貧的原因是不一樣的。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分類指導。”
范小建回顧了中國扶貧的階段進程。改革開放之後，國家通過體制改革來推動減貧。1983年，在甘肅定西地區、寧夏固原地區和甘肅的河西走廊地區，即“三西地區”率先開始了區域性扶貧試點，國家每年對“三西地區”安排2億元資金作為專項扶貧資金，最早的扶貧移民搬遷工作也始於那段時期。1986年，國務院正式成立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設立了辦公室，開始了有計劃、大規模的扶貧實踐。設立辦公室、增加專項經費、制定貧困標準，通過劃定貧困縣的辦法進行貧困瞄準，確定了扶貧工作的主戰場，確立開髮式扶貧的方針，這些做法為後來的扶貧工作奠定了基礎。1994年初，國務院發佈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計劃提出，力爭在20世紀最後7年內基本解決全國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有明確目標、明確對象、明確措施和明確期限的扶貧開發行動綱領。《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的實施，極大地推動了扶貧開發進程，使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從1993年的7500萬減少到2000年的3209萬，貧困發生率下降到3.5%。
從2007年開始，范小建在擔任國務院扶貧辦主任期間，中央發佈了《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並大幅度提高了扶貧標準。范小建介紹，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行了3個扶貧標準，1985年標準是收入在206元以下為貧困人口，大約相當於每人每天0.53美元；2008年標準是收入在1196元以下為貧困人口，大約相當於每人每天1美元；2010年標準是收入在2300元以下為貧困人口，大約相當於每人每天1.6美元。新標準提出後，2011年年底貧困人口總量是12238萬，如果到2020年全部解決，平均每年要減少貧困人口1000萬以上。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是黨的莊嚴承諾。范小建認為，貧困分為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根據中央精神，這輪脫貧攻堅的核心任務就是要消除絕對貧困，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目標和標誌性指標。實現這個目標之後，減貧事業將轉入緩解相對貧困。
截至2018年年底，全國832個貧困縣已經摘帽436個，貧困人口還剩1660萬人。范小建談到，“三年行動”開局良好，但今明兩年脫貧攻堅任務依然繁重，深度貧困地區脫貧難度大，實現“兩不愁三保障”存在薄弱環節，穩定長效脫貧機制有待健全，幫扶工作方式方法不夠精準。同時，更要注意脫貧後返貧問題。按照現行貧困標準，衡量是否返貧收入已經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看是否有天災人禍、因病因殘因災影響增收能力，造成災難性、超常性支出導致返貧，同時，還要特別關注那些收入低於貧困家庭平均水準家庭的救助問題。
另外，要理順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兩者的關係，做好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尚未摘帽的貧困縣，要把脫貧攻堅戰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優先任務，保持工作重心不偏移。已經摘帽的縣，要把鄉村振興的資金投入、項目安排、政策舉措，優先支援退出村和脫貧人口，持續推動群眾生活改善。
41年來，我國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減貧道路，從1978年的7.7億貧困人口減少到2018年年底的1660萬，佔全球減貧人口的70%以上。范小建説，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有各級領導的高度重視，有消除絕對貧困等明確的脫貧目標和精準扶貧方略等一系列清晰的工作思路，有非常強有力的扶貧投入，再加上貧困地區廣大幹部群眾的共同努力，我們對2020年脫貧目標的實現充滿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