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技術和水準持續提高，基礎設施總量大幅擴增。截至2024年，我國城市建成區面積逾6萬平方公里，供水管道長度達110.30萬公里，排水管道長度91.35萬公里，天然氣管道長度98.04萬公里，供熱管道長度49.34萬公里，軌道交通運營總里程超過1萬公里。城市空間已經形成規模巨大、縱橫交錯的基礎設施體系。與此同時，由於基礎設施年久老化，供水管網內壁銹垢和微生物滋生，管線暴露、位移甚至泄漏等問題時有發生，城市基礎設施的承災能力明顯不足，給社會的正常運轉以及人們的工作和生活都帶來了較大的安全隱患。

實踐表明，城市基礎設施數字化轉型，不但可以為城市安全保駕護航，還成為相關産業行業發展的“新風口”。合肥市不但推進數字化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還通過“政産學研”合作壯大城市生命線安全産業集群，讓城市“生命線”成為發展“新引擎”；佛山市運用數字化手段對城市供水、排水、燃氣、供熱、綜合管廊、橋梁等基礎設施進行實時監測，打通城市感知“神經觸角”，繪製基礎設施運作的“全景畫像”，成功處置了上萬起燃氣泄漏、地面塌陷等警情；無錫市通過完善的基礎設施達成人、車、路、雲的協同，主城區2756個路口信號燈聯網聯控率超95%，並以此為契機促進集群式發展。從這些城市的實踐中，我們看到了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巨大潛力。

數字化為城市基礎設施運維和管理提供了“千里眼、順風耳”。各地需加快基礎設施數據平臺建設，打通跨行業、跨部門的“數據煙囪”，建立聚合全類別基礎設施的大數據底座，打造城市基礎設施“全景可視化”的“一張圖”平臺，實現基礎設施的智慧化運營、維護與管理。

高效的組織聯動是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的關鍵。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管理涉及眾多部門，數據應用能否得到組織的協調響應，決定基礎設施數字化轉型的成效。各地需明確數據提供方、管理方、使用方的權責，建立綜合管理部門、行業主管部門和權屬責任單位的“職責矩陣”，細化“運維監管、分級預警、處置干預、應急調度”全流程責任清單，消除基礎設施運維監管中的“責任模糊地帶”。

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耗資巨大，還涉及高額的後期運維成本和系統升級迭代的成本。要使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可持續，就要考慮“花小錢辦大事”的長久之計。各地要避免重復投資，堅持“利舊利現”原則，用好已建系統，將資源用在“刀刃”上。同時，遵循風險可控、商業自主的原則，推動建立多元化投融資體系，明確各方在投資、建設、管理、運營、維護等各個階段的權責，減輕政府財政負擔。此外，要發揮城市群的集聚優勢，打造多中心輻射的分佈式網路，以有限資源實現更廣泛的數字服務覆蓋。

人民群眾是否滿意，是檢驗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成效的標準。基礎設施的數字化轉型應著眼提升民生福祉、推動城市可持續發展。只有緊貼市民生活和社會發展需要，杜絕“急功近利”的政績觀，才能持續為城市安全和高品質發展“強筋健骨”，真正賦能城市韌性建設，推動城市安全發展。

（吳曉林 譚曉琴，分別係南開大學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研究院研究員，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

責任編輯：夏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