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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文榮:“文化走出去”視野下 南宗道教文化在國際傳播中的思考

發佈時間: 2021-08-18 |來源: 中國網道家文化 |作者: 陸文榮 |責任編輯: 曹洋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國文化影響力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成為新的時代條件和國際背景下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的理論指導和行動指南。

2021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七一”重要講話。講話指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這兩個“新”,具有世界意義。中國在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愈來愈接近走進世界中央的時候,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人類文明新形態。

中國南宗道教在自身的發展中,根據自身的特點,在服務中國、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上,尤其是在精神文明建設中,挖掘道教文化傳統,創新工作,使道教適應時代。

對於“如何適應”,南宗道教這些年做了一些工作。南宗道教根據自身特點和地處海南的地理優勢,採取走出去、請進來的方式,廣泛地、有重點地加強了與東南亞地區的人文交流,用中國的道教文化,講好中國故事,對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産生了積極的影響。筆者結合南宗道教文化國際化傳播中累積的經驗,就“文化走出去”談幾點思考,供大家批評指正。

“文化走出去”之前先需自信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充分表明,文化自信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構塑,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顧名思義,文化自信是一個民族對自身歷史傳統和核心價值觀等方面的認同和持守,文化自信也是體現在理想信念與行為實踐等方面的共同意識。筆者認為,從“文化走出去”戰略的視角來看,文化自信是這一戰略的必要前提。換言之,唯有對中國文化有充分的理解、認同和實踐,由此構建起融入血脈的文化自信,我們才能更有底氣地向國際社會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由此不難看出,文化自信當是“文化走出去”戰略的重中之重和實踐前提。

若對文化自信的內在結構進行邏輯分析,我認為以下幾點非常重要:

首先,要對我們自己的文化有足夠深刻和系統的認識,並形成普遍共鳴。目前已經有不少專家學者研究“文化走出去”戰略和“文化自信”,他們抓住中國文化“道法自然”的思想特性和“天人合一”的思維特質,以此入手來證明:與其他西方文明相比,我們幾千年來所積澱而成的傳統文化具有優質性、優越性和優效性。這當然是文化自信的題中應有之義。這樣的論述已經有很多,我就不再班門弄斧了。

我在此主要想説的是第二點,即對待傳統文化,我們還應有一個正確的態度。

為何要提“正確態度”?這是因為,近現代以來,無論從物質領域、科技領域等觸目可見的西方優勢來説,還是從人文科學領域、社會意識領域等被西方壟斷的話語權來看,我們一直處於一種“不自信的民族心理”中。這種心理情狀的形成和後果非短暫的“一日之寒”,其形成經歷了相當長的時間。

受此影響,現在社會上不少民眾把我們自己的本民族文化看作是愚昧的、落後的,把傳統的良好品德説成封建倫理道德,把博大精深的中醫藥學説成偽科學、反科學等等,不一而足,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後快。客觀來説,固然傳統文化中有不合時宜的內容——這些內容理應得到批評以促其進步,但是中國文化中更多的是優良傳統、優秀文明,其理應是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力量之源。

所以,我要闡明的是,涵養正確的文化態度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的文化,是我們這個民族身份的象徵,是中華民族的身份證。固然,文化的發展需要兼收並蓄外來文明,但是這裡不要混淆一個邏輯主次:那就是在借鑒、吸收其他文化的時候,我們要在確立本民族文化的主體性和民族性的基礎上,吸收其他文化的長處,豐富自己的文化。

我認為,在我們的文化發展理念中,現在存在著一個長達百年的老糾結:就是在文化上究竟誰是吸收者,誰是被吸收者?換言之,如果我們是吸收者,在吸收外來文化時,我們的主體性和主體信仰當是不變的;如果我們信仰改變了,那麼我們就不是在吸收外來文化,而是被外來文化所俘獲,成為被吸收者、成了異質文化的俘虜。

同時,作為中國文化在當代傳承的擔當者,應首先對自己的文化,要有切身的體會,要有認同感,要有傳承、傳播的責任感,而非挖墻腳、搞破壞,這樣我們才會有自信!

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國內民眾沒有團結一致構建起對待我們傳統文化的正確態度,那就不可能産生應有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認同。連我們自己都不信,那我們的文化怎麼能夠走出去?

因此,從根本上説,對西方文化造成的“心理陰影”進行合理地糾偏,對近代以來形成的歧視、敵視傳統文化的情志進行有效的改進,由此建立起對我們本位文化的充分自信,這就不僅僅只是一個學術問題,更是一個根本的立場和態度問題。

可以這樣説,只有在思想上和態度上解決了上述問題,才能算作是真正的“自信”,中國文化才能走出去,走出去後才能“互美其美,美美與共”,進而星火燎原,遍地開花結果。

中國文化“走出去”,無論從理論層面的邏輯架構看,還是從實踐層面的操作技術看,既需要內在的“以我為主”,亦需要外在的“入鄉隨俗”。唯有內外相合,才能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既不至於削足適履,迷失我們文化的“固有本位”;又能防止水土不服,不至於半途而廢、鎩羽而歸。

上述內外兩點,實際包含了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兩大關鍵節點:第一是文化自信,即以我為主、傳承創新的“本位性立場”。第二是“出走模式”,即多元一體、隱顯相合的“走出去路徑”。一般來説,唯有厘清了這兩點,並對其中存在的現實問題、以及影響文化傳播的諸種良莠因素有清醒認知和良策妙方,中國文化“走出去”才能行穩致遠,無往不達。

