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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兒女講述父親:我們的父親真是個好老頭兒

發佈時間:2019-03-19 09:59:04 | 來源:北京青年報 | 作者:張嘉 | 責任編輯:李芳

汪朗 1951年出生,汪曾祺長子,散文作家、美食家。1982年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後進入《經濟日報》工作,曾任經濟日報社國際部主任。著有《刁嘴》《衣食大義》《食之白話》,與兩個妹妹合著《老頭兒汪曾祺:我們眼中的父親》等。

汪朝 1954年出生,汪曾祺之女,新華社中國圖片社編輯,已退休。曾選編《汪曾祺散文》(浙江文藝出版社)、《草木春秋》(作家出版社)、《汪曾祺書畫集》,參與寫作《老頭兒汪曾祺》等。

汪曾祺,中國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後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

這是外界給予汪曾祺中國文學史上的定位和評價,可是在兒子汪朗和女兒汪朝心目中,他們的父親就是一位對孩子寵溺得沒有原則的普通父親,以至於他家“沒大沒小”,就連孫女也可以喊汪曾祺“老頭兒”。

3月11日,汪朗和汪朝做客“青睞”講座,述憶父親汪曾祺。兩人提前半小時就來到北京青年報社,兩位隨和的老人毫無架子,充滿朝氣,汪朗更是經常邊説邊笑,朗朗開懷的樣子極具感染力。

面對讀者,兩位老師就像是跟親朋好友聊天,對父親沒有拔高沒有隱瞞,那份坦誠讓人感動,而活靈活現的描述更是“復活”了歷史場景,極具畫面感。人們像是看電影一樣了解到汪曾祺一家人的生活,感受他們的喜怒哀樂,羨慕這家人的平和隨意。

近百位讀者聽得津津有味,不時會爆發出笑聲,待兩個小時的活動結束後,汪朗在給“青睞”的留言簿上打趣寫道:“瞎白話一場,希望讀者還能忍受。”而在沒聽夠的讀者看來,這種帶有人文情懷的講座太稀有了,尤其是這種情意盈盈的知識分子家庭的故事,既有雅趣,又堪回味,如同是汪曾祺筆下的那些菜肴,瀰漫著生活的香氣。

為人平和對孩子更是寵得沒有原則

雖然作為一代大師,汪曾祺有文學家、美食家、畫家等等一大串“高帽子”,但是在孩子眼中,他就是個普通父親,汪朗笑説:“在我家什麼也不是。”汪朗説父親十分平和,尤其是晚年之後,經歷的事情多了,一切都看得開看得淡,所以,基本上沒有大喜大悲和感情外露的時候。

因為父親很少發脾氣,所以在家就“受欺負”,汪朗笑説全家人都叫他“老頭兒”:“開始是我媽這麼喊他,後來我們也沒大沒小,跟著我媽這麼叫,到了我們的下一代也這麼叫,他聽了都樂呵呵的,在我家是‘母道尊嚴’,沒有‘父道尊嚴’和‘爺道尊嚴’。”

汪曾祺被打成右派下鄉時,汪朗剛上小學一年級,拼音字母還沒學完整,待學會後用拼音給父親寫了一封信。汪曾祺沒學過拼音,但是為了給孩子回信,自己現學了拼音,對孩子充滿了愛護之情。

汪朝是家中最小的女兒,汪曾祺去勞改時,她才3歲,等回來時已經六七歲了,汪朝説:“他對我們有虧欠之意,可是哥哥姐姐大了,就算被他寵著也不一定領情,所以他就把對三個孩子的虧欠都彌補在我身上,對我很寵,我都六七歲了,還愛背著我,他有點兒駝背,就那樣還背著我走在大馬路上。”

汪朝説自己小時候出去玩,有時上同學家很晚才回來,那時也沒有電話、手機,“他在家裏等著著急,可是我回來後,他一句重話也沒有,問我怎麼這麼晚回來,我説去同學家了,他就不吭聲了。我跟孫女説:‘我的爸爸沒有給我看過一次臉色。’孫女聽後傻了,然後她説:‘我也想要這樣一個爸爸。’因為她的爸爸媽媽脾氣不好。”

父親汪曾祺對孩子的好,汪朗和汪朝異口同聲地説簡直是到了“沒有原則”的程度。在工廠上班時,汪朝曾經上三班倒,下了夜班睡不著覺,脾氣很暴躁,“我爸想來我屋寫東西,我就跟他發脾氣説影響我睡覺,我下中班回家很晚,他都已經躺下了,還會起來給我做夜宵,然後再回去睡。我有時候上中班不想起床,他就説:‘要不我給你端床上吃?’我媽一聽就火了:‘在床上吃,像什麼樣子!’我爸嚇得不敢説話了。”

