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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師生關係

來源: 中國青年報 | 作者: | 時間: 2019-10-17 | 責編: 張希臣

  視覺中國供圖

  漫畫:徐簡

人非生而知之者。在求索的漫漫長路上,每個人都離不開導師的指引。以導師的身份傳道授業,也充實著學者的學術生命。從“如師如父”到“老闆主事”,抑或從“師門一家”到“平淡如水”,導生關係形態正發生巨大的改變。良性的導生關係能使雙方共贏互利,反之只會兩敗俱傷。今天,我們該如何看待師生關係的變化,又該如何尋求理想的導生關係?在討論中,或許能洞見這些問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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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的導師和國外的supervisor:殊途而同歸

郭佳

今年2月,在國內碩士畢業8個月後,我從隆冬中的北京來到了盛夏裏的雪梨,在陌生的環境中開始了我的博士學習。澳大利亞學制和英國相似,博士沒有必修的課程,再加上文科博士往往都是獨立研究,導師是博士生最重要的指導和支援的來源。我所在的係,一名博士生有2-3名導師,根據學生與導師研究方向上的匹配程度,系裏會明確每位導師負責的比重,一個學生有來自不同係的導師也很常見。我的兩位導師有主副之分,主導師算不上“大牛”,但是在其領域內也小有名氣;副導師則是一位工作熱情十足的“青椒”。

導師的英文是supervisor,直接翻譯是“監督人”,字面上並沒有“教”和“師”的含義;在這裡,如果想問對方的導師是誰,很普遍的方式是“Who are you working with?”(你和誰一起工作)。這是我體驗到的澳大利亞師生關係與國內最大的不同——導師更像同事,是工作上的前輩,明確地處於“公私界限”中“公”的那一邊。

在國內攻讀人文社科專業研究生的同學,對“師門”這個詞想必不會陌生,同一位導師的學生之間互稱“師兄”“師姐”“師弟”“師妹”,是十分普遍的事。“師門”暗含的意思,是一個“家庭”,導師的身份酷似“家長”,“如師如父”是我們傳統文化中師生關係的出發點。對我來説,碩士時期的“師門”在承擔學習、學術上的角色之外,更重要的是讓我産生了深深的歸屬感。我的導師在學術上極其嚴格,在生活中則真誠地關心著每一個學生。我們“師門”不僅每週有讀書會,還經常聚餐、一起出遊。同學們大多數是異地求學,老師還邀請我們去家中過元旦、過中秋節,大家的關係非常好,稱得上親密。

在博士階段,雖然我的兩位導師非常關心獨自離家生活的我,但更多時候,他們都是以一種非常“職業”的方式和我相處交流。我與導師有固定的見面時間,每次見面都會約定下次見面討論的內容,並且他們都會詢問我需要什麼幫助。導師的指導以我的需求為主,而不是他們主動去“教”,這種指導方式充分尊重學生的研究興趣和進展,其背後是導師與學生的平等工作關係。至於“師門”的概念,似乎並不存在,第一次與導師見面,導師完全沒有提到她的其他學生。我們係每週有固定的社交時間,大家一起喝酒談天、交流感情,但這是整個係的活動,並不限于哪個“門”。

雖然在西方文化中,導師與學生是平等的,但導師對於學生來説是“上級”、掌握著更大的權力也是事實。如何保障學生與導師相處時的權利、如何讓學生更好地獲取幫助,是澳大利亞高校非常重視的事情。每年的博士生年審在審核學生的同時,也在審核學生對於導師的滿意程度;如果學生對導師有任何不滿,更換導師有一套規範的流程,並不是一件難辦的事情。這種將師生關係納入規則和程式之中的做法,也進一步去除了師生關係中的“人情”糾纏。

從各個方面來説,我都是非常幸運的。我在碩士期間接受了非常規範的學術訓練,我的導師在學術上公正,在生活中親切;現在的兩位導師認真負責,同時總是給我積極的反饋和充足的支援,他們並不是刻板印象中嚴厲刻薄、毫無人情味的supervisor。然而,我個人的幸運並不代表這兩種師生關係都是完美的,國內部分導師公私不分,以“家長”自居,無限度地支配學生的自由,給學生帶來了沉重的壓力;而外國導師中則有不少人在指導方式上缺少人情味,導致導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很難建立起信賴關係,甚至造成學生的心理問題。

