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館>>話説收藏>>字號:

對錢選常用印“舜舉印章”的研究

發佈時間:2018-12-25 09:24:16 | 來源:新浪 | 作者:陶薄吉 | 責任編輯:李汀

印章作為中華優秀文化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歷史可上溯到商周時期。本文通過對石質“舜舉印章”實物的考證,證明我國文人使用石質印章的歷史不晚于元代初期,同時分析元代書畫作品中同文印的差異現象。

印文為“舜舉印章”的石質印章(圖1、2),其印面為不規則的長方形,上部是一個獅鈕,印文具有濃厚的漢印風格。“舜舉印章”是南宋到元代早期著名書畫藝術家錢選的常用印,其傳世名作上多數鈐有此印。

圖1   

圖1

  圖2  

圖2

錢選生活年代為1239-1299年,字舜舉,號玉潭,別號清癯老人、習懶翁等,浙江吳興(湖州)人。他是集山水畫之大成者,也是花鳥、人物畫高手,對元代畫壇影響巨大。在藝術方面,錢選注重學習晉唐宋人的繪畫風格,率先在其書畫作品上題寫詩文、鈐蓋自己的印章,以詩意充實畫意,豐富了文人畫的內涵。他開創詩、書、畫、印于一體的藝術風格,使我國文人畫有了全新的氣息,形成中國畫獨有的特色,對後世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因此,黃公望曾高度評價:“知其詩者乃知其畫”。同時他博學多才,精通音律,寫詩作賦,現存的《元詩選二集》中就收錄他的詩20余首,與趙孟頫等人被稱元代“吳興八俊”。

藏家收藏“舜舉印章”近二十來,經過多方面的研究,認定該印章是錢選常用印的原物,是我國早期文人石質印章中稀有的精美藝術品。  

首先,將該印章與錢選存世書畫作品上印章比對,兩者高度吻合。上海博物館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書畫家印鑒款識》所收錄的錢選常用印章中有“舜舉印章”的印識,其來源是上海博物館館收藏的錢選名作《浮玉山居圖》(所蓋印章部分線條較為模糊)。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國寶線上》叢書《錢選墨妙》一書中,除收錄《浮玉山居圖》外,還收錄有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秋江待渡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秋瓜圖》、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梨花圖》和《羲之觀鵝圖》等錢選傳世名作,畫作上都蓋有錢選的多方印章,如“舜舉”、“錢選之印”等,但都是將“舜舉印章”蓋在最上方的首要位置,可見作者本人對這方印章是情有獨鍾的(見圖3、4、5)。

 圖3《秋江待渡圖》

圖3《秋江待渡圖》

圖4《梨花圖》

圖4《梨花圖》

圖5《浮玉山居圖》

圖5《浮玉山居圖》

以這幾幅畫作上印章為標本,藏家對印章進行過認真比對,也與多位篆刻專家和書畫收藏家進行過多方面研究,印章實物與以上二本書中所載圖章總體相符。將印章印面與原樣大小的印章圖識相比對是完全吻合,運用現行金融機構核驗印鑒的對角折疊比對法,其印章形狀、大小、印文也是完全重合。北京故宮博物院于2012年下半年在武英殿展出館藏中國古代書畫作品,其中有錢選名作《秋江待渡圖》原作,藏家曾幾次帶上“舜舉印章”和印識到故宮博物院與實物比對,從印章的形態、線條、風格等方面都可清楚地判斷出“舜舉印章”與畫上的印章是相吻合的(圖3為《秋江待渡圖》的局部實物照)。

在研究錢選印章的過程中,有人提出“舜舉印章”與其作品集中同文印章中少數筆劃有差異。本人從錢選同一作品集收錄的同文印對比,發現該同文印在不同作品上,也有少數筆劃不同(如圖3、4、5)。筆者進而研究元代名家書畫作品印章,發現其他名家的作品中,同文印章也有明顯的不同之處,如浙江美術出版社出版的《吳鎮墨竹集》中印章“淡中有味”(如圖6),在不同作品中也有少數線條有差異。又如台北故宮博物院出版的《山水合璧》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特展集中,“黃公望印”在不同作品也有明顯的不同之處(如圖7)。

 

 

圖6

圖6

 

