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一家少兒英語培訓機構內，老師正在給學生上課。
西南某城市一小區內，放學後的學生走進午托園。
每個工作日上午11時、下午4時，打著一個“陽光午托園”的牌子，戴著工作證，54歲的中國西南某市小學退休教師陳阿姨都會準時來到一所小學門口，等待即將放學的學生。和她一樣打著各種培訓機構牌子的人也同時趕到。為了讓學生能儘快找到自己，陳阿姨踮起腳，把牌子舉得高高的。放學了，學生們從校門魚貫而出。他們中的大部分分散到各個牌子下，排成隊，前往附近的居民樓裏。
就這樣，放學的學生從學校門口被陳阿姨們帶往校外培訓機構的教室裏，做作業、上課，然後再回到學校，或等待下班的父母。很多人似乎忘記了，孩子們也需要休息。
近年來，中國政府加大力度整治校外培訓機構。不過，各種午托園、培訓班依然火爆。為此，國務院辦公廳今年8月印發《關於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就當前校外培訓發展中面臨的難點、痛點問題作出明確規定。那麼，課外培訓為何能夠吸引家長和學生？相關監管難在哪兒？記者就此進行了調查採訪。
培訓機構，任性而低調
【案例一】
陳阿姨的工作時間，是學生中午和下午放學後的3小時，主要負責學生的課業輔導、二年級數學課。每月工資為2200元；如果這個月有學生流失，陳阿姨就要被扣200元。她的領導是一個“90後”。領導要求，在“不出事”的前提下，讓家長感到孩子有進步。陳阿姨説：“教什麼我自己定。常用的方法是讓學生多做作業，這樣最安全；有時間再教點新知識，家長們就更滿意了。”那麼，學生們怎麼休息？“不能休息，一放鬆學生們就打鬧了。”
陳阿姨工作的午托園就在自己居住的小區裏。由於離小學近，5層高的居民樓，一二層基本為午托、學前班接送、補課等培訓機構佔據。她所在的午托園有80平方米，4個房間裏擺滿了課桌，目前有100多個孩子，每人每月交費400元。午托園門口的廣告牌上寫著：“由工作30多年退休教師和大專院校老師親自管理。”陳阿姨稱，其實除了她，同事都是剛畢業的大學生，並沒有教師資格證或相關學科的培訓經歷。
【案例二】
每到週六上午，石先生都會帶著上5年級的女兒到一家英語培訓機構上課。這家機構位於北京市西城區某小學旁的一座大樓裏，開設的課程名為“康橋少兒英語學習系統”，分一、二、三級。石先生的女兒正在學習一級課程。記者旁聽的一節課上，課程主要時間被用於孩子們的英語口語對話，討論“國慶假期過得如何”“什麼是討厭的事”等話題，然後聽寫單詞、教授簡單的從句。
據該機構工作人員介紹，由於使用的是康橋大學考試委員會設計的教材，學生可以考級。授課教師都有留學經歷。學費根據上課時間長短和教師而定，每學期8000元到一萬多元不等。
這家機構隔壁是另一家大型連鎖培訓機構。接待室墻上挂著老師的照片和簡歷，名校畢業、中高級職稱、多年教師從業經歷是用得最多的詞。一旁貼著“不得拍照”“不得錄影”“不得錄音”等警示標誌。記者以家長身份進行諮詢，工作人員首先問“孩子帶來沒有”，記者表示“沒有”，工作人員隨即表示，“先讓孩子試聽一節課”，對費用、教師等問題並不多談。不過，這家機構的宣傳冊清楚地標明瞭從小學到初中語數外等科目的上課時間、任課教師、學費。收費最高的E概念英語分6階，每階4500元／15次，每次課時3小時。
在該樓其他培訓機構，工作人員對陌生家長的詢問表現得更為謹慎和低調。在一家機構，當發現記者在向其他家長打聽教學品質好壞時，一名工作人員立即以記者不是學生家長為由，要求記者離開。
這是中國西部和東部地區很尋常的兩個個案。而無論是東部還是西部，一個共同的現象是，隨著課外培訓機構逐漸增多，中小學生正在成為課外培訓的主要對象。
相關統計顯示，2014年，中國參加課外輔導的學生佔在校學生總數的36．7％。北京市教育科學院2016年發佈的數據顯示，北京六成左右的中小學生參加教育補習，處在升學階段的學生參加語文、數學、英語補習的佔多數。據陳阿姨估計，她所在城市裏至少80％的小學生報了午托園，有的週末還要上輔導班。
參加課外輔導的學生越來越多，讓培訓機構、託管成為一門賺錢的生意和新的創業門路。中國教育學會發佈的調查報告顯示，2016年，中國中小學輔導機構市場規模超過8000億元。
“從當前情況看，學校教育和校外教育組成了中國學生完整的受教育過程。”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教育與社會發展研究院教授薛二勇對記者表示，當前校外培訓已囊括基礎教育的大部分環節，甚至延伸到學前教育。培訓內容也變得多樣化，一半左右比例為語文、數學、英語等基礎學科，另一半為舞蹈、體育等興趣、特長培訓。此外，越貧窮的地區，學科性培訓比例越高；越發達的地區，滿足特長、個性的培訓越普遍。
家長老師，在矛盾中選擇
【現實】
石先生給女兒報了英語和數學兩個輔導班，一學期需花費2萬元。石先生表示，這筆支出並不小，但作為家長，他更關注孩子未來的中考、高考等升學問題，需要現在就打好基礎。
對於培訓機構的選擇，石先生更看重實際的教學效果。此外，他還希望孩子能通過上輔導班，培養自我管理能力，安排好自己時間。為此，當學校組織興趣班時，他也積極鼓勵孩子報名。所以，平時放學後，他的女兒還會上書法課、創意筆繪畫、小主持人培訓等興趣班。
