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我國實現了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從此，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全國人民堅韌不拔、團結奮鬥，用60年的時間，成功地打了一場消除貧困、實現總體小康的攻堅戰，為世界扶貧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

一

1949年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根據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的統計，1949年中國每人平均國民收入27美元，不到亞洲每人平均44美元的2/3，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

新中國建立後，我們逐步構築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加快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我們進行了土地改革，實現耕者有其田，為從根本上消除貧困奠定了制度基礎；我們初步建立了農村社會保障和教育、衛生體系，極大地改善了人民生活。但也不容諱言，由於人民公社時期存在的“一大二公”、平均主義的弊端，抑制了農民的生産積極性，直到1978年，全國仍有2.5億農村人口處於未得溫飽的貧困狀態。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建立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的雙層經營體制，解放了農村生産力，使農村貧困問題得以緩解。到1985年，農民每人平均純收入增長了2.6倍，絕對貧困人口從2.5億減少到1.25億。1986年以後，針對相當數量貧困人口尚未解決溫飽問題的基本國情，我國成立了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及辦公室，開始實施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的開髮式扶貧。

1994年，國務院頒布實施《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明確提出用7年左右的時間基本解決8000萬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國家扶貧開發投入大幅度增加，明確了資金、任務、權利、責任“四個到省”的扶貧工作責任制，建立了東部沿海地區支援西部欠發達地區的扶貧協作機制，並規範了機關定點扶貧制度。經過不懈努力，到2000年底，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減少到3209萬，扶貧攻堅目標基本實現。

2001年，國務院頒布實施《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明確提出了低收入標準。我國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發生了轉移，把整村推進、勞動力轉移培訓和産業化扶貧作為工作重點。此後，黨的十六大提出了統籌城鄉發展的方略，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和“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方針，逐步形成了集行業、區域和社會政策于一體的大扶貧格局。到2007年底，我國絕對貧困人口減少到1479萬，低收入人口減少到2841萬。

2007年，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在全國農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這一政策實際上是對農村貧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進行了兜底性制度安排。2008年，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實行新的扶貧標準，對低收入人口全面實施扶貧政策。2009年，我國開始實施每人平均1196元的扶貧新標準，按照新標準測算的扶貧對象達4007萬人。這標誌著我國扶貧開發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經過60年的不懈努力，我國扶貧開發取得巨大成就。按照國家扶貧標準，中國農村尚未解決溫飽問題的絕對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億下降到2007年的1479萬，佔農村居民總人口的比重從30.7%下降到1.6%；初步解決溫飽問題但不穩定的低收入貧困人口從2000年的6213萬減少到2007年的2841萬，佔農村居民總人口的比重從6.7%下降到3%。從1989年到2008年，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農民每人平均純收入從303元增加到2611元。尤其是2002年到2007年，扶貧重點縣農民每人平均純收入從1305元增加到2278元，年均增長9.04%，增幅連續5年高於全國平均水準，是歷史上少有的。

中國的扶貧開發還加速了全球的減貧進程，為世界減貧事業作出了貢獻。根據外交部與聯合國駐華機構合著的《中國實施千年發展目標情況報告》，無論按照我國政府的扶貧標準，還是參考國際貧困標準,我國都是最早提前實現千年發展目標中貧困人口減半目標的發展中國家。從1990年到2005年，全球生活在每人每天消費1美元以下水準的貧困人口減少到14億，共減少了4.18億，降低了23%。按上述標準，如果不包括中國在內，則全球貧困人口實際增加了5800萬。

二

我國扶貧開發不僅表現在貧困人口減少和貧困地區加快發展上，更重要的是成功地探索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扶貧開發道路，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組成部分。

中國農村的扶貧開發伴隨著思想解放的進程。在思想解放的推動下，我們黨根據國民經濟發展水準和農村貧困主要特徵的變化，分階段提出扶貧開發的奮鬥目標和主要任務，不斷創新體制、完善政策、強化手段，建立了消除農村貧困的制度框架。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以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為目標，緊緊抓住農村貧困問題的主要矛盾，堅持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不斷強化農業基礎地位，千方百計促進經濟平穩增長，為緩解和消除貧困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基礎。新世紀以來，我國堅持統籌城鄉發展，不斷提高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支援力度，努力促進農村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發展，大力實施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等發展戰略，形成了促進貧困地區發展和貧困人口脫貧致富的推動力量。總結經驗，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新中國扶貧事業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指引下走出了一條開髮式扶貧的新路。

堅持政府主導。一是加強領導。建立健全從中央到地方的扶貧工作領導機構和工作機構，實行各級政府扶貧工作首長負責制的工作責任制。二是制定規劃。把農村扶貧開發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的重要內容，如1994年頒布實施的《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和2001年頒布實施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都是指導扶貧開發工作的綱領性文件。三是強化標準。根據國民經濟發展水準和國家財力狀況確定國家扶貧標準，根據貧困人口分佈狀況適時確定並調整國家扶持的重點區域，使扶貧工作重心從貧困區域下沉到重點縣和貧困村，扶貧工作進村入戶，瞄準貧困人口。四是加大投入。各級政府不斷增加扶貧投入。僅1978—2008年，中央政府就投入專項財政扶貧資金1700多億元，並通過貼息調動了2000多億元扶貧貸款。五是組織推動。積極調動部門、區域和行業力量扶貧，組織272個中央國家機關、民主黨派、國有大型企業等單位定點幫扶481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動員東部沿海15個發達省市和計劃單列市對口幫扶西部11個相對貧困的省區市。