圖7

圖7

由此可看出,元代書畫作品中印章常常出現差異現象。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筆者認為:一是元代屬於我國書畫作品的重要轉折期,以錢選等人為代表的藝術家對文人畫發展起到重要推動作用,將詩書畫印四元素展現在繪畫作品中,而文人刻製印章及使用石質印章還處於初級階段,需要探索鈐蓋印章的技巧性,因此用印有“刻六鈐四”之説。二是印章鈐蓋在宣紙或絹上與蓋在封泥上的情況完全不同,印章質地和印泥也很重要,石質印章蓋浮水印和蜜印的效果欠佳,因此,自宋代開始,民間發明瞭以油調硃砂的油印,由於歷史局限性,其原材料和製作工藝都較簡易,直到清代乾隆年間皇室介入,其品質才有質的提高。由此造成早期書畫作品鈐蓋印章的效果不好,同方印章在不同作品上容易出現差異。三是對石質印章的特性還有一個認知過程,如印面平整度、篆刻中對線條把握、蓋印時用力的均勻性、印墊軟硬度等方面,都可能使一方印章蓋出的印文有差異。鈐蓋石質印章需要印泥、紙張、技術三者和諧,才能得心應手。本人用“舜舉印章”採用不同方式鈐蓋,也曾經出現較明顯差異(如圖8)。

 

圖8

圖8

其次,它保存有早期石質印章的痕跡,質地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徵。“舜舉印章”原印包漿渾厚、形態古樸,印文是典型的漢印風格,印面佈局渾厚雅靜,字形結體古樸端莊,刀法沈雄,氣韻肅穆,與宋元時期崇尚漢印的風格相符,凡見過者均認為是古老印章無疑。其印文、印鈕及鈕背上的刀痕留有早期篆刻工具的特徵,與明清篆刻工具改進後的刻痕有明顯不同。印章上部獅形印鈕造型簡潔,生動活潑,頑皮、詼諧而又可愛,修飾雕刻中用刀不多,卻刀刀老辣到位,獅身與底座之間有鏤空。整個印章簡潔中透出大氣,如果不是出自大家之手,決不會有如此佳作。印面及四週過渡自然,沒有任何為改變印章形狀和印面大小的修刻痕跡。藏家請著名篆刻專家石開先生研究黃賓虹自用印和收藏印時,石先生講到:“與現在電腦仿製印章不同,要用石材仿製一方印章的難度是很大的,倣得完全一樣幾乎是不可能的。”進一步研究得知,用石材仿製印章不僅印文難以與原印章的印文相吻合,同時為了使印章的形狀和印面大小與原印相符,一般在仿製印章的四週與印面轉角處會有較明顯的修刻痕跡。此印的包漿和其他特徵都表明它是存世時間很久的印章。

第三,從流傳經歷看,它是稀有的早期著名文人石質印章的代表性實物。藏家曾收藏黃賓虹先生一批寫生課稿、畫譜資料、自用印和藏印等物件,此方“舜舉印章”是其中之一。為了研究需要,藏家曾攜黃賓虹部分自用印到西泠印學博物館請教專家,有關人員研究印章後,蓋印文留存,以此為依據,2006年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的近現代書畫名家款識印鑒叢書《黃賓虹常用印款》中,增錄了幾方其他同類工具書中未收錄的印款,並註明其中一方印章的材質為木質印章等內容。後來西泠印社拍賣公司多次與藏家聯繫,將這批印章中大部分在該公司2009年春季拍賣會上拍賣(圖9為拍賣圖錄的照片),受到眾多藏家的追捧,創國內印章拍賣的新高。