母親生病後,“管家”一職就交給了汪朝,一次要給姑姑匯錢,她跟父親説“寄1000吧”,汪朝説:“那時是1996年,我覺得1000不少了,他聽了也不吭聲,後來悄悄跟我姐説他想寄3000。那些錢都是他自己的錢,而且離他去世只有一年,大家都尊稱他為汪老,出去前呼後擁的,可是他在家還這樣,都不好意思跟我當面説想寄3000。”

汪曾祺的這份平和,不只是對幾個子女,汪朝説他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不管是孩子、保姆,還是別的什麼人,他都沒有高低貴賤一視同仁,所以汪朗汪朝的朋友、同學們都喜歡去他家玩,説到這裡,汪朝嘆了口氣:“他真是個好老頭兒。”

孫女外孫女“嫌棄”爺爺寫文章沒詞

父親汪曾祺在外面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可是汪朗笑説,在家裏家人總是“打擊”他,就連孫女都這樣。

汪曾祺喜歡畫畫,有時候自己也挺得意,可是有一次,尚年幼的孫女和外孫女批評他,“畫的什麼呀,荷花下面沒水,旁邊還空一大塊地方。”兩個孩子商量給他補一補,於是開始胡亂抹,又是添荷花又是添水,汪朗笑説:“老頭兒一點也不生氣,這幅祖孫合作的畫現在還在。”

汪朗説女兒上小學四五年級時,批評爺爺寫的東西一點也不好,因為“沒詞”,那時候的小學作文都要寫些華麗辭藻,老師會在這些詞上畫圈圈以表揚,“我女兒聽説爺爺是大作家,就去翻,結果翻來翻去沒找到一個好詞,都是大白話。她表妹聽了在旁邊拖著長腔幫腔,‘就是,而且前面説了這個事,後面就不知道撤哪去了,中心思想一點也不突出,在老師那最多算二類文。’老頭兒聽了高興,説:‘説得好,就是沒詞。’他樂顛顛走了,覺得這是他特點,孩子看出來了,挺高興。”

不過,平和的汪曾祺也是有脾氣的人,汪朗講述説老頭兒年輕時也很狂。在昆明上大學時,一次在飯館吃飯,他覺得旁邊一個陌生人庸俗不順眼,就始終翻白眼盯著人家,“人家受不了,你這麼看我幹嗎?有本事出去一對一!後來出去沒有,老頭兒沒説。”

汪朗和汪朝笑説,老頭兒晚年後對什麼事都不生氣,但唯有一件事,一定會讓他生氣,就是他們的媽媽吃飯時不著急上桌。

汪曾祺負責的“家務”就是做飯,他從買菜就開始操持,每頓飯葷素搭配,很是上心,“我媽雖然有幾道拿手菜,但是基本沒做過飯,不做飯就不知道做飯人的辛苦,而且中餐需要溫度,我媽吃飯時其實也沒事幹,但是她總是躺在床上看報紙,腳還翹得高高的,老頭兒喊一次兩次吃飯了,還不上桌,第三次就火了。我媽還愛説些閒話,比如説:‘這些食材都哪來的呀?’老頭兒就説:‘垃圾箱裏撿的,地溝裏掏的,愛吃不吃!’看老頭兒不高興,我媽就咯咯樂。”説到這裡,汪朗笑説那時還覺得爸媽有趣跟著笑,沒想到現在“歷史重演”,在家中他負責做飯,夫人也是一到吃飯總有事,不是這抹抹就是那擦擦,不按時上桌,“有時氣得我想把盤子卒瓦了,轉念一想我家老頭兒都按捺那麼多年了。”説到這裡,汪朗向讀者開玩笑説:“所以啊,在家不做飯的那位注意了,一定要按時上桌,這是維護家庭和睦的一個重要環節。”

不高興漢堡被改成麵包

新出版的《汪曾祺全集》有400萬字,三分之二多是汪曾祺60歲以後寫的,老人77歲離世,中間還有幾年身體不太好,愛畫畫的他還留下了好幾百張畫,送出去的又不知道多少張,所以,這樣一筆賬算下來,汪朗和汪朝都驚嘆于父親是怎麼做到這麼高效率的:“沒覺得他那麼勤奮啊。”汪朗説每天看老頭兒也沒幹什麼,吃完早飯發會兒呆,寫倆小時,就接著做中午飯,然後睡午覺,起來畫畫,“看他挺舒服清閒的,偶爾還去參加個活動,趕個飯局,不知道他怎麼寫了這麼多。”

究其原因,汪朗覺得可能是父親的作品沒有廢品,而且通常不用改。但是這不意味著汪曾祺的文學創作標準不嚴格,相反,在這方面,老頭兒表現得有些固執,好就是好,不好不能説好,汪朗説:“就像他説有的人‘不是嗑這棵樹的蟲’,我們幾個孩子也都有自知之明,沒有搞文學創作的,不敢碰。”

