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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習近平主席在2015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上再次強調,未來5年,我們將使中國現有標準下7000多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這無疑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
同時,記者在調查中發現,經過多年扶貧攻堅,貧困地區的投資紅利、人口紅利、“開放”紅利等正逐步釋放;而中央及各級黨委政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進的“精準扶貧”,還將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
各方人士認為,在當前經濟新常態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背景下,扶貧開發不僅不是一種“負擔”,反而有望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下一個“風口”。
用3到5年時間
幫萬個以上貧困村加快脫貧
10月17日是全國第二個“扶貧日”,全國工商聯、國務院扶貧辦和中國光彩事業促進會當天在北京聯合啟動“萬企幫萬村”精準扶貧行動。
據了解,“萬企幫萬村”行動以民營企業為幫扶方,以建檔立卡的貧困村為幫扶對象,以簽約結對、村企共建為主要形式,力爭用3到5年時間,動員全國一萬家以上民營企業參與,幫助一萬個以上貧困村加快脫貧進程。
在幫扶途徑上,“萬企幫萬村”行動號召民營企業因地制宜選擇幫扶形式,包括投資興辦企業開發貧困村資源的“産業扶貧”、幫助貧困村對接外部市場的“商貿扶貧”、為貧困群眾提供就業崗位的“就業扶貧”、捐贈財物改善當地生産生活條件的“捐贈扶貧”、傳授貧困群眾實用技術的“智力扶貧”等。
啟動儀式上,河北、遼寧、湖南、廣東、廣西、貴州六省區的26個民營企業與建檔立卡的貧困村分別簽署了結對幫扶協議。
扶貧投資效應日益顯現
撬動內需拉動經濟增長
“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山大溝深、交通閉塞幾乎是所有貧困地區的共同特徵,也是制約貧困群眾發家致富的“攔路虎”。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持續改善貧困地區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使偏遠山區在時空上發生巨變,致富通道隨之打開。
對於遵義市桐梓縣杉坪村村民樊邦貴來説,在家門口乾工程一年收入六七萬元,原來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以前在浙江、福建打工,一年到頭累死累活的,也只能勉強糊口。”
杉坪村地處婁山關腳下,山高谷深,絕大多數村民散居在高山上。長期以來,全村約有三分之一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近年來,當地黨委、政府整合涉農項目20余個,捆綁項目資金5000多萬元,撬動社會資金1億多元投入基礎設施建設,在改善生産生活條件的同時,推動特色種植養殖。2014年,杉坪村民每人平均收入已突破萬元大關。
在很多邊遠貧困山區,持續投入基礎設施、産業發展的積累效應正在顯現。農民的“荷包”鼓起來後,改善性需求增加,進一步撬動了內需。
中國國際扶貧中心副主任黃承偉分析,投入貧困地區的不僅是産業資金,更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有效拉動了投資。從消費來講,隨著貧困人口收入增加和各項投入增多,社會保障體系日益完善,有助於提高貧困群眾消費能力。
“三大紅利”持續釋放
後發先至催生“藍海産業”
記者在西南、西北部分集中連片特困地區感受到,人口紅利、改革紅利、開放紅利正轉化為這些地區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
——人口紅利。一些專家認為,我國最後的人口紅利就在貧困地區。近幾年來,東部地區推進産業結構轉型,傳統勞動力輸出大省四川、貴州、甘肅等地的勞動力回流趨勢明顯,這些“開闊了視野、增長了見識、鍛鍊了能力”的勞動力返回中西部家鄉後,將進一步釋放出人口紅利。
“今年是企業用工最疲軟的一年,但我們在長三角的合作夥伴依然反映用工緊張。而貧困地區的人口紅利才開始釋放。”甘肅省天水市勞務協會會長、甘谷縣騰達職校校長張維林説,“如今,貧困人口不再是負擔而是人力資源,勞務輸轉有望發展為人力招商。”
