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行動援助“參與式扶貧”調查

國際公益扶貧組織倡導的“百姓參與決定扶貧資金該怎麼花”的理念，在讓更多農民受益的同時，提高了資金使用效率，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資金使用腐敗，並對政府財政預算的安排具有現實性的參考價值。

一位農民的“增收賬”

春暖花開之日，氣溫一直較低的張家口市懷安縣迎來多個艷陽天。心情不錯的張志來掐指算了算：去年養羊收入一萬多元錢；種的十畝馬鈴薯，也賣了八千多元。一年忙下來，兜裏裝了兩萬多元。張志來告訴記者“夏天準備買一台冰箱，買了肉什麼的，能凍起來。”

張志來是張家口市懷安縣第三堡鄉石門口村農民。4年前湊了400元錢，並從一家公益機構——國際行動援助組織借來400元錢，從縣城買回兩隻山東乳羊，當上了“放羊漢”。

此前，一直靠種馬鈴薯和玉米為生的張志來，一年下來只能收入七八千元。這點錢剛夠兩個孩子的學習和生活費用，家裏沒有一件像樣的家電和傢具。

“四年來，我的活兒就是養羊、賣羊羔。現在羊圈裏有15隻母羊，一年一隻母羊可産3到4隻小羊羔”，張志來的賬算得很清：一隻羊羔的市價大約300元，這樣，1隻母羊一年就能掙1000元，15隻母羊加起來，一年能掙將近一萬五千元。

張志來非常感謝國際行動援助這個民間公益扶貧機構。要不是當年該機構借給他400元錢並引導幫助他養羊的話，現在還得在地裏“刨食吃”。

不過，前兩年剛養的時候，由於不懂技術，母羊生下來的小羊羔八成都會死掉。後來，“國際行動援助”組織專派技術人員對他進行指導。去年，幾十隻小羊羔非常健康，都賣了好價錢。

記者調查獲知，石門口村現有200戶人家，絕大多數農戶在“國際行動援助”幫助下在農閒時投資養羊。其中，20多戶人家像張志來一樣，通過喂飼料圈養母羊，光這項收入，一年下來就超過一萬元，大大改善了自己的生活條件。

最早的民間“扶貧試點”

國際行動援助是一個以消除全球貧困為宗旨的民間公益聯盟。30多年來，這個機構在全球40多個國家開展工作，先後幫助過上千萬最貧窮的人口，其資金主要來源於英國、義大利、西班牙、希臘、瑞典等國的民間組織和個人。

該機構于1998年開始在中國開展工作，2001年在北京成立國家辦公室，迄今已在河北、甘肅、貴州、廣西等地建有示範區。

張家口的懷安縣是這個機構在中國最早的扶貧試點。

國際行動援助中國辦公室國家代表張蘭英告訴記者，該機構援助的項目一般通過與縣政府及縣扶貧辦等相關部門簽訂協議執行，項目包含婦女權益保護、兒童教育、農業生産、基礎設施建設等多個方面。

幾年來，行動援助共為懷安縣投資300多萬元，開展了消除貧困、社會救濟、環境建設、公益投入等專項活動，全縣已有22個農村的十幾萬貧困農民從中受益。

這一公益機構相當低調，極少與媒體溝通。記者經多方聯繫，了解到這一機構多年來扶持河北貧困農民背後的故事，以及他們所力倡的“由農民參與決定扶貧款去向”的獨特運作模式。

錢該怎麼花

讓百姓提建議

行動援助的一個主要扶貧理念是，讓老百姓參與進來，一起決定這些扶貧的錢該怎麼花、花到哪，這是與“官方扶貧”的最大區別。

行動援助的一位工作人員説，讓百姓參與決策，有很多方式。比如入戶調查訪問，收集資訊；以隊或組的形式開會，請大家提建議和想法，對有代表性的建議，列出清單；召開村民代表大會，請全體村民參與決策等。

“行動援助每年都會給村裏撥一筆扶貧款。村裏怎麼花這筆錢，要幹什麼，都是大家一起商量。”第三堡鄉石門口村的一位負責人説。

比如，鄉親們認為，自己手裏有十幾畝土地，能種植馬鈴薯等農作物，這些農作物經簡單加工，可以做成飼料。現在的羊肉和羊羔價格都比較高，如果能養一些羊的話，可能比單純種地好。

於是，村裏召開代表大會，包括張志來在內的多數鄉親認為，只要行動援助能先給村裏借一部分啟動款，再從技術上指導餵養，那麼他們願意試一試。

“行動援助立即給予回應”，行動援助懷安協調員成鵬飛説，當時鄉親們每人都拿到一筆啟動款，經過相關部門協調，相繼買回母羊餵養。

最初時，一些鄉親有些猶疑，怕花了錢辦不成事。後來，像張志來這樣的敢想敢幹的農戶越來越多，大大帶動了其他鄉親。

如今，石門口村全村幾乎家家戶戶都餵養著幾隻到十幾隻不等的母羊，原來的投資早已收回。

“在行動援助的項目中，農戶擁有更多自主權”，成鵬飛説，比如購買種子，行動援助將扶貧款發到農戶手中，在專家指導下，讓農戶自己買，他會更珍惜，買什麼樣的，多少錢的，這可以降低成本、保證品質。

再如，行動援助的工作人員曾接到一些農村婦女反映，希望自己的健康狀況得到關注。

國際行動援助婦女權益與社會性別主題協調員馮媛多次到懷安實地調查，參與過多個與婦女有關的項目，了解很多現實情況。比如，隨著大批男性勞動力進城務工，農村婦女成為家中主要勞動力，她們要下地勞作，還要飼養家畜，照顧老人和孩子，沒有時間關注自己的健康。