然而,在我看來,無論是導師還是supervisor,最重要的還是要在學術上指導學生,師生關係的中心都應該是學生的學術研究。無論是親密的師門,還是專業的“監督人”,文化差異不應該影響導師指導的最終結果,即學生在學術上有所突破,順利畢業,拿到學位。我想念我碩士時期的師門“家庭”,也享受我現在的博士生活,我知道,當我陷入思考困境,或者論文寫作遇到難題的時候,可以隨時向我的導師們求助,他們也願意時刻做我求學路上的掌燈人。

有什麼樣的老師就有什麼樣的師生關係

胡波

之前,我在一所獨立學院從事大學英語教學工作,每學期至少帶兩個大班,每班將近120人,而每學期都要重新分班。因為學生來自不同專業,為了方便聯繫,開學初建立班級群就很有必要。面對一屆又一屆的學生,除了面對面授課,通過社交軟體線上交流,就是我近些年和學生溝通的主要方式。

我注意到,對於大一新生而言,最密集的交流時間就是開學初的第1-2周,他們會諮詢很多細節問題,包括教室在哪、上課帶哪本書、考試考證的資訊,還有部分學生會在群裏詢問眼鏡店、列印店在哪等生活問題。因為不少大一新生還保留著高中階段的思維方式,還有同事收到學生私發的諸如“老師,現在能上廁所嗎”之類的問題,讓人啼笑皆非。

然而,一旦適應了大學生活,學生和教師的溝通就會減少。等到了高年級階段,少部分學生又會主動聯繫老師,詢問一些考試、就業、出國等方面的問題。換言之,不同年級的學生,跟教師溝通的需求是不一樣的,而學生之間也存在著主動與否的差別,不少性格內斂的學生並不願意和教師主動交流。

當下,輔導員、班主任、任課教師的專業分工,也使得不同身份的教師和學生的溝通頻率、溝通內容不盡相同。輔導員和學生溝通的內容往往事無巨細,學習、生活、個人感情、社團活動、人際交往等,無所不包。我作為任課教師,和學生交流的問題以學業、就業為主。部分與我較熟悉的高年級學生,偶爾也會談及一些個人情感問題,但這畢竟是極少數,前提是他們對老師擁有絕對的信任。總體而言,任課教師與學生的溝通大多局限于專業知識,少部分和學生相處時間較長的教師,了解和關注學生可能更多一些。

研究生與導師之間的關係似乎又近了一層。但是,這種關係的拉近,並不代表師生邊界的模糊。我以為,仍然需要以學業、論文指導為重心。師生關係異化的表現有:讓學生長期幫助教師完成個人私事,徹底淪為導師的“傭人”,利用手裏的掌控權謀取私利,讓學生成為自己科研項目的“打工仔”,甚至侵佔學生的科研成果,故意延長學生的畢業年限。

所幸的是,這樣的“黑心”導師往往出現在新聞裏,屬於少數的“奇葩”。我自讀博一年多以來,身邊並沒有出現這樣的案例。跟工科生不同,作為文科生,我們依然稱呼自己的導師為“老師”,而不是變了味的“老闆”。因為多數文科博士生並沒有實驗室,也不需要在導師的監控下,天天打卡、坐班。我們和導師之間的溝通,以線上交流居多,面對面溝通相對較少,但這並不影響溝通的效果。

導師應該怎樣關心學生,對學生關心哪些方面,不同性格的導師,其採取的方式不盡相同。此外,在研究生群體中,有從沒離開校園的應屆本科生,有工作一段時間後回到校園的學生;有未婚的,也有已婚的。面對不同背景的學生,導師與其交流的內容和頻率,自然也會有所不同。