汪曾祺寫過篇短小説《陳小手》,講述一個婦科男大夫水準特高,接生婆解決不了的他都能解決,文中寫道再複雜的問題,憑藉他的手,都能怎樣怎樣。老頭兒寫完後給家裏人看,結果被提了意見,汪朗回憶説:“我媽在新華社做醫學報道,看了就説:‘你這寫的不科學,沒聽説光靠手不借助儀器就行的。’老頭兒沒辦法在文章中加了一句‘他當然也要借助於藥物和器械’,加進了括弧裏,現在這句話也有。”

汪朗説,老頭兒大多時候是固執的,能夠接受意見修改的時候並不多。作家林斤瀾就笑説汪曾祺給他提的修改建議,他都聽了,可是反過來,他提的意見,汪曾祺一次也沒聽過。

一度反右題材很多,很多作品寫得特別慘,汪曾祺寫了一篇《寂寞與溫暖》,寫一個技術員當了右派,處處得到別人的關心體貼愛護,感覺比過去日子還好。“家裏人一看不行啊,這個調兒不一樣,別人都死去活來,你還溫暖,結果老頭兒改了六遍,還是那調兒,其他作品他一遍就成,這篇是六稿,但是和第一稿差不多,因為他不願意改,他是有意美化生活,鼓勵你繼續生活下去,而不是悽慘的一面,這是他基本的創作原則。”

汪曾祺1982年寫了篇《説短》,裏面提到了漢堡包,可是1982年北京還沒有麥當勞肯德基,編輯就改成了麵包,汪朗説:“老頭兒這通叨叨,因為漢堡包和麵包完全不一樣,漢堡包有肉多好吃,麵包吃著多幹啊,而且他就是要用當時少見的漢堡包帶出那種時尚感,後來出集子,他又改回來了。這次出《汪曾祺全集》,都是以初刊本做依據,所以又改成了麵包,我一看不行,裏面有這麼段故事,就又改回了漢堡包。”

《黃油烙餅》裏,有人建議他把吃飯改成會餐,老頭兒也不同意,因為他認為這篇文章是以七八歲孩子的視角寫的,那時的孩子心裏沒有“會餐”這詞,就是吃飯。所以,在汪朗看來,雖然汪曾祺的文章表面看來“沒詞”,但實際上每個遣詞造句,他都自有用意,不會隨意。

愛看雜書不愛輔導孩子寫作

雖然總是被家裏人“打擊”,而且為人低調謙和,但是汪朗説汪曾祺內心還是自視甚高的,“一次我們又跟他開玩笑‘擠對’他,他説:‘你們對我要好一點,我將來可是要進文學史的人。’汪朗説父親覺得自己成不了大家,但大概能當個名家。所謂大家就是東西寫得有氣勢、憂國憂民那種,而名家就是寫點小品,特別是晚明那些小品文作家。”

上世紀70年代汪朗回家探親,和父親閒聊時,汪曾祺對當時一些樣板戲的概念化、主題先行有些不滿,不過他説有幾個未來是可以流傳下去的,像《紅燈記》《智取威虎山》,他説因為這些有生活,“我問他寫的《沙家浜》怎樣呢?他説那當然要傳下去,非常自信,停了一下,又説起碼《智鬥》能夠傳下去。”

汪朗和汪朝驚嘆于父親的知識積累,沒看他認真看過什麼大部頭,也沒看他看什麼理論書,可是一肚子雜七雜八的學問,汪朗説父親愛看雜書從上大學時期就開始:“他的作息時間極不規律,經常晚上去系裏圖書室翻雜書,他那時住上下鋪,上下鋪的兩個人基本沒見過面。後來在劇團資料室,也把那兒的書都看遍了,我們家裏有很多小冊子,都和文學關係不大,什麼景德鎮陶瓷、漆器、驗屍的,雜七雜八。他寫的稀奇古怪的人和事也多,很多細節描寫一個是觀察,一個是通過書裏了解到的。他曾經看過一本元代御醫寫的《飲饌正要》,講到了驢皮湯的做法,他會琢磨能好喝嗎,對這些感興趣。”

別看汪曾祺是一代文學名家,可是他不培養孩子,汪朗説他們幾個孩子都是被放養長大的,老頭兒從不對他們望子成龍或望女成鳳。

他笑説正是父親對他的幫助少,所以幾次他都還記得。一次是小學畢業,那年是分畢業和升學兩次考試,汪朗説自己小時候最愁寫作文,不知道寫什麼,小學畢業作文是《我的家庭》,“考完後我媽説讓我爸給我看看作文,應該怎麼改,老頭兒説我寫得太簡單概括,需要展開,例如你寫了媽媽是幹什麼的,就要展開寫她怎麼工作辛苦,顧不上家,寫出東西後又很高興,