圖9

圖9

著名印學專家童衍方專為這批印章撰文《只此一回──黃賓虹自用印、藏印》,介紹這批印章,其中講到:“黃賓虹治印始自髫齡,年方十一就臨摹家中《飛鴻堂印譜》及丁敬、鄧石如印譜,數年後由浙派而轉趨徽派,尤于巴慰祖之法有契,並上溯先秦兩漢。其于印學貢獻有三:一曰蒐集古鉨印,編拓印譜。積數十年藏弆…… 二曰考證鉨印文字…。。。三曰撰著論印文字,有《古印概論》、《周秦印談》等。”據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趙志鈞先生編著《黃賓虹金石篆印叢書》仲介紹,黃賓虹先生早年曾用大量精力和財力收藏古印,最多時收藏有二千多方古印,1922年其在上海寶山路家中的一批古印被盜,他非常痛心,一度精神沮喪,足見喜歡和珍視古印。黃先生不僅在古印研究方面有很深造詣,還先後編著有多本印譜(因為時局動蕩和精力、財力等原因,其藏印僅有很小部分出版,絕大部分未能整理出版),是同時代藝術家中少有的古印收藏和鑒賞大家。1936年,黃賓虹先生受聘承擔故宮古書畫的鑒定工作,後因盧溝橋事變留住北平,兼任故宮博物院國畫研究室的導師,在近十年時間中,他親手查看了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大批中國古書畫和有關文物,應該有機會拿此方印章與當時故宮所藏錢選畫作進行比對和研究。趙志鈞編著的《黃賓虹金石篆印叢書》中,在“虹廬筆乘”部分的“《秦漢印統》及康乾藏家之印譜”中,黃賓虹先生寫有:“明朱修能簡有《菌閣藏印》,及《印經》、《印品》之作。其言印譜自宋宣和始,後有王順伯……錢舜舉、吳思孟……為印譜者數十家”。該書中收錄黃賓虹先生關於古印的文章中,有多處談到錢選與印學的關係,可見黃賓虹先生對錢選在中國印學史上的地位是高度認同的(據筆者所知,黃賓虹先生藏印中錢選的印章僅此一方)。基於對黃賓虹先生的崇敬和其鑒賞古印的高超水準,也因藏家判斷“舜舉印章”是錢選常用印的原物,故在送拍黃賓虹自用印及藏印時,特意留下此方印章,以供研究。

第四,對我國印章史的考證,證明元代初期存在石質“舜舉印章”是符合時代潮流的。早期印章材質有多種,以銅質為主,常見的還有鐵、鉛、金、銀、玉、牙骨等。現在流行的石質印章,在歷史的不同階段雖偶有發現,由於存世的早期石質印章十分稀少,加之人們對歷史資料理解的偏差,國內印學界對於石質印章起源時間存有爭議,部分學者考證宋代文人如歐陽修、蘇東坡、米芾等人就開始用石質印章,但有少數學者認為是從元代中後期趙孟頫及王冕等人開始以石質材料制印。其實我國在石材上刻字有悠久的歷史,秦朝李斯的書法就刻鑿在泰山石上,東漢蔡邕著有《嘉平石經》,唐朝大書家李邕曾親自操刀在石碑上鐫刻《李思訓傳》、《麓山寺碑》等,到北宋歐陽修的《集古錄》等,都展現出我國在石質材料上刻字的歷史。在很長時間內,制印是專業印工的工作,使用印章的人一般不制印。何連海在中國藝術報上發表的《中國印章起源何時》一文中寫道:“中國使用石質印章的歷史久遠,早在印章的創制時期就有,從考古發掘的資料來看,歷代都有。僅長沙一地,新中國成立後至70年代就發掘出土西漢時期滑石印44枚……宋代文人親自篆刻石質印章已是很普遍的事了……自宋元開始,石章在文人中成為普遍樂於採用的篆刻材料,使文人們不再處在篆刻的門檻之外”。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出版、印農著《中國印》一書中,對湖南境內出土的漢代官私滑石印進行了較詳細的介紹,同時配有幾方印章的圖示(見圖10)。

