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性騷擾防範機制缺失 男老師不敢給女生很多輔導

　　建立健全高校性騷擾防治的長效機制刻不容緩。

多所知名學府老師陷入“性騷擾門”，引發各方關注。1月16日，教育部再次回應，除了已經查的性騷擾事件，“對於其他相關學校，我們也督促他們儘快核實情況，如果屬實，要進行嚴肅處理。”並表示，要著手建立健全高校預防性騷擾的長效機制。

由國家教育主管部門會同相關部委、構建防止性騷擾的制度堤壩，這可以看作漫長的個體呼籲、新聞呼籲最終結出的公共性成果。根據媒體不完全統計，過去四年間，共有14起高校教師涉嫌性騷擾的事件被曝光，而目前已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廈門大學、復旦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北京航空航太大學等超過40所高校的部分校友及在校學生，就建立性騷擾防治機制發出呼籲。人們已經日漸形成一種共識：如果一系列已經進入公共對話領域的性騷擾事件，僅以處理當事人作結，僅以厘清一時一事的小是非作結，而沒有提供任何構建制度、樹立規則的可能，那麼這種“解決”，仍然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沒解決”。

同樣的原因，如果建構起來的制度保障，沒有充分考慮到性騷擾的隱蔽性、取證難、受害人保護困境，沒有充分就“是什麼”（定義）“為什麼”（依據）“怎麼辦”（救濟和申訴流程）進行詳盡的規定，而僅以宏闊敘事進行表態式立規，那麼制度很可能在現實操作中被懸空。

什麼是性騷擾，做了什麼叫性騷擾？作為一個外來概念，這個概念一直沒有完全落地中國法律和倫理生活。立法二十餘年、修訂十二年的婦女權益保護法，也只是籠統地規定“禁止對婦女實施性騷擾”、“受害婦女有權向單位和有關機關投訴”，而未對具體行為進行過舉例。這直接構成了校園受害者投訴時的定義性困擾。從近些年積累的校園案例上看，除身體接觸、跟蹤糾纏這樣明顯的騷擾行為外，黃段子、“一聊就是性”同樣構成了語言騷擾，需要在進行制度設計和手冊教育時，進行具體的解釋和規定。

在此基礎上，尤其要提供一個調查和保護同步的申訴流程。前者是要明確，一旦舉報機制被觸發，應由什麼機構進行調查、什麼樣級別的人主導調查。針對國內一些高校由本學院調查本學院教授的習慣做法，或者被調查者本身就是行政領導的情況，應有嚴格的利益相關人規避要求。更重要的是，要提供連續完整的、對舉報人的保護機制，這是使校園性犯罪不變成“無聲之惡”的關鍵。對此，有很多一流大學的成功做法可以借鑒，比如在哥倫比亞大學，性騷擾調查過程中，受害者可以隨時向學校提出更換住處、約請家教、改動或取消相關課程的安排。應對我們的實際情況，還應加上可以無障礙更換導師的保障。

校園防範性騷擾機制的構築，主要是讓“forbidden line”真正燙手，但同時，也會帶來很多漣漪效應，改變高校師生的一些心理預期。光明網評論員在與高校老師的溝通中了解到，今天如何指導女學生，往往讓很多男老師（男導師）困擾，除了怕給予女學生過多研究壓力引發其負面情緒外，更不敢給予很多輔導，怕被人誤會引起流言蜚語。因此，有一位教師所在學院的年度終結中有一個指標令人深思：女學生在讀期間得到的有效指導要遠低於男學生。這是校園性騷擾防範機制缺失的另一個鏡像——因為規則沒有形成、共識沒有建立，很多男性老師也沒有“安全感”，在正常教學活動中事實上處在過度自我保護的狀態。如果這種隱性心理髮展成為“少招女研究生就少麻煩”的態度，則更令人惋惜。此類現象，同樣是構築性騷擾機制的過程中，應該細緻調研和考慮的。

一個社會的成熟度越高，其對私人權利的保護就越明晰、細緻。大學作為一個社會的大腦、作為最具人文精神的社區，應該最先踐行這種明晰和細緻，使反性騷擾的意識乃至對個體權利的珍惜態度，最終涵化社會文化。

（原題為《防止校園性騷擾，制度要真正細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