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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也是軍事家 解讀辛棄疾的用兵思想
文化中國-中國網 culture.china.com.cn  時間: 2010-03-01  責任編輯: 老北

馬振聲丙子年冬作愛國詩人辛棄疾小像。

  西元1140年,也即距今870週年前的初夏時節,辛棄疾誕生於名城濟南。

  南宋愛國詞人辛棄疾,自號稼軒居士,是開一代詞風的偉大詞人,也是一位勇冠三軍、能徵善戰、熟稔軍事的民族英雄。他的詞作現存600余首。其間充溢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戰鬥精神,辛棄疾在文學上與蘇東坡齊名,史稱“蘇辛”,與李清照並稱“濟南二安”。劉辰翁《辛稼軒詞序》説:“自辛稼軒前,用一語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軒,橫豎爛熳,乃如禪宗棒喝,頭頭皆是;又如悲笳萬鼓,平生不平事並酒,但覺賓主酣暢,談不暇顧。詞至此亦足矣。”

  他曾進奏《美芹十論》及《九議》分析敵我形勢,提出強兵複國的具體規劃……在各地上任他認真革除積弊,積極整軍備戰,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職處分,曾在江西上饒一帶長期閒居。

  前人對辛棄疾的文學成就論述充分,本文則多從軍政角度觀察辛棄疾的成就。可稱“第三隻眼看辛棄疾”。

  少年英豪 初顯身手

  鬱孤台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聞鷓鴣。

  ———辛棄疾《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

  這首簡明而意緒無窮的詞作,起筆突兀,中間一挫再挫,負手微吟一過,難免使人滲透滿腔磅薄之激憤,仿佛夜潮轟然拍擊,心緒難平,直至欄杆拍遍,淚眼婆娑。“今古恨,幾千般,只應離合是悲歡?江頭未是風波惡,別有人間行路難。”

  今人所熟知的文學家辛棄疾,若從根本上説則是一個卓越的軍事戰略家,罕見的幕僚專才。即使和近現代的老毛奇、小毛奇置於一處,事功或因時勢而遜之,兵略則有以相頡頏。他出生時北方久已淪陷於金人之手,他少年時生活在金人佔領區,他在十幾歲的時候就聚集兩千能戰之士,投到地方軍事首領耿京的部隊,他也做了耿京的高級幕僚,即掌書記一職。他在耿京部隊所任記室一職,即是標準的幕僚。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記室也即是參軍的一種。如咨議參軍、錄事參軍、諸曹參軍一樣,他是記室參軍,襄讚軍務,位任頗重。

  據史學家嚴耕望先生《戰國地方行政制度史》轉引,“記室之職,凡掌文墨章表啟奏,吊賀之禮則題署也。”或者,記室主書儀,表章雜記等等,由其負責完成。南北朝的時候,記室參軍起草檄文,馳告遠近。

  至於記室參謀的要求,“記室之局,實惟華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宜須通才敏忠,加性情勤密者。”

  辛棄疾可謂標準當行的記室參軍。若在民國時代,則非陳布雷、饒漢祥莫屬。

  當時他就向耿京建議部隊須向南方作戰略轉進。那時部隊中也有一個擅長兵略的僧人義端,此公談兵不倦,和辛棄疾是好友。他倆論述戰略取長補短,一時形影不離。不料此公心懷異志,一日盜取軍印逃逸。耿京以為二人既係密友,事乃棄疾唆使,欲對棄疾不利。棄疾請以三日為期,判斷義端必投金人,乃急追緝,斬其首來歸,耿京遂刮目相看。後來部隊轉移的時候,棄疾奉命南下與南宋朝廷聯絡。他在返回報命的半路上得知耿京被叛逆張安國殺害,立即率領五十余人的精兵小分隊,長驅折返山東,實施一場精彩的奇襲。是日月黑風高,棄疾從海州直向濟州撲去,在五萬敵軍陣營中,將張安國綁回南宋斬首。當時金人正在狂吃濫飲,棄疾捉到張安國後還乘勢對軍營外的士兵做了簡捷的策反演説,然後縱馬而去。

  “紹興三十二年,京令棄疾奉表歸宋,高宗勞師建康,召見,嘉納之,授承務郎、天平軍節度掌書記,並以節使印告召京。會張安國、邵進已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與眾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福等徑趨金營,安國方與金將酣飲,即眾中縛之以歸,金將追之不及。獻俘行在,斬安國于市。仍授前官,改差江陰簽判。棄疾時年二十三。”(《宋史辛棄疾傳》)

  戰略論文 眼光卓著

  他後來到了南宋所寫的軍事論文《美芹十論》和《九議》見微知著,灼見古今。

  “十論”中如審事、察情、自治、致勇、屯田、防微等篇章,指出和戰之間充滿偶然,種種超出常情的地方,其認識深入骨髓,就像後來的克勞塞維茨所説戰爭是一種藝術,但它絕不是常規藝術。辛棄疾説“虜人情偽,臣嘗熟論之矣,譬如獰狗焉,心不肯自閒,擊之則吠,吠而後卻,呼之則馴,馴必致嚙,彼何嘗不欲戰,又何嘗不言和……此所以和無定論而戰無常勢也,猶不可以不察。”