圖10

圖10

到北宋時期,印章的形制和用途逐步向藝術創作貼近,當時的書法繪畫藝術有了長足發展,成為重要的藝術門類,導致印章使用範圍大大拓展,促進了印章藝術與書畫藝術的融合,文人士大夫中流行用名款印和收藏館號印等,帶來了實用性印章向篆刻藝術發展。人們在欣賞書畫作品的同時,也欣賞印章藝術。印章功能的轉換,促使文人們關注制印藝術,大文豪歐陽修被認為是第一位自篆自刻印章的著名文人,他喜歡收集古印,編著有《集古錄》。大書畫家米芾在獲得宋徽宗賞賜的上好硯臺後,創作出得意佳作,覺得原有印章不配,即興選石刻製了“襄陽米芾”印。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出版、吳清輝所著《中國印學》中還指出,米芾所刻自用印有鑒藏印和書畫印款,並強調:“米芾講究書畫用印,自刻自用印,王詵求米芾篆印”。近幾年許多印學研究人員發現,以石材作為文人印章材料在宋代有較多記載,許多文人都親自動手刻印。南宋時期杜綰所著的《雲林石譜》一書介紹了許多石材,明確指出其中3種用作印材:“辰州石……土人琢為方斛器物與印材,粗佳……;石州石……或雕刻圖畫印記字樣,畫極深妙……;浮光石……土人琢為方斛器物及印材。”而據《福州壽山石志》記載,由於唐代佛教在南方盛行,壽山石就用來作為佛像的材料,宋代壽山石雕風靡社會,當時的儒學家黃幹所著《壽山》詩:“石為文多招斧鑿,寺因野燒轉熒煌”。宋代梁克家的《三山誌》載:“(壽山石)潔凈如玉,大者可一二尺,柔而易攻,蓋珉類。五花石坑,相距十數裏”。清代高兆的《觀石錄》載:“宋時故有坑,官取造器,居民苦之”。都表明宋代已大舉開採壽山石,並已廣泛用於雕刻。尤其是南宋時期,隨著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壽山石開採量更大。以上資料表明,宋代在浙江、福建就有大量的石材用於各類雕刻,隨著印章藝術的大發展,自然會有人將石材用作印章材料,石質印章的流行就很自然了。因此,作為宋元時期的大藝術家錢選,其所用“舜舉印章”原物以石材刻製是有其時代、文化和物資基礎的。

部分人士對石質印章史的認知有一個誤會,認為用石材制印是自元代王冕開始,進而認為王冕之前無石印。多年前藏家為考證“舜舉印章”的歷史,電話中與國內一位知名印學研究人員進行探討,他先是肯定,後來問印章是什麼材質,並以元早期沒有石質印章為由,對該印章表示出懷疑之意。其實記載王冕以石材刻製印章的資料源自明代詩人劉績著《霏雪錄》中:“初無人以花藥石刻印者,自山農始也”。這裡只是講山農(即王冕)是用花藥石刻印第一人,而不是以石材刻印的第一人。吳清輝在《中國印學》一書中明確指出:“因此,(王冕)被誤認定為創刻石印者,因戰國以來皆有石印傳世”。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那志良著《鉨印通釋》中也指出:“其實,王冕之與石印,只是有提倡之功,王冕提倡之後,繼之有明初諸大家附和,於是用石刻印,蔚為風氣……趙孟頫已有兩方石印,可知至晚在元初已有了石印。《印章集説》:‘石質古不以為印,唐宋私印始用之,不耐久,故不傳。唐武德七年,陜州獲石璽一鈕,文與傳國璽同,不知作者為誰’。玉既可以為印,石自然也可以為印,可能古代石印,不為人所重,所以無傳”。

第五,從錢選的經歷和性格看,他以石材制印是順理成章的事。錢選二十多歲赴都城考進士,憑藉著在經史和藝術方面的才能很快融入臨安(杭州)的士大夫主流圈,有機會廣泛接觸各類文人和古籍,使其眼界大開,並顯示和發揮出自己的才華。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俞劍華編著的《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中,對錢選的介紹有:“工臨倣,嘗借人白鷹圖,夜臨摹裝池,翌日以臨本歸之,主人弗覺……善摹印,有錢氏印譜。”這裡明確説明錢選善於模仿製印,並收集編著有印譜,足見其在篆刻印學方面的造詣很深。博學于前人,突破于教條,豪放之性格,游離于主流社會之外的生活經歷,是他可自由自在地進行藝術創新的原動力,有編著《錢氏印譜》的資料和知識積累,他完全會學習前人,用石材來自製印章。孫向群在《就“論元代文人印章發展的三是階段”和黃惇先生商榷》一文中指出:“大量的宋元文人用印章告訴我們,篆刻家的出現早在宋代就應該存在,而且大量文獻資料也顯示出在宋元時期就已經有許多文人親自從事篆刻創作”。吳清輝在《中國印學》中談到元代印譜時,指出元人已重視集古印原拓譜,所列第一人就是錢選和他的《錢氏印譜》。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韓天衡編著的《中國印學年表》中,明確將錢選列入其中,並將錢選編輯的《錢氏印譜》列為元朝第一項內容。因此,作為元代初期印學篆刻研究的第一人,錢選自己動手以石為材料、自篆自刻印章是完全可能的,其行為符合錢選的個性特點。

