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燕妃墓捧帷帽侍女壁畫,昭陵博物館藏。1990年,唐太宗的妃子燕氏的墓室被清理出來,墓室壁畫中,宮女手中所捧的帷帽垂挂著一圈長絲穗,形成一道薄幕,有一定衛生防護功能。

睡虎地秦簡,湖北省博物館藏,1975年雲夢睡虎地11號墓出土。竹簡記載,若發現有人感染瘟疫,必須主動保持距離並第一時間向官府報告,患者一旦被官方確診後,會被強制隔離,關進特殊的地方,稱之為“癘遷所”。

西漢鎏銀騎獸人物博山爐,河北博物館藏。1968年,河北滿城陵山二號漢墓發掘出土。在西漢,人們喜愛焚香熏煙,來驅瘟防疫,養生祛病。

明嘉靖二十九年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二十四卷,甘肅省圖書館藏。《黃帝內經》提出對瘟疫要早發現早治療,治療後防止復發。

清代口罩類絲織品,新疆輪臺縣博物館藏。

敦煌莫高窟壁畫——擲象:為了防止瘟疫,太子悉達多把死去的大象舉起丟到城外。

關於瘟疫,中國古籍早有記載。《周禮·天官·冢宰》:“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呂氏春秋·季春紀》記載:“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説明古時對瘟疫的認識已經達到了一定水準,認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發生。

幾千年來,人們對瘟疫的抗擊始終沒有間斷。隔離傳染源、施以有效藥物、保持環境衛生、佩戴口罩等,是歷代總結出的疫情防控的有效措施,都能在文物中反映出來。可以説,這些文物見證了古人防疫的歷史,承載著先人防疫治病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對於今天,仍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舍空邸第”,強制隔離

隔離是阻斷疫情擴散最有效最基本的手段。秦朝建立了疫情報告制度,根據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簡》記載:“某裏典甲詣裏人士伍丙,告曰:‘疑癘。來詣。’訊丙,辭曰:‘以三歲時病疕,眉突,不可知,其可病,無它坐。’令醫丁診之。”就是説,鄉里如果出現了疑似的傳染病病例,典甲(典甲,相當於現在的鄉長)有責任調查和迅速上報。朝廷根據疫情派醫生檢查治療,三歲的小孩也不能忽視,並對相關人員採取隔離措施。

《睡虎地秦簡·法律問答》中,首次出現“癘所”一詞。“癘所”就是隔離區。《睡虎地秦簡·毒言》還記載,知情者和家人應主動斷絕與“毒言”者接觸,不與患者一起飲食,不用同一器皿。

到了漢代,隔離治療更加完善,《漢書·平帝紀》:“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南北朝時期,則成制度。蕭齊時,太子長懋等人設立了專門的病人隔離機構——六疾館,以隔離收治患病之人。盛唐時期,官辦醫療機構更加發達,朝廷設有養病坊,在各州府也設置有類似機構,負責各地醫事管理和疾病診療,當大的疫情發生時,也承擔臨時性收容和隔離救治任務。宋朝的將理院、元朝的廣惠司、明朝的惠民藥局等,都是承擔隔離治療的官辦醫療機構。

一旦出現疫死者,屍體作為主要傳染源,該何處理呢?據《周禮》所載,從先秦時期開始,就有了處理無主屍體的做法。此後,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屍體的做法,以防止疾疫傳染。

“濃煮熱呷”,藥物救治

面對疫情,藥物必不可少。

東漢末年,張仲景著《傷寒雜病論》一書,載方113個。該書對於後世方劑學的發展,諸如藥物配伍及加減變化的原則等都有著深遠影響。其中許多著名方劑在現代衛生保健中仍然發揮著巨大作用,例如:治療乙型腦炎的白虎湯,治療肺炎的麻黃杏仁石膏甘草湯,治療急、慢性闌尾炎的大黃牡丹皮湯,治療膽道蛔蟲的烏梅丸,治療痢疾的白頭翁湯,治療急性黃疽型肝炎的茵陳蒿湯,治療心律不齊的炙甘草湯,治療冠心病心絞痛的栝萎薤白白酒湯等,都是臨床中常用的良方。

東晉葛洪《肘後備急方》認為:“傷寒、時行、溫疫,三名同一種。……其年歲中有癘氣兼挾鬼毒相注,名為溫病。”書中立“治瘴氣疫癘溫毒諸方”一章,記載了辟瘟疫藥幹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溫病散等治療、預防的方劑。

唐代名醫孫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不僅總結了許多治療傳染病的方劑,還提出用熏藥法進行空氣消毒、向井中投入藥物給水消毒等消毒法。

除了醫書所載的藥方之外,散見於史書、文集、筆記之中的驗方、偏方還有不少。

蘇軾在《與王敏仲書》中提到治療瘴疫方為:“用姜、蔥、豉三物,濃煮熱呷,無不效者。”《宋史·外國·吐蕃》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谷吐蕃的鐸督部族發生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藥物為白龍腦、犀角、硫磺、安息香、白石英等76種。沈括《夢溪筆談》中記載的一則事例,所用治疫藥物為柏葉。《靖康紀聞》中記載的治疫藥方為黑豆湯,其方為:“黑豆二錢(令炒香熟)、甘草二寸(炒黃色),二味以水二煎一盞,時時服之自愈。”元人筆記《輟耕錄》中記載,元朝初年,元軍發生疾疫,以大黃療治,所活近萬人。

