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外婆”與“姥姥”之爭背後的追問
[環球時報記者 李司坤 馬俊]近日，滬教版小學二年級語文課本中“外婆”被改為“姥姥”，儘管最終以上海市教委責成有關方面將“姥姥”一詞恢復為“外婆”，以及相關出版社向社會各界及課文作者道歉而告結束，但由此引發了有關“推廣普通話”與“保護方言”二者關係的討論。方言在國內的存續狀況如何？方言到底具有怎樣的意義，是否真的需要保護？
方言往往會被主動拋棄
“方言是一個地方的靈魂，是地方文化的核心載體，是民係或族群的重要標誌，”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暨南大學漢語方言研究中心研究員侯興泉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沒有方言，民係的基礎就消失了，以方言和民係為基礎的地域文化，如吳文化、楚文化、客家文化、嶺南文化等也會失去存在的重要根基。“我們引以為傲的中華文明恰恰是由悠久多元的地域文化組成的，沒有地域文化做支撐，中華文化就是個空中樓閣。”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認為，方言不僅是地域文化長期積澱的成果、一種生活樣態的表現，對文學來説也有價值。此外，方言還是對標準語、普通話非常重要的補充。
“從整體趨勢而言，包括方言在內的大多數語言走向消亡是不可避免的。”致力於少數民族語言和方言保護近十年的科大訊飛公司多語種高級研究員祖漪清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在全球化趨勢日益明顯的當代，語言作為交流工具在不斷向主流強勢語種靠攏。尤其是主流語言往往背靠更強大的經濟和文化實力，不斷侵蝕弱勢語言的“地盤”。
聯合國2017年的相關報告顯示，全球現有約6000種語言，預計到本世紀末將有90%的語言可能消亡。其中近500種語言的傳承者甚至少於10人，很可能迅速滅亡。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中國。根據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提供的數據，在中國的130多種語言中，有68種使用人口在萬人以下，有48種使用人口在5000人以下，其中有25種使用人口不足千人，滿語、赫哲語、蘇龍語等使用人數不足百人。
但為什麼有的地方方言有著強大的生命力，而有的方言面臨邊緣化甚至消失的困境呢？侯興泉認為，決定一個地區方言生命力的最主要指標是方言的使用人口，而使用人口的增減又跟方言區整體的經濟、政治地位乃至文化影響力都有莫大關係。侯興泉表示，許多語言或方言的消失是講該種語言或方言的人主動拋棄的結果，他們往往會把自己的弱勢社會地位與其所在的區域文化相聯繫，認為自己的語言沒有保留價值，主動拋棄自己的語言和文化，以期擺脫歧視。“這種觀念在進城打工的農民工群體中表現得尤為突出，許多社會語言學的調查已經印證了這點。”
“粵語具有很強的本地生活基礎和相當廣的應用人群，這就導致它很難被改變。”張頤武認為，一般而言，方言只是在特定地域裏交流，但有些地域由於經濟發達或與外界聯繫緊密，反而讓其他地區的人覺得更時髦。廣東、香港的粵語對內地就有很大影響，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尤甚。當年，很多説普通話的人都模倣説粵語，就是因為香港的經濟比內地發達，港商或香港的流行文化一來，就有人覺得時髦。
保護方言並不是偽命題
也有人認為，一些方言或特殊語言的消失是自然進化的結果，語言趨同也是社會文明的標誌。那麼，保護方言究竟是不是一個偽命題呢？侯興泉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語言或方言始終在變化中，存在或消失都有其內在邏輯，這點毋庸置疑。但若認為語言的趨同是社會文明的標誌純屬無稽之談。“難道全世界只剩下一種語言了，這個社會就高度文明瞭？”
“現在許多人喜歡用經濟或政治的標準來衡量語言或文化，認為語言或方言越少，溝通成本越低，社會效率越高，政治上也越容易管理。”侯興泉認為，這只是看到了語言作為工具性的一面。語言除了是工具，更是人自我深層理性思維的表達方式、情感的依歸。正是有了多種多樣的語言，才有了多樣的思維方式，從而創造和承載了多元文化。文化追求的是個性化和多元化，而不是經濟或政治上追求的一體化。“即使對那些不管怎樣都可能會消亡的語言或方言，我們也需做好資料保存工作，建立檔案，已便後人了解或研究。”
“方言保護、保存是必要的，但針對方言進行保護的必要性與在現實交流中強行推廣如在小學裏進行大量方言教學，又是兩個概念。”張頤武強調稱，“我們可以在地方的文化課裏把方言進行傳播介紹，但進行大量的方言訓練，甚至用方言來寫作是不可行的。”張頤武認為，一個地方重視本地方言是積極的，但不能因此就不要普通話了。“不能把兩者對立起來，兩者都非常重要。”
挽救瀕危語言爭分奪秒中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瀕危語言問題引起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關注與重視。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召開了瀕危語言國際專家會議，通過了《語言活力與語言瀕危》報告，該報告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保護和搶救瀕危語言的綱領性文件。
為挽救這些瀕臨消亡的語言，各國都在爭分奪秒。澳大利亞政府上世紀70年代便規定在全國實現多語教育制；美國出臺專門保護原住民語言的相關法案，支援原住民語言項目。中國也先後出版了漢語方言地圖集、音檔及系列詞典。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更是規模宏大，計劃為每種語言記錄1000-3000個常用詞、數量有限句子和400分鐘的文化典藏。侯興泉告訴記者，從2015年起，由國家財政立項，教育部、國家語委領導，委託北京語言大學等高校組織實施的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就是各方攜手保護境內各種語言和方言的見證。
除了出臺相關保護政策，利用人工智慧技術，對於保存瀕臨滅亡的語言也是十分必要的。祖漪清介紹説，基於語音合成、語音識別、翻譯技術、經過人機協同分析，可實現對一個語言的完整“複製”。對於沒有文字的語言，美國科學家進行的“語音羅塞塔”項目的思路值得借鑒，即盡最大可能獲得被記錄語言的語音和主流語言文字的平行數據，並實現兩者之間的“翻譯”。
不過，祖漪清表示，現有人工智慧技術需要海量數據作為機器學習的內容支撐，但一些瀕危方言和語言的使用者中，真正能標準朗讀的人已經很少，甚至只有個位數，而且大都年事已高，這使得語音的採集工作極為艱難且迫切。另一方面，中國方言尤其是南方方言種類繁多，結構複雜，甚至存在“十里不同音”的情況。若想保存這樣種類繁多的方言，必須依靠全社會的支援。他們邀請全民參與共建“中國方言庫”，用自己的聲音留下中華語言文化遺産，傳承優秀傳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