以我現在的博士生導師為例,我與導師溝通的內容還是以論文寫作為主。因為我已經有了家庭和孩子,又是辭職來讀博的,平時偶爾也會談及家庭、工作和就業的問題。至於在溝通和回復的方式上,有的老師會“秒回”,有的老師會“佛係”,這也是由其性格特點、個人習慣、工作效率等多種因素所決定的。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導師還將自己所有指導過的研究生(包括已經畢業多年的學生和在校生)建了一個將近100人的群,他經常會在群裏主動轉發一些就業、學術資訊及論文寫作的建議等。在科研上,他也會幫助一些從事教師職業的畢業生。這些無疑都會拉近師生之間的距離。

説到底,師生之間的交往始終是由教師主導的。教師在師生關係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是平等關係,是上下級關係,還是“老闆”與“員工”的關係,直接體現出教師所秉持的教育觀念。導師在和研究生交往的過程中,都應當有相應的邊界意識。

總之,對學生嚴格要求,傳道授業解惑,做好本職工作,這是對合格教師最起碼的要求,而要成為有人格魅力的老師,便是更高境界的追求了。

或許缺少溫情 可我覺得“老闆”導師沒什麼不好

薄世笙

有人説,當下的博士生與導師之間的關係,從傳統的“授業師徒”,變得越來越像僱主與僱員之間的工作關係,對此,我深以為然。我對這個問題算得上有發言權——因為我便是一個每天都把“老闆”挂在嘴邊,跟著導師做實驗、搞科研的在讀博士生。

實事求是地講,我對人文社科領域的情況幾乎毫不了解,因此不敢妄加評判。但是,對於理工領域的導生關係,我還是相當熟悉的。每天早上起床抵達實驗室,于我而言仿佛打卡上班;晚上整理數據,鎖門離開時,則酷似下班回家;每週的導生組會,如同定期召開的員工例會;而導師定期分發給我們的勞務報酬,更像工資的變種翻版。不論從哪個細節上看,我們所處的科研團隊都像極了一個小小的公司,領導團隊的導師自然要扮演“老闆”的角色,而我們這群博士生,自然也就成了“僱員”。

在我身邊一些並未讀博從事科研的朋友眼裏,這樣的導生關係,讓他們頗有一種不適感。相比于“授業師徒”之間的脈脈溫情,這種類似僱主與僱員的工作關係,似乎顯得冰冷、堅硬而不近人情,以至於讓他們發出“人心不古”之類的感慨。對此,我完全能夠理解他們善意的出發點,但在很多問題上,作為“局內人”的我,卻有著完全不同的認知。造成這種認知差別的原因,是我對當下科研工作的大環境與大背景的了解與理解。

從事科研工作,是我自小以來的理想。儘管理想從未改變,但伴隨著閱歷的豐富,我對科研工作的理解卻産生了不少深刻的變化。小時候,我想像中的科學家,都是如同牛頓、愛因斯坦一般,能夠以一己之力發現一套理論,顛覆整個學科的“牛人”。然而,當我進入大學之後,我很快便發現了今日之科研與往日的不同。牛頓與愛因斯坦固然偉大,但他們所處的那個粗放、基礎的科研時代早已一去不返,任何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者,要在今天的環境下有所成就,都離不開大量的經費與人力投入,以及高效、有序的團隊合作。

在大學裏,一個導師及其帶領的博士生,乃是最核心也最基本的科研團隊,而“準工作化”的管理方式,正是讓團隊能夠高效、有序運作的最優模式。對於導師而言,學生不僅僅是他們科研事業的繼承者與發揚者,也是為其科研項目添柴助力的重要人力資源;而對學生而言,導師不僅是傳道授業的學術引路人,也是為其提供重要物質條件,使其能夠做出成果的平臺搭建者。導師與學生之間各取所需,構成了維繫這種“類工作關係”的基礎,只要這種關係能夠處在校方有效的監管之下,不至於扭曲失衡,雙方便能同時從中獲益。科研團隊高效運作,才能創造出更多的科研成果,這對國家的科研事業與科學發展也大有裨益。

從這個角度看,我認為這樣的導生關係,其正面意義遠大於負面。儘管我不得不承認:“老闆”的稱謂聽起來確實沒有“師父”溫暖,為“老闆”工作時也難免心生疲憊,但與科研工作的現實需求相比,這些缺憾都只能説是某種“必要的代價”。或許過去的導生關係更加私人化、更顯溫情,但在今天的科研形勢之下,這種準工作化的導生關係,無疑最能適應現實情況。