“灑掃火燎”,環境凈化

保持環境衛生,對於防疫至關重要。在殷商甲骨文中有“寇掃”(大掃除)的記載。《禮記》《治家格言》《周書秘奧造冊經》中均強調了保持居室清潔衛生的習慣,同時指出屋宇乾淨就可以減少疾病的發生。

我國古代傳統防疫的方法之一是熏煙蒸洗。《周禮·秋官》記載有用莽草、嘉草等燒熏驅蠱防病的方法:“凡驅蠱,則令之”,“除毒盅,以嘉草攻之”,“除蠹物,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根據出土的竹簡我們可以看到,秦時期,凡入城,其車乘和馬具都要經過火燎煙熏以消毒防疫。

在敦煌石窟中保存著一幅“殷人灑掃火燎防疫圖”,描述了殷商時代以火燎、煙熏方法來殺蟲、防疫的情景。兩漢時期是古代瘟疫記錄最多的時期,《博物志》中特別講到有一次長安大疫,宮中皆疫病,漢武帝焚燒弱水西國所貢香丸一枚“以辟疫氣”,“長安中百里鹹聞香氣,芳積九月余日,香由不歇”。《傷寒雜病論》中詳細論述了多種傳染性疾病在不同時期的各種治療方法,熏香便是其中一種防抗和輔助療法。

使用具有芳香氣味的中藥組方,以求達到預防呼吸道疾病和治療疾病的目的。所以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無論是宮廷還是百姓生活中,熏香成了各種史料和醫藥典籍中最為常見的驅瘟防疫有效方法。

空氣消毒藥方的出現在晉代。葛洪認為,通過熏燒藥物的方式,可以預防疫病。他在《肘後備急方》中首先提出了空氣消毒法:“用以雄黃、雌黃、硃砂等為主的空氣消毒藥物製成太乙流金方,虎頭殺鬼方等預防傳染病的方劑……”其後,唐代孫思邈繼承和發展了這種防疫方法。明代李時珍常使用蒸汽消毒法。這個方法在清代也有記載,賈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諸方》説:“天行時疫傳染,凡患疫之家,將病人衣服於甑上蒸過,則一家不染。”

“恐氣觸人”,佩戴口罩

佩戴口罩能阻擋細菌、病毒、灰塵和有害氣體侵害與傳染,而且簡便易行,是防疫中的重要物資。古時候,宮廷裏的人為了防止粉塵和口氣污染而用絲巾遮蓋口鼻,“掩口,恐氣觸人”。《孟子·離婁》記:“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用手或袖捂鼻子是很不衛生的,也不方便做其他事情,後來有人就用一塊絹布來蒙口鼻。

3—8世紀時流行一種出行帽子,主要用來遮蔽容貌及身體,以避免路人窺視,文字記載最早出現于晉代。流行初期男女均可以穿戴,到了隋唐時主要為婦女使用。唐代從武則天時期開始,婦人出行開始使用帷帽。帷帽具有短小、輕便的特點,長僅至頸部,面部也能稍微顯露,帷帽的帽裙由紗網製成,也具有透視的功能。它們的功能是遮陽蔽沙,也具有一定的衛生防護效果。

宋代宋慈《洗冤集錄》記載:用麻油涂鼻,或作紙攄子油,塞兩鼻孔;仍以生薑小塊置口內。遇檢,切用猛閉口。恐穢氣衝入。這是講驗屍官驗屍時必須採取適當的防護措施,與現代醫用口罩防護觀念相同。

馬可·波羅在《馬可·波羅遊記》一書中記有這樣一條:“在元朝宮殿裏,獻食的人,皆用絹布蒙口鼻,俾其氣息,不觸飲食之物。”這樣蒙口鼻的絹布,也就是原始的口罩。有人考證説那塊布不簡單,是用蠶絲與黃金線織成。

明代醫學家萬全在《萬氏醫書》中提出,用雄黃點入鼻竅,阻隔疫病于口鼻之外。這不是口罩,但意識到了呼吸傳染。明末大鼠疫中,吳又可在六淫之外,提出雜氣(戾氣)致病説。他提出戾氣自口鼻進入人體,對鼠疫防範提供了可操作的規範。

1910年—1911年,我國東北大鼠疫中,全權總醫官伍連德堅持認為這場鼠疫不是腺鼠疫,而是肺鼠疫,可通過呼吸傳染,人際傳播是主要渠道。所以他大規模開展了隔離防疫,並且強制要求佩戴口罩。他用兩層紗布包裹著一塊長方形吸水棉而製成了“伍氏口罩”,防疫效果明顯。(陳昀)

(作者為中國文物交流中心副研究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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