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現在討論孔子當年是不是收了十條幹肉，是不是“教人也要錢”，還不如關注孔子當年對顏回這麼一個貧困學生的態度更有意義。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門（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家長們都陷入一種困境
古今中外，除了一些像“文革”這樣的荒唐歲月，教師的地位一向很高，中國傳統有“天地君親師”一説，教師地位排序只在天地君親之後，其地位尊崇，可想而知。地位之尊崇，緣由期望之殷切。
在中國人的觀念中，教師學問固然應當足以傳道授業，道德亦應為社會之表率。而既然以道德表率來要求教師，就不免以高於常人的道德標準來要求教師。正是因為如此，教師節要不要給教師送禮，這麼一個簡單的問題，才變得這麼複雜。
這種複雜，自然源於大眾對師德的複雜態度，或者是過高的道德要求，或者是徹底的道德悲觀——正因為此，家長們都陷入一種困境：假如我不送禮，教師會不會給我孩子穿小鞋？所以，才會有種種怪象——一邊互相攀比送禮，一邊大罵教師收禮。
著名學者何兆武曾寫過一本《上學記》，風靡一時，裏面寫道，西南聯大作為抗戰時期最好的大學，自然也吸引了不少的“高幹子弟”（何先生用語），在書中，何先生又專門的篇章寫這些高幹子弟同學。這些高幹子弟幾乎沒有人們習慣想像中的紈绔子弟，都和普通人家的子弟一樣，刻苦求學，低調做人。如果其中某人成績不好，就在班裏抬不起頭，如劉峙的兒子，因為成績不好，在班上一點地位都沒有，老師同學都瞧不起他。
劉峙當時是國民黨所謂“五虎上將”之一，權勢可想而知，但西南聯大不以背景而以成績來看待一個學生，此中意味，太值得今人細細品味了。
面對當下“教師節不能變成送禮節”的爭論，唯有一聲長嘆：人心不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