達爾文通過進化論指出:是環境選擇了生物演化的方向,而很多社會現象的變化,其實也是外部環境的選擇,而不以人的主觀意願為轉移。作為一個“高産”實驗室的一員,我既是這種新型導生關係的親歷者,也是其受益者。因此,即便我有時也會心生怨氣,但還是會堅定地履行自己在實驗室裏的職責,對“老闆”安排的科研任務負責到底。當然,這種體制也存在弊端,我身邊也發生過個別導師利用手中的影響力對學生進行“壓榨”的不良現象,但面對這種現象,我們需要做的是針對性地保護學生的基本權益,對不良導師加以處理,而不應把批判的槍口對準導生關係本身。

既然教學相長就儘量不要耳提面命

王敦

學生在研究生階段的各方面成長,有其自身特質。對大學老師們來説,如何與研究生溝通?在快速變遷的時代之中,這是一門藝術,也是挑戰。難點有二。一是如何真正做到知己知彼。二是如何找到95後研究生的有效溝通方式。

説實話,我自己仍處於摸索中。既然是教學相長,就要避免強迫,儘量不要耳提面命。教師並非無所用心,相反,這是教師的用心之處。最佳情況,也許是在溝通的時候,連學生都沒有意識到教育正在發生,但思路、觀念、啟發,已經悄悄然進入頭腦,成為其“私有財産”而毫無“違和感”。實事求是地説,我本人很難做到這樣,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總體來説,研究生比本科生處於更高一個階段的成長過程。從最直覺的感性層面仔細觀察本科生的行為舉止,就會發現有趣的不同。比如,本科生在等人的時候,往往會不自覺地在幾級臺階之間挪動跳躍,研究生則會靜立不動。從穿著方面看,研究生階段已經步入“消費秩序”,男女生皆然。以我們文科院係為例,本科女生特別在低年級,往往背著雙肩背包,而研究生女生則多攜文藝帆布袋或“包包”了。

我之前在大學中文系任教,5年間眼看著幾批本科生從幼稚走向成熟。2013年年底,當我要奔赴另一所大學工作的時候,有幾位研究生請我吃飯。按照古今中外的標準,她們都已經是成年人了。我是看著她們從本科階段成長起來的,但在那天之前一直沒有留意到她們從談吐到思維以及個人風格,都已經與本科生時代很不同了。再一想,這不是很正常嗎?本科4年,正是一個人從中學時代向成年過渡的階段。

而且,研究生對教師的依賴比本科生要少。此時,一個人的人生觀已經趨於定型,思維方式乃至於學術傾向也日益明顯,生活習慣也趨於固化。他們面臨的生活世界比本科生要廣闊複雜得多,與各種抉擇不期而遇,焦慮與疑惑並存。處於此階段的他們,很難從空前的複雜世界中提煉出清晰的問題,遑論答案了。此時教師若不明就裏地指手畫腳,只會招致敷衍與躲避,甚至給對方帶來傷害。

此正是教師所面臨的挑戰,即前面説的兩大難點:如何做到知己知彼,如何找到有效溝通方式?對我來説,這都是尚未解決的難題。社會生活與學術生活的年齡差、時代差,使得每一位教師的洞見和教訓,都不可能原樣複製到目前以95後為主體的研究生心裏。拿我本人來説,我沒有在國內讀研究生的經驗,碩博都是在國外讀的,還曾在央企工作多年,這些經歷與學生們截然不同。而且,每個學生都是獨特的個體。教師需要在不經意的“各言其志”的交流之中,尋找針對不同個體的有效、具體又特殊的溝通方式,殊為不易。

正如教育學者叢日雲所説:“生活在這個巨變的時代,我自己也時常感到迷茫,不知該怎樣活著,怎樣做人,我又拿什麼去教學生呢?……況且,人生有不同的道路,生活有不同的模式,這需要學生自己去作抉擇。大學生已是成年人,他誠然可以向老師求教,但更需要從自己的生活經歷中學習,向同伴學習,而教師也需要向學生學習。”我非常認同這樣的説法。説到底,科學與理性帶給人謙卑,和認真為上。對學生寧可拘謹慎言,也不要過於自信地耳提面命。