眾所週知,道教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骨子裏的民族屬性、家國情懷、濟世宗旨以及文化形式上和諧多元,是道教文化“走出去”所依靠的源源不息的生命力。南宗道教作為道教的重要分支,近年來注重採取多種形式“講述”中國故事。

南宗道教的主要宗教活動場所之一玉蟾宮,地處開放前沿的海南省,積極、自覺推動中國道教“走出去”,其國際傳播過程中雙兼“以我為主”和“入鄉隨俗”,以道教文化載道,以道教文化傳聲,以道教文化化人,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

“文化走出去”路徑的當代思考

近些年來,我們國家從多個層面、多個渠道不遺餘力地把我們的文化傳播出去,其取得了一些顯著的良好效果。但也面臨著一些新的困境,這些困境包括對傳統文化的理解立場問題、新形勢下歐美國家的警惕及敵視問題、文化傳播模式的適應性問題,等等。

什麼是“文化”?文化一般包括信仰和價值觀、知識和技能、道德和倫理等層面。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優秀的民族文化如果極致,就成了世界文化、人類共識。比如中華傳統文化中儒道共遵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觀念,追求“海涵博雅”“多才多藝”的知識、技能教育,“仁愛”“忠恕”“嚴於律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道德教條,與人類現代文明共同推崇的生態文明、環境保護的自然觀,優雅高尚的修養觀,友愛和平的理想願景,不僅並無矛盾不同之處,而且更具有概括涵容能力。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日益顯現出巨大威力的崇尚自然、愛護自然、因應自然的中醫學原理,更應當成為中國文化輸出去的重要資源。

當然,中國文化要想“走出去”,光通過提煉出來“純思想理論”的形式向外傳播,效果不一定理想。這是因為,文化能不能“走出去”,文化本身的優秀性只是必備條件,並非充分條件。在實踐過程中,我們文化怎麼走出去?光靠喊喊口號顯然是行不通的。文化人才,才是“文化走出去”的著力點和依託點,我們要培養有文化、有信仰、有才能的文化人才,讓他們把我們的文化帶出去,這樣文化才能“走出去”。

由此可見,從具體操作層面來看,文化本身不能“自己”走出去,它必須借助合適的載體——或是自覺傳播文化的“文化人”,或是形式多樣、或隱或明的文化形式和傳播載體。這説明,文化的國際傳播,既要找到合適的“文化人”,又要創新出合適的“出走路徑”,只有這樣,才能事半功倍。

“文化人”,簡單來説,就是對傳統文化具有深厚情感、深層認同,同時具備文化實踐能力、至少有“一文之長”的文化人才。眾所週知,文化不僅僅是一個玄之又玄的思想空談,它需要有“文化人”落實在具體的行為、技藝和實踐領域中。

有了“文化理念”和“文化人”,還得有靈活的文化輸出形式,辦好面向世界的文化産業。中華士人雍容瀟灑的君子風度,完全可與雅典“智者”、法國“騎士”、英國“紳士”等傳統理想人格,一道為構建新時代“精英”人格貢獻智慧;中華文獻寶庫中豐富多彩的儒道典籍,完全可以通過新闡釋、新翻譯,以多種語言介紹到世界各地;中國藝術寶庫中美輪美奐的琴棋書畫,可以做成人們喜聞樂見的文化産品推廣到全球;中華醫學寶庫中具有神奇療效的中醫瑰寶,完全可以按現代手段介紹出去,施展自己救死扶傷的仁者情懷;中華風俗寶庫中的禮樂文明,更可以用現代媒體活靈活現地展示出去,供人觀賞效倣……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只有將本民族的文化珍寶清理出來,才具有更深厚的文化自信底蘊;只有將獨特文化展示好了,才能吸引人們真正理解和接納;只有將民族文化推向世界,民族的復興、文化的繁榮、國家的強盛,才真正落到實處。

文化形式和傳播載體在文化傳播中亦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中國傳統文化雜而多端,它委身在琴棋書畫、詩詞歌賦、漁樵耕讀、文武説唱等等具體的事與物之中。離開文化的具體形式和載體,文化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勢必大打折扣,長此以往,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由此可見,通過合適的模式和路徑促成“文化人”和“文化載體”結合在一起,是解開“文化走出去”所面臨的當前困境的一把鑰匙。

從這個角度來説,在保證方向性和本位性不至於偏差的前提下,賦予以文化傳播為自覺使命的“文化人”以足夠大的傳播空間和應該有的自由度,併為之提供可能的指導、支援和幫助,同時調動各方力量將各種具體形式的文化載體以一種“入鄉隨俗”的態度作出適應性創新,使得“新文化人”和“新文化形式”雙雙成為文化傳播的生力軍,當是一條行之有效的路徑。

順便説一句,不要擔心中國文化傳播出去後會走板跑調,無論是從我們正在建立起來的文化自信立場來看,還是從中國文化幾千年來的生生不息就是一個在傳承中創新、在創新中傳承的過程來看,“走出去、和合四方”其實恰恰是中國文化根本上的優勢所在。

南宗道教對外文化交流的經驗證明,建設文明新形態,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是傳統和現代的結合,這種文明新形態,是一種互鑒的交流,要海納百川,兼收並蓄,在交流中互鑒,在互鑒中發展。(作者係海南省政協常委、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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