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戰略新考量

然而，為了貫徹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所強調的“搞好新階段扶貧開發工作，對確保全體人民共用改革發展成果具有重大意義，必須作為長期歷史任務持之以恒抓緊抓好”，《瞭望》新聞週刊了解到，決策層已經對此明確指示，“必須依據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立足當前、著眼長遠，研究完善國家扶貧開發戰略，進一步明確戰略任務、戰略重點、戰略步驟和戰略措施；研究完善國家扶貧政策體系，對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要繼續堅持並不斷強化，對不適應的政策要及時調整並不斷完善，並與時俱進地出臺新的政策措施。”

關於研究新的扶貧戰略和政策體系，相關政府人士和學者認為，需要關注兩方面的問題。

首先是從貧困地區到貧困人群的問題。應關注經濟增長對貧困人口脫貧的作用是否在減弱，是否存在有效途徑進一步促進貧困人口享受經濟增長的成果；以扶貧工作重點縣和整村推進為標誌的瞄準貧困地區政策的效果，是否有更有效的瞄準貧困地區的政策；農村公共財政政策特別是農村教育、農村低保等制度對扶貧的影響程度，財政專項扶貧政策如何瞄準貧困人群等三個方面需要審視。因為這些問題不僅關係到扶貧體制的完善、財政扶貧政策的搭配，而且關係到專項財政扶貧政策方向。

其次，農業農村發展新特徵對扶貧影響問題。研究人士表示，一方面，隨著絕對貧困人口的急劇減少，中國扶貧的首要任務從解決溫飽問題向穩定溫飽並脫貧致富轉變。目前，中國的農業發展出現了階段性變化，即由原來的農産品短缺過渡到農産品供需基本平衡，再到提高農産品品質。這一變化意味著在目前農業經營規模不變的前提下，土地投入邊際效率出現遞減的特徵，傳統農業對貧困人口脫貧致富的作用在下降。

另一方面，工業化、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發展給農村社會帶來影響。中國獨特的農民工問題不僅引起了對短期農民工收入的關注，而且引起了對長遠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的關注。從長遠看，隨著造成“城鄉二元結構”的政策性因素逐漸消失，農村人口減少必然帶來農村經濟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

如果不能前瞻性地將這些問題作通盤長遠考慮，非常有可能降低政策效果和造成投入上的巨大浪費。相關研究者認為，這些是研究新的扶貧戰略和政策體系時需要作前瞻性考慮的問題。

政策新思路

針對專項財政扶貧的體制機制問題，相關人士認為應該明確三個取向：一是財政扶貧資金管理重心進一步下移，賦予省以下地方政府更多的權責，完善省以上監督和績效考核機制，進一步提高扶貧效率；二是促進貧困人群更大程度地參與到扶貧的進程中去，提高貧困人群自我發展的能力；三是鼓勵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創新財政扶貧機制。

“除專項財政扶貧投入的重要性外，更重要的是中國公共財政政策覆蓋農村的進程。從近年來的公共財政政策趨向看，這一進程在加速，中國未來將不斷改善貧困地區和貧困人群的公共需求狀況和促進社會公平。”吳文智點評世行報告時説。

當前，根據減貧工作在新階段所面臨的新形勢、新挑戰和新要求，我國正建立開發扶貧和社會救助兩輪驅動的新的專項扶貧開發模式。目前，我國專項扶貧開發工作的重點集中在五個方面：一是繼續實施整村推進，即在重點貧困村開展各類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貧困地區的生産生活條件；二是繼續強化“雨露計劃”，培訓貧困地區勞動力，促進其非農就業和務農技能的提高；三是繼續推進産業化扶貧，通過支援産業化扶貧龍頭企業和貧困地區發展優勢産業，帶動貧困地區農業結構調整，將貧困農民納入現代化的農産品購銷體系當中，進而實現脫貧致富；四是繼續擴大移民扶貧搬遷，對生活在自然條件惡劣、“一方水土難以養活一方人”地區的貧困人口，按照“搬得出、穩得住、富得起”的要求，實行異地移民搬遷；五是加大對特殊類型貧困地區的綜合治理，即解決一些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特殊難題，涵蓋教育衛生發展、生態環境改造和基礎設施建設等多個方面。

在宏觀社會經濟發展方面，促進減貧的基本戰略包括：第一，全面推進改革開放，不斷深化體制創新，為農村減貧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體制基礎；第二，強化社會經濟發展基礎，努力促進經濟增長，為農村減貧和發展創造基本動力；第三，實施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鄉村戰略，推動城鄉統籌發展；第四，採取有效措施，扶持特殊群體。對少數民族、婦女、老人、兒童及殘疾人予以長期持久的有資金和機制保障的扶持。（記者王仁貴 實習生 洪鳴 《瞭望》新聞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