摒棄門戶之見 讓學生自由飛翔

曹東勃

從“以教師為中心”轉向“以學生為中心”,進而開展一種探究性的教學、掀起一場課堂革命,大體是上世紀60年代以後風靡全球教育界的一個基本趨勢,也與全國高校本科教育會議提出的“以本為本,回歸常識,回歸本分,回歸初心,回歸夢想”的要求相契合。

不過,同樣的道理,到了研究生培養階段,面對的則是另一種情境。研究生教育通常採用的是導師負責制,導師在研究生培養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並形成以導師為核心的師門組織。隨著招生規模的擴張從本科傳導到研究生,本科擴招過程中陸續出現的一些問題也逐一在研究生培養過程中顯現。

一個突出問題是“生師比”的失調,導致導師的指導不到位。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高校教師在面臨沉重的教學科研壓力之餘,能夠指導帶教和承受的研究生規模、數量,也存在一個最優邊際。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這樣的現象:一位新晉碩導、博導,在其指導學生的最初幾年,尚能因材施教、針對每個學生的特點優長開展有效的指導,激發學生的創造活力。大約3年左右,當他所帶的學生覆蓋到全部年級階段並穩定到一個較高規模水準後,就不免力不從心、漸露疲態,很難顧及到每個學生的成長,其關注和指導的力度就會下降,學生的獲得感也會下降。

從我個人指導研究生的情況來看,大約碩士生是每年2-3人,博士生每年1人。如果滿負荷工作的話,所指導的研究生規模就達到7-9人。如何確保培養的品質,對每位學生負責?導師對學生是一種“一對多”的局面,而從“以學生為中心”的視角來看卻是“一對一”的——每位學生只有一個導師。這是一對矛盾。

所以,我一方面提醒自己作為導師,要時刻注意這種不均衡的狀況,盡最大努力增加與學生的接觸、溝通;另一方面,也在和學生的交流中建議他們“反週期調節”。對碩士生來説,在圖書館讀書的時間會更多,相對於博士生而言,被導師找去討論的機會更少,那麼有時就需要更為主動地與導師溝通交流;而對博士生來説,要反過來去增加自己沉下心來坐冷板凳、研讀經典的時間,形成一種對衝。

更為根本的解決之道,是形成一種基於“學生、學習、學術”的開放式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可以包容傳統的“師門”所內涵的師生關係。除此之外,應當有一種相互砥礪、促進共同成長的願景。須知,到了研究生教育階段,其基本的組織方式早已不再是本科生的班級制,但獨行快、眾行遠,每個研究生仍然有構建新的集體認同的強烈需求。開展讀書會,集中學習和研討交流;開展集體學術項目,到鄉村田野、工廠車間進行社會調研。這些都是研究生培養過程中的有效手段。

強調上述方面,絕非為導師鬆綁、卸責,而是要促使導師把心思真正聚焦在“引導”“塑造”上。相當數量的導師也比較認同的一種流俗見解是,把導師的工作僅僅局限于指導論文寫作,甚至個別導師連這一點都做得不到位。等而下之者,則把“導師—學生”的關係異化為“老闆—雇工”關係。

實際上,導師更重要的工作在於“導學”,在於傳播知識、傳播思想、傳播真理、塑造靈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在於在教學相長的過程中碰撞思想、分享體驗、觸發靈感、激勵創新,構成不可分割、互為助力、相互成全、互相成就的學術共同體。

導師不僅是指導研究生畢業論文的老師,還應該是研究生科學研究上的合作夥伴、思想修養上的主要責任人、健康生活上的重要監督者。到了特定的抉擇時刻,導師還要學會“放手”——為了學生更好的成長,摒棄那些“拱衛山頭”的“門戶之見”和留用身邊的私心雜念,放他們“自由飛翔”。這樣的定位,是對傳統意義上完成任務型的“導師—學生”關係的一種超越,是一種更值得追求的高品質“師生關係”。

教育是一個慢變數,教書、育人從來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導師需要在實踐摸索中總結經驗、認識規律,像人民教育家于漪老師那樣,一輩子做老師,一輩子學做老師。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