行動援助和懷安縣衛生局、計生局、婦聯對幾個貧困鄉鎮的部分村婦女進行婦科病普查的結果也證實了馮媛的論斷：90%的婦女患有不同程度的婦科疾病。

於是，行動援助舉辦一系列專門針對農村婦女的活動，如健康培訓、婦科病體檢等，並成立婦女活動中心、設立低廉的婦科藥專櫃，這受到婦女們的歡迎。

國際行動援助中國辦公室國家代表張蘭英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通過3年多的活動，這些貧困農村婦女的性別意識、健康意識、參與意識都有了明顯提高。

以前一些婦女一聽説“坐月子”，就一定要穿厚棉衣，還要關門閉窗，以防受風。後來，大家在健康培訓諮詢員和醫生的講解下，都注意保持室內的適當通風，不坐“焐”月子。後來産婦們在生育一個月後，並未出現感染。

三面井村一位15歲女孩，體檢時被發現患有嚴重婦科病。原來，母親患有滴蟲性陰道炎，常摟著她睡覺，而且母女倆的內衣常混在一起洗，造成感染。經過培訓和治療，這個小姑娘的婦科病已得到治愈。

這僅是當地婦女受到援助之後的幾個案例。由於婦女文明意識的改變，農村更多文明現象開始涌現。

尚待克服的困難

國際行動援助中國辦公室國家代表張蘭英告訴本報，多年來，該機構為20多個貧困村打井、修路、挖井、建蔬菜大棚，贏得了當地政府和農民的認可。

不過，目前尚有不少困難需要克服。

“由於經濟發展落後，農民的素質仍然比較低，參與扶貧決策的能力也比較低。”張蘭英説，這是困擾行動援助的第一大難題。

很多農民沒上過學，有的連字都不認，根本談不上參與一大筆資金的調配。在項目運作初期，真正參與進來的農民很少，即使有，也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參與的力度也比較小。

“很多農民等靠要的思想比較嚴重”，行動援助的一名協調員則説，一些農民認為，反正是行動援助給村裏撥錢，給多少花多少，但具體怎麼花、花到哪、上什麼樣的項目，很多人不動心思，只等著上面來人安排，顯得非常被動。

另一名協調員則發現，政府個別部門急於追求政績，希望行動援助提供的資金投進去後，能很快見成果，否則就不願積極配合，尤其表現在行動援助和政府合作的項目上，有時，一個項目合作下來，會費很多週折，拖的時間很長，效率不高。

“農村的情況非常複雜”，這位協調員還説，如何與農民打交道，如何真正掌握農民的需求，這是擺在行動援助面前的另一個難題。下鄉扶助的工作人員不僅要和農民交朋友，獲知他們的心聲，還要協調處理好村、鄉、縣相關多個部門的關係，這對行動援助來説是一個長期的考驗。

“四兩撥千斤”式的嘗試

記者調查獲知，在懷安縣取得經驗後，行動援助中國辦公室又相繼在張北等縣啟動援助發展示範區。該機構計劃在未來三年內，以每年投入不少於20萬元人民幣的扶貧資金，用於發展示範區的社會綜合發展項目。很顯然，又一批貧困農民將因此受益。

張蘭英説，未來，行動援助將加強和政府的合作，強化“百姓參與式”援助理念，引導更多農民參與決策管理下撥的資金。

行動援助懷安協調員成鵬飛説，行動援助向貧困地區投資或進行其他援助，重點是試圖建立一種機制，使貧困百姓的需求能得到政府、社會和企業的重視。

行動援助機構期待的是，這種新型扶貧模式在民間形成成熟的機制後，能引導政府的更多資金參與進來，他們希望政府能借鑒、引用，並著力推廣這種模式。

“通俗地講，這叫‘四兩撥千斤’”，張蘭英説，要徹底解決農村、城市乃至整個社會的建設與發展問題，始終離不開政府，民間組織只能起到陪襯作用。不過，相信行動援助倡導的理念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並規避資金使用中的腐敗。

據記者了解，相對於民間倡導的“參與式扶貧”，政府方面也有類似措施。我國少數城市如無錫、哈爾濱的一些城市社區，也在進行“百姓參與財政預算”試點，主要內容是對一些涉及公眾切身利益的、財政撥付的公共項目建設資金的運用，公眾參與討論，最終由公眾和政府共同決定，使預算編制更加公開、民主、透明。

例如，小區庭院建成什麼樣，樓體刷什麼顏色，種樹還是種草，建不建涼亭等，由小區居民研究後，形成一個規劃效果圖，提交相關部門決策。工程進入施工階段時，居民負責監督工程品質和進度，並參與工程驗收和改造效果測評。通過全程參與，哈爾濱某小區居民對相關財政資金的安排和改造後的環境都很滿意。

居民認為，有了“參與式預算”後，工程的總造價、建築材料的單價和管理成本等都要公示，方便了百姓監督資金的流向和使用，對建築工程等腐敗易發領域起到了監督作用。

石家莊市政協委員張忠民認為，國際行動援助的“百姓參與決策”和城市居民小區的“參與式預算”有異曲同工之妙。要讓這種模式發揮更大作用，需要政府重視起來，並建立一套完善的公開透明的財政預算資訊披露制度和監察制度，以讓百姓了解政府的錢究竟要花在哪，怎麼花才更合理，從而提出自己的參與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