職業教育的發展,也將提供更多人力資源紅利。貴州省銅仁市教育局副局長黃國剛説,經過中職教育的學生,出去找工作月薪一般都在3000元以上,近年來已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中職1人、技能1人、脫貧1家”。
——改革紅利。一些貧困山區充分利用國家的扶持政策進行試點,享受到了改革帶來的紅利。
江西省贛州市把多項用地政策與扶貧開發、新農村建設、土坯房改造、遷村騰地等結合起來,在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同時,重點支援發展面大、帶動力強、扶貧效益明顯的産業,推動稀土深加工、臍橙、旅遊、油茶加工等産業發展。
目前,贛州已成為全國最大的臍橙主産區,重點村“一村一品”産業格局初步形成,第二、三産業比重分別由47.2%、35.4%優化為45.7%、38.7%。
——開放紅利。對於一些封閉的貧困地區,“開放”給經濟帶來的活力更大,甚至還可能“彎道超車”、後發先至。
網際網路讓“萬山阻隔”變成了“近在咫尺”,成為貧困地區提高開放度、融入大市場的一次重要機遇。
一些貧困地區,還以更具前瞻性的眼光將“彎道取直”,培育“藍海産業”。
隨著貴廣高鐵、滬昆高鐵等交通幹線開通,貴州今年底將實現“縣縣通高速”,從以前的“不沿邊、不沿江、不沿海”一下變為開放的前沿,催生了一系列開放的發展思路,比如率先發展新興的大數據産業。
貴陽市將服務外包産業作為發展大數據産業的一個重要方向,將建設一個具備20萬坐席的呼叫服務中心,所需的人力完全可以就地解決。
“一些外向的新興産業不受地域限制,如網際網路+、旅遊、外包産業等,中西部地區發展的條件和空間甚至比東部地區更大,有望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黃承偉説。
此外,很多貧困地區生態環境優良,綠色産業發展前景廣闊。這些地方在保護生態環境的基礎上大力開發旅遊、生態有機産品、中草藥材等高附加值産業,可以與東部地區優勢互補、錯位發展,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展望2020:
“精準扶貧”中的機遇與挑戰
記者從權威部門了解到,正在編制的“十三五”規劃將把扶貧開發放在重要位置,從頂層設計著手,謀劃了一整套制度保障,尤其強調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充分調動各級黨委政府主動作為抓扶貧。
除地方政府外,規劃還擬對行業部門的扶貧責任做出明確要求,今後行業部門扶貧工作將不再是“可有可無”的“順手之舉”,而是有一系列制度體系予以監督保障。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後節點,以此倒推工期,我國只剩下5年多的時間來解決當前的貧困問題。“精準扶貧”已上升為國家戰略,一系列“超常規”舉措、政策“組合拳”,將為經濟增長帶來更多利好。
我國已開始探索以金融資本撬動扶貧開發。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説:“我們現在一年的專項扶貧資金400多億元,平均下來一個人只有幾百塊錢,靠這脫貧顯然不夠。要把這筆資金放大,撬動金融的錢。”
當前,扶貧難度的增加和經濟增長放緩是不容回避的客觀現實。“讓扶貧開發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也面臨著不少問題和挑戰。
——從貧困人口的數量看,貧困人口仍然較多。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截至2014年底,我國還有貧困人口7017萬人。按照國務院扶貧辦建檔立卡數據,貧困人口還有近9000萬。
——從貧困人口的分佈看,都是難啃的“硬骨頭”。經過多輪扶貧攻堅,目前的貧困人口大多分佈在“角落裏”——深山區、石山區、高寒山區、偏遠山區,無論採取何種扶貧方式,難度都比以往增加,不少地方面臨“保護生態”與“加快發展”的矛盾。
——從貧困群眾的訴求看,日益呈現多樣化。一方面,我國扶貧開發已經從“以解決溫飽為主要任務”的階段轉入“鞏固溫飽成果、加快脫貧致富、改善生態環境、提高發展能力、縮小發展差距的新階段”;另一方面,“與全國同步實現小康社會”的要求也增加了扶貧開發難度。
隨著扶貧工作進入衝刺期,單純依靠一個政策、一項舉措讓上百萬人脫貧已不現實,扶貧政策邊際效應不斷遞減。順應這一趨勢,針對不同致貧原因分類施策,産業扶貧、教育扶貧、健康扶貧、職業技能培訓、整村推進、易地搬遷、保障兜底等舉措將成為扶貧開發工作“主軸”。而這些舉措的實施,將形成巨大的規模效應,給中國經濟下一步發展帶來新的機遇。
(執筆:林暉 楊洪濤 參與:張欽 夏軍 龐明廣 董建國)
(據新華社北京10月17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