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中國大寧”鎏金銅鏡

墓葬年代:西漢後期

出土地點:湖南省長沙市伍家嶺

保存地點:中國國家博物館

東漢“中國人民”銅鏡,武漢博物館藏。

“中國大寧”銅鏡銘文局部。無獨有偶,廣西的一面東漢銅鏡上也曾寫出“中國大寧”。

明月掌上寒,團團復皎皎。鏡子是個神奇的東西。人攬鏡自照,可看著鏡中老翁,又憶起舊朱顏來,生出年華流逝的感嘆;扣下鏡面不再去看,它卻用背面示以四方、天下,替遠人訴説“見日之光,長毋相忘”,此中儘是時空的羈絆。

四千年前齊家文化的銅鏡背面便飾有七角星紋,大概聖人觀象制器,以圓鏡“光象日月”,早有深意。“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古往今來,蕓蕓眾生都以鏡借日月光自照,個體與眾生、自我與天下的諸多節點,便因此聯結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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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古代日用器僅有使用功能嗎?漢代銅鏡的回答方式極其巧妙。

鏡子原本的作用是照形。借助光的反射,平滑的鏡面能映照使用者的形貌,達到自我觀看的目的,因此被視為古代銅鏡的正面。而在鏡子的背面,除了輔助照形的結構外,通常飾有浮雕圖像。這些圖像便成為人們日常觀看的另一種對象。

西漢時,中國人沿用已久的銅鏡發生形式上的嬗變,裝飾紋樣別開境界,文字也不時被措置其間。銘文與紋飾一同製作,構成了圖像的整體。它們如同器物訴説的話語,使我們聽到了銅鏡被賦予的複雜意義。

認識銅鏡,在翻轉之間。今人更多留心鏡背。

湖南長沙自戰國以來即富産佳鏡。1951年秋至1952年春,長沙北郊的考古工作並不起眼,發掘中獲得的一面鎏金銅鏡卻登上歷史的前臺。銅鏡出自西漢後期一座規格居墓群上等的墓葬,主人應生活于長沙國或新莽時的填蠻郡,姓名不詳。今天看來,在數量巨豐的漢鏡中,這面鏡子製作精良,但採用的是當時流行的圖像模板,內容和風格本不足以稱奇。其之所以贏得世人矚目,緣于銘文中不同一般的“中國大寧”四字。

我們的觀察不妨從銘文開始。該鏡銘文布于外圈,篆體陽鑄,順時針排列,鄰字上下相接,共計52字:“聖人之作鏡兮,取氣于五行。生於道康兮,鹹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質清剛。以視玉容兮,辟去不祥。中國大寧,子孫益昌。黃裳元吉,有紀綱。”

漢代銅鏡的銘文多作吉語,頗具模式化特點。這段話恰恰概括了當時人造鏡的普遍思維,容納了關於銅鏡多重功能的解釋。光亮、堅硬的鏡子非但可以“視玉容”,而且能夠“辟去不祥”。何謂“辟去不祥”,後文提到,不僅是使用者家庭美好,還包括“中國大寧”,乃至萬物合序“有紀綱”。這等寶器,即便死亡也不能令主人割捨愛戀。

類似的祝福我們時常能從漢鏡上找到,引人注意的是“中國”的用法。

與西周何尊銘文裏的“宅茲中國”不同,這裡的“中國”指漢帝國,地域已不局限在洛陽或狹義的中原。《史記》《漢書》皆有“中國一統”的説法,長沙雖遠居南土,當然也屬於中國。

另外,武漢博物館收藏的一面東漢銅鏡寫有“青蓋作鏡四夷服,多賀中國人民富,雲雨時節五穀熟。”這段話猶如“中國大寧”的擴寫,強調製鏡與天下、以及百姓吉利之間的聯繫,其“中國人民”在類似的鏡銘裏一般寫作“國家人民”。

“中國”“國家”等概念的趨同,緣于漢代長期穩定、四海人心空前聚攏。正因為如此,在漢鏡流佈的同時,它們所承載的共同夢想也行之千里。

那麼,銅鏡又何以具備超出實用性範疇的魔力呢?