  他的《九議》中更論述了處於劣勢和危機當中的反攻之道,以及破解危局的戰略戰術。冰雪聰明,智數超群,真切可用。可惜南宋當局優柔寡斷,將之忽而解職,忽而啟用,拖踏多年後再想利用他扳回大局,他已垂老病篤,令人扼腕嘆息。

  朱熹由衷欽佩,讚嘆辛棄疾頗諳曉兵事,並在著作中引用了他諸多論兵的段落。另外程泌有一篇兩千字的給朝廷的奏對,通篇引述論證辛棄疾的用兵思想。其中説道,中國之兵不戰自瀆是從李顯忠開始的,百年以來好幾代人了沒有人去糾正它,而辛棄疾認為,應以正規軍駐紮長江邊上,以壯國威,如果要主動北伐,則必須徵集邊疆土人加以精強訓練,因為邊區地方的人從小騎馬射劍,長大後或馳騁或攀援,體力非內地人可比。至於當時江南一帶水田裏做工的農民,好像對戰鬥的場面非常懼怕,很難訓練為進攻的先頭部隊。邊疆的壯兵招來以後,要單獨分成多個小團體專門訓練,不要和官軍混雜在一起,一旦混雜其戰鬥力又要大打折扣了。官軍習性,一有警報就彼此相推,一有一點小功勞大家都去爭搶。

  部隊構成,雷海宗先生以為,欲振興武德,必實行徵兵制,徵召良民當兵,尤其是一般所謂的士大夫都人人知兵,人人當兵,方可使中國臻于自主之境(參見《中國的兵》)。

  此説自然是不錯,但兵要自立,須賴國家政體上軌道,使國民為公民,有其權利保障制度,這時的兵源,應無謂良民、刁民,因為在一個專制社會,就算大量良民入伍,兵的問題看似解決,但剩下不少的刁民、惰民,必因天性、生存滋生事端,豈非社會之禍?

  這個問題,筆者較服膺呂思勉先生的論斷,他説,募兵之制,雖有其劣點,然在經濟上及政治上,亦自有相當的價值。天下姦悍無賴之徒,必須有以銷納之,最好能懲治之,感化之,使改變性質。只有在營伍之中,約束森嚴,或可行之。

  他們性行雖然不良,然若能束之以紀律,則其戰鬥力,不會較有身家的良民為差,或且較勝之(參見《中國文化史兵制》)。

  此説實有灼見,近年美國電影,表現越戰,及非洲平亂,多有敘寫囚徒、服刑者,犯禁者、有案在身者,性情桀驁不馴者,搏命突擊,其鋒銳不可當。此類人物往往“能打”,使人刮目相看,可證呂先生觀點之明睿。

  自然,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段,統率此類人物,必待心胸博大、手腕超卓之將領,能從心理上使之征服,此事又屬可遇不可求。

  辛棄疾正是這樣不可多得的軍中帥才。

  辛棄疾在此指出了中國部隊的致命弱點,顯然他力主編練特種部隊,他從根本上重視士兵的來源和構成,其著眼點在成份純潔決定其戰鬥力。辛棄疾也極為重視諜報和情報的意義,他又對寫奏對的程先生説,情報間諜是部隊的耳目,勝負的關鍵和國家的安危都與它有關。他拿出一塊錦緞方巾給程先生看,上面都是敵人的兵馬數量、駐紮的地方,還有大小將帥姓名,這些情報的來源費了四千貫錢。他自己解釋説,派遣間諜必須有參考和旁證,即不能是孤例,這樣的情報才可能真確而非欺詐,顯然他考慮週詳,注重情報的品質,講究單線、復線的真實性。

  南宋當局優柔寡斷勉強出師和金人作戰,結果是一敗不可收拾。這位程先生説,在大戰的兩年多前,辛棄疾就貢獻了他種種戰略戰術,可是沒有真正加以運用,結果導致了悲劇的發生。當時招兵買馬也毫無策略可言,正規軍和民兵混雜不分,結果在敗退中還互相砍殺。另外負責警備點燃狼煙的士兵,一聽到警報丟下工具就跑,導致部隊倉皇迎戰。

  辛棄疾所擔心而要從根底上改變的軍事頹勢,其實到了近現代,還有一次觸目驚心的重演。那是劉文輝的軍參謀長巴人先生所回憶,時在1934年,西康又發生一次內戰,那是西康土人先向劉文輝發起進攻。主戰場是在甘孜一帶。“不要小看那些西康土人不懂戰術,他們起初的來勢很兇,一開始就用人海戰術,成千上萬的騎兵,繼續不斷地向余如海旅長所部進攻,余旅僅有四千之眾,人數上已經處於劣勢,加以受到奇寒氣候的影響,以徒步之師,迎擊頑強的土人騎兵,只有招架,無法還手。”(巴人《我隨劉文輝在四川打內戰記往》,1968年《春秋雜誌》總第253期)隨後余旅大部分退至道孚一帶,增援趕到,才算穩住了陣腳。趕緊改變戰略,對土人騎兵因採取夜間火攻的方法,對方于損折之下,騎兵面對火攻,已不能發揮作用。

文章來源: 海南日報 發表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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