第六,從錢選在藝術上的地位和對當時藝術家的影響來看,他應該是早期文人中自刻印章的實踐者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丁建順所著《古典篆刻的人文意蘊》一書中寫道:“北宋石材取代金屬材料的趨勢成為主流,為後世創造了條件。南宋時期,文人們幾乎人人都有印章,創作書畫時有題必有印款,文人篆刻已是大勢所趨”。並指出趙孟頫的印章多為自己所篆刻,有些印章還有邊款,所用印材為青田燈光石。沙孟海在《印學形成的幾個階段》一文中曾提出:“經考證,會篆會刻的印學家應該首推北宋米芾,元代趙孟頫、吾丘衍等可定為第二輩,第三輩是元末的王冕,明代的文彭、何震應為第四代”。而據史料記載,趙孟頫(生活年代為1254-1322年)20歲之前一事無成,在其母親的激勵下,同時向錢選學習書畫和敖繼學習經史,多年發奮努力後,學問大進,終成為一代大家。趙孟頫師承錢選,有記載稱其二人“過從甚密”,錢選僅比趙孟頫大15歲,趙孟頫能成為我國篆刻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人物,他應該是在錢選自篆自刻印章和所著《錢氏印譜》的直接影響下,才能在篆刻藝術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同時錢選是將詩書畫印結合於一體的早期藝術家,憑藉其對印學的深入研究,承襲宋代文人刻製石質印章是很自然的事。但為什麼錢選作為元初編著印譜的第一人,在我國篆刻印學史上受關注的程度不如趙孟頫等人,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錢選不願應召入元朝為官,並認為趙孟頫等人入元朝做官是缺少文人骨氣,不願與這些趨炎附勢之輩交往,其閒雲野鶴式的田原生活,缺少大眾的關注度;在當時資訊傳播條件有限的社會環境中,錢選還憤而銷毀自己的大量著作和資料,所編著的《錢氏印譜》也失傳,導致可供全面了解和研究其藝術成就的資料較少,使後來者對其關注度不夠;受到元代主流文人們的排擠,加之元代統治者的刻意淡化等等,都導致人們忽視了錢選在我國篆刻印學藝術發展史上的重要作用。撰寫本文的目的也是希望能拋磚引玉,使國內外印學研究人員更多地關注和研究錢選的印學成果,及其對我國篆刻印學藝術史的重要貢獻。 

第七、“舜舉印章”的印鈕是一坐式扭頭獅,在研究的過程中,有學者曾提出獸形扭頭印鈕在清代才出現。為此我們查閱過有關資料,在已發現的古代印章中,宋代就有獸形扭頭印鈕,印農所著《中國印》一書中收錄的古印圖中,就有宋代和明代印章的獸形印鈕是扭頭形狀(見圖11、12、13)。

圖11宋代象牙印

圖11宋代象牙印

圖12明代印

圖12明代印

圖13明代印

圖13明代印

陳根遠在《淺談元代印章的意義》一文中提出:“從鈕制上講,與隋唐宋元官印系統幾乎千篇一律的‘印把子’撅鈕和鼻鈕相比,元押鈕式的豐富也使人大感耳目一新,在古代印鈕譜係中堪稱奇葩…。。元押無論何種鈕式,包括人物形鈕押和動物形鈕押,皆有一個可供穿係的小孔,這反映私印從隋唐急劇衰落以來,又一次在民間受到廣泛重視和使用”。這説明元代在印鈕式樣上是有很多創新的,出現扭頭印鈕是很自然的事。在吳清輝的《中國印學》的印鈕簡史部分,明確提出宋元時期:“民間私印印鈕開始復蘇,有造型樸拙生動的亭鈕、人鈕、雞鈕、古獅鈕和精美流麗的玉印螭虎鈕傳世”。“舜舉印章”原印上正是樸拙的獅鈕,説明它的印鈕是符合其時代風格。

綜合以上考證,可以判斷石質“舜舉印章”是我國宋元時期著名書畫家錢選所鍾愛的自用印章,是古代名家大師稀有的傳世珍品,也是我國早期文人石質印章中難得的實物見證。對“舜舉印章”和相關歷史資料的研究,有利於進一步了解我國篆刻印學藝術的發展歷史,彰顯宋元時期印章藝術在我國印學史中的重要地位。

發表評論>>
分享到: 2.23K
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