據“中國大寧”銅鏡的銘文,賦予其超自然力量的,是來自“五行”的“氣”。至此,我們將目光向鏡子的中心移動。不難發現,陰陽五行觀念以具象的方式反映在圖像裏。紋飾位於銘文帶內側,以“博局紋”作為主體框架。博局,即博戲之局,原本有內外兩重方框,這裡為適合鏡子的形狀而作內方外圓的格局。中心的鏡鈕呈半球狀,原本指示四方的鈕座花瓣為了配合方框而轉向四隅。方框外側的一圈圓軌不見於真實博局,但串聯了博局紋的四個圓點,較為醒目。

其他圖案都以繁密的陽鑄細線構成,將十多個神靈和雲氣巧妙地穿插於以上圖案的空隙。有的神靈相貌十分怪異,例如,靠近鏡鈕的異獸身體就呈綿長的雲氣形。仔細端詳之下,青龍、朱雀、玄武、白虎皆備。這四個神常見於漢鏡,銘文也屢有提及,代表五行理論下的四方、四時。

就銅鏡紋飾的整體而言,由象徵天地的式盤産生的博局紋,也呈現了陰陽迴圈。正如尹灣漢墓鏡銘所言,“刻治六博中兼方”“應隨四時合五行”。除了曲道代表的四維八荒,博局中心的圓鈕還寓意天地之中,它們一起組成了生生不息的世界。

在西漢後期到東漢前期的銅鏡紋飾裏,博局和四神的組合自成一格,今人一般稱為四神博局紋或四靈博局紋。漢代人普遍相信陰陽五行是萬物法則,順之則昌,因此與之相應的圖像當然也非俗物。四神博局紋絕不單純是審美或遊戲的工具,而是足以祈求吉祥的媒介。

同一時期,類似的視覺模式不僅見於器物,還反映在建築上。西漢末年,都城長安南郊出現過一組平面略呈正方形的殿堂,有的環以圓形壕溝,顯示出強烈的形式寓意。在四面諸門,還配以帶有四神圖案的瓦當。這些建築包含國家施行典禮和祭祀的建築——明堂和辟雍,與國計民生關係密切。有趣的是,一些四神博局紋鏡的銘文也曾提到“新興辟雍建明堂”。

明堂、辟雍,是由中央朝廷建造的,那銅鏡由誰設計?

前述銘文提到銅鏡的設計者為“聖人”“青蓋”。“青蓋”代稱皇帝,因鏡銘用字常有通假,常見的“青羊”或與之相通。此外,新莽之後以“尚方作鏡”起首的銘文也很流行。尚方,屬宮廷匠作。由此推斷,某些銅鏡圖像的基本結構很可能首創于朝廷,經過廣泛傳播,漸成各地區沿用和效倣的範式。強調陰陽調和、天人感應的四神博局紋,發端于帝國意志,契合於民眾心聲,即其中典型的一種。在漢代人手中,無形的理想以圖、文雙重形式顯現,融匯為會説話的圖像。

銅鏡的圖像固然誘人,最後,我們仍不應忘記它的正面。在以銅鏡照形的時代,假如離開了原始功能,鏡背的圖像有可能隨即失去觀者。

“中國大寧”銅鏡的銘文中,“光象日月,其質清剛”描述的恰是一面佳鏡的基本品質。漢代的昭明鏡上有相近的表述:“納清質以昭明,光輝象夫日月。”誇張的文辭並非虛妄,而是往往與漢鏡令人驚艷的工藝和屬性相匹配,構築起天道與人力間的第一道橋梁。

昭明鏡西漢中期就已流傳,銘文常借物寄情,以明鏡自比,訴説相思。而在“中國大寧”的字裏行間,語氣變繾綣為避祛不祥的激昂。人們對鏡子優良性能的炫耀,似乎和對鏡子靈力的自信聯繫在一起。藏道于器,一面銅鏡折射了宇宙和國家,更反映了億萬人不同而又相似的心境。

歲月推移,鏡面銹蝕,歷史塵封了古代銅鏡的日用功能和哲學內涵,但辟邪迎祥的美好願望仍溫暖人心。

(作者係揚州大學美術與設計學院講師) 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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