對於補課是否會增加孩子的負擔，石先生表示，孩子課業負擔不算重，目前孩子沒有抵觸情緒；“當然我會尊重孩子意見，她只有感興趣，才會靜下心來學習。”
石先生的想法，代表了中國多數家長的心聲。現在的家長，特別是當“80後”成為家長後，在注重孩子的個人能力（特別是在城市）的同時，也對給孩子報課外輔導班、提升分數持贊同態度。由於很多父母自身就有上課外培訓課程的經歷，他們對這兩種培養方式都不排斥。不過，當對這兩種培養方式理解得不清楚、不全面時，很多父母便會通過增加報班數量的方式，來調和素質教育和應試教育的關係。
對於學校教育的主要承擔者——老師來説，他們對課外培訓的理解同樣充滿矛盾。例如，有的教師認為，一些培訓機構一個假期就把一整個學期的教材都講完了。這種在短時間內蜻蜓點水式地把知識灌輸給學生的做法很有問題，讓一些學生不僅沒真正弄懂吃透，還導致他們在課堂上不專注聽講，干擾了正常的教學秩序。
但也有老師對此並不認同。“現在家長都比較重視孩子的教育，給孩子報輔導班很正常，學生還能多學一些。”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朝陽未來學校）高二年級英語教師李小若對記者表示，學生報輔導班是否有意義，關鍵在於目標是否明確。有的孩子報輔導班是為了補充某些知識，或提升自身能力，孩子雖然累，但也很有收穫；而有的孩子雖然報了很多輔導班，但上課時都在偷懶。
李小若認為，當前一些家長和學生的心態也存在倒置問題。“學校教育應該是學生學習的核心部分，但有的家長和學生心態出現變化，認為不用在學校下功夫，可以到輔導班再補。其實，如果充分利用好在學校的時間、老師、教材等資源，就沒有必要上課外輔導班。”
解決問題，從深化供給側改革開始
【進展】
從今年上半年開始，教育部要求各地集中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截至8月20日，全國已摸排培訓機構38．2萬家，其中發現問題25．9萬家，已經整改4．5萬家。
8月22日，國務院辦公廳發佈《關於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構建了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總體制度框架。近日，教育部辦公廳印發《關於切實做好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整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務求今年年底全面完成整改。
隨著校外培訓機構迅速擴張，相關問題和風險加劇也是事實。據不完全統計，民辦教育培訓機構中，證照齊全的比例不足20％。很多機構存在著教學品質沒有保障、定價隨意而混亂，聘用教師無資質、教師專業水準參差不齊等問題。為整治校外培訓野蠻生長現狀，各地都在積極行動，邊摸排邊整治，“奇招”不少：微信舉報、鼓勵民眾監督、建立管理平臺、黑白名單制度……
不過，在擁有大量資本注入、更有數以萬計“起跑線恐慌”的家長支援的情況下，如何讓整改後的校外培訓機構堅守紅線？
從治標看，能否實現應管儘管很重要。目前，校外培訓機構的辦學許可證和營業執照，由教育、民政、工商部門多頭髮放，誰是校外培訓機構的監管主體並不清晰，容易導致監管缺位。因此，需要在做好部門協同的同時，廣泛發動群眾、社會力量參與治理。
老師、家長在引導孩子方面也要發揮重要作用。李小若建議，當前給學生減負的核心是教會學生思考自己人生和未來的方向。這需要老師、家長更多地與孩子溝通，讓孩子知道怎麼學，“這比上多少課外輔導班、加大作業量、不停地考試都更有效果”。
從根本上説，由於當前社會對教育的需求無限大，教育供給又沒做好，才造成供需矛盾突出。
薛二勇認為，教育供給缺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現實原因，父母需要工作，學校課堂時間嚴格控制，學生們放學後只能到校外培訓機構。其次，當前教育系統內部沒有提供足夠多的、滿足孩子多樣化教育需求的供給。第三，一些家長對孩子的成績存在壓力和焦慮，這種焦慮存在的根本原因在於唯分數、唯升學的教育評價陳疾。此外，一些培訓機構本身在開展針對性教學、提高孩子成績方面有創新、有效果，在某種程度上也刺激了家長把孩子送到培訓機構的需求。
“校外培訓壯大是當前教育體系存在的問題的一個影子。”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對記者表示，當教育體系能把正常的教育功能包納其中，就沒有必要産生很多培訓機構。這個體系問題越多，校外培訓機構的體量就越大。
他認為，現在教育體系在管理和評價方面存在一些問題，考試分數功能被異化，學校發展不均衡，分數成為進入好學校的主要標準。這些都導致大部分學生為了提升分數而選擇報課外班。
“完善校外培訓機構監管，要從深化教育供給側改革開始。”首都師範大學副校長楊志成對記者表示，一個和諧的、嚴格的教育體系應該是以學校教育為主、校外教育為輔的相輔相成關係。這需要二者共同努力，完善培養學生綜合能力發展的評價體系，同時引領好教育文化和社會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