堅持社會參與。一是深入宣傳。通過各種形式幫助社會各方面了解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情況，在全社會營造扶貧濟困的輿論氛圍，引導群眾關心和參與扶貧事業。二是廣泛動員。在政府部門的大力宣傳帶動下，民間組織積極參與扶貧事業。如共青團中央發起的“希望工程”，全國婦聯發起的“春蕾計劃”、“母親水窖”，中國人口基金會發起的“幸福工程”，中國扶貧基金會發起的“母嬰平安120項目”，在帶動群眾參與扶貧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另外，從1994年開始的光彩事業，以項目投資為中心，以開發資源、興辦企業、培訓人才、發展貿易以及捐贈等多種方式，促進了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和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的進步。三是擴大國際合作。主要是與有關國際組織、雙邊機構和國外民間組織進行合作，聯合實施多種形式的扶貧項目或活動。

堅持自力更生。扶貧事業的主體是貧困地區的幹部群眾，最終目的是提高他們的自我生存和發展能力。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們積極推行參與式扶貧的理念和方式，動員群眾積極依靠自身力量改變貧窮落後面貌。一方面通過“參與式”整村推進，讓貧困人口直接參與扶貧開發項目與資金使用的決策，促進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能力建設；另一方面通過社區主導型發展試點，推進村民自治和基層民主制度建設，進一步煥發貧困群眾的自強自立精神，實現自我管理和自主發展。

堅持開髮式扶貧。主要內容包括：開展基礎設施建設，幫助貧困鄉村實現通路、通電、通郵、通廣播電視；加強農田水利建設，提高貧困農戶的土地生産力；開闢增收渠道，支援貧困農戶發展種植業、養殖業和小型加工業；提高科技水準，在農業生産中引入新技術和新方法等。近年來，我國有重點地在15萬個貧困村實施整村推進扶貧開發規劃，全面改善了當地農民的基本生産生活條件；推行“雨露計劃”，加大貧困地區勞動力培訓力度，增加了貧困農民的外出就業機會；促進産業扶貧，發展特色經濟，調整優化了貧困地區的産業結構；組織移民搬遷，初步緩解了自然條件極度惡劣地區群眾的生存問題；開展集中連片貧困地區治理試點，開始探索深度貧困問題的解決途徑。

三

黨和國家提高扶貧標準以後，我國農村扶貧對象規模為4007萬人，相當於歐洲一個中等規模國家的總人口數。在自然條件特別惡劣的青藏高原地區、西北乾旱地區、沙漠化地區、岩溶地區、秦巴山區和陸路邊境地區，生存環境惡劣，基礎設施落後，社會發展滯後，公共服務欠缺，地方病嚴重困擾，貧困人口比例高，扶貧工作難度大。加之目前城鄉、區域、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發展差距擴大趨勢尚未得到有效控制，扶貧開發工作面臨著嚴峻的困難與挑戰。

當前，在各種致貧因素的交織作用下，新增貧困和返貧問題變得日益突出，增加了扶貧工作的不確定性。一是自然災害風險。據統計，貧困村遭受自然災害打擊的概率是一般村的5倍，許多貧困地區通常面臨著突發性氣候和地質災害的更大威脅。二是市場因素影響。特別是近期以來，受國際金融危機間接影響，我國貧困地區的主導産業遭受較大打擊，貧困人口的非農收入減少，這將會導致較為嚴重的返貧問題。三是政策性因素。在加快城市化、工業化過程中，一些地區的土地、資源和生態補償政策落實不到位，可能會造成新的貧困人口。四是因病致貧等因素。因病致貧是長期以來致貧返貧的重要因素，而且這類貧困持續時間長，需要在扶貧工作實踐中加以高度重視。

扶貧開發是貫穿于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長期而艱巨的歷史任務，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隨著國家扶貧標準的提高，我國扶貧開發工作已進入一個新階段，現階段的首要任務是儘快穩定解決扶貧對象的溫飽並幫助其徹底脫貧致富，重點是提高農村貧困人口的自我發展能力。我們要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抓緊完善國家扶貧戰略和政策體系，繼續堅持開髮式扶貧方針，努力實現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貧開發政策有效銜接；繼續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的扶持力度，不斷創新工作機制，提高管理水準；積極開展黨政機關定點扶貧和東西扶貧協作，充分發揮企業、學校、科研院所、軍隊和社會各界在扶貧開發中的積極作用；加強反貧困領域的國際交流與合作，促進貧困地區科學發展，努力縮小城鄉和地區間的發展差距，確保全體人民共用改革發展成果，為實現黨的十七大提出的到2020年基本消除絕對貧困現象的戰略目標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