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察家
近年來被舉報的高校教師性騷擾學生事件並不少，但像“陳小武事件”這般處理如此迅速、果斷，鮮有先例。
針對近日高校教師性騷擾學生事件，教育部14日表示，根據“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管理有關規定，經研究，教育部決定撤銷陳小武的“長江學者”稱號，停發並追回已發放的獎金。在此之前，北京航空航太大學已撤銷陳小武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職務，取消其研究生導師資格，撤銷其教師職務，取消其教師資格。
教育部與當事學校的上述決定，是對性騷擾零容忍。而事件的後續影響不只是當事人身敗名裂、被處理，還形成了一定的反對性騷擾的社會聲浪與行動。截至目前，已有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在內的超過40所高校的部分校友及在校學生，就建立性騷擾防治機制發出呼籲。
近年來被舉報的高校教師性騷擾學生事件並不少，但像“陳小武事件”這般處理如此迅速、果斷，社會反響如此大的，鮮有先例。事實上，這次事件的處理之所以能有所“突破”，可能跟一些“偶然”性因素分不開。比如，主要舉報者羅茜茜已畢業10多年，她長期生活在國外，最終能夠走出實名舉報這一步，與其某種相對“超然”的身份和在國外所受到的觀念影響，有直接聯繫。
某種角度上説，將這次事件的“偶然”轉化為未來的“必然”，或就是目前我們構建校園性騷擾防治機制的重點。一方面，要讓性騷擾在公共話語上“脫敏”，破除不必要的道德壓抑。校園內的性騷擾，多寄生於一種不對等的封閉權力結構之上。受害者若還要承受過多的“道德壓力”，只會強化其“沉默”傾向，亦助長騷擾者的僥倖心理。
另一方面，在防禦和處理上，則要“敏感”。有專家就認為，“遭遇性騷擾後，可以跟誰説，從哪得到理解、得到支援、得到壓力舒緩，還能做到保密，得到保護，都很重要。”因此，構建防禦機制的第一步，應是讓性騷擾的舉報、處理變得明確化、制度化，避免私了與和稀泥。
具體做法上，這次倡議建立校園性騷擾防治機制的學生所提出的“五個一”建議就頗具代表性：給全校每一位教職員工做一次有關防治性騷擾的培訓；給每一位學生上一堂反性騷擾的課程；每學期展開一次性騷擾的網路調查；設置一個接受性騷擾舉報投訴的渠道；明確一個受理性騷擾行為投訴的部門以及一個負責人。其中一些做法，部分高校已在開展，但並不完善。對此，教育部門可考慮出臺強制性的校園性騷擾防治機制，讓其成為每座高校的標配。
我國目前對性騷擾的界定、法律責任的判定和定罪量刑等都缺乏明確的法律規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校園性騷擾的防治，不僅弱化了社會對性騷擾性質的認識，也增加了受害者的維權難度。即便是這次事件，當事人是否會受到法律上的追責，仍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這個困境具有普遍性，立法上宜有所回應。
去年10月開始，有美國女藝人在網上發起“Me Too”活動，呼籲有被性騷擾或被侵犯過的女性都能夠站出來指控加害者。這一行動隨後在多個國家接力，“陳小武事件”可以説就是中國版的“Me Too”。希望這次事件能夠成為一個標誌性事件，真正推動校園性騷擾防治機制的普遍落地。面對不斷站出來的“受害者”，也應有更多高校像北航這樣拿出“零容忍”的態度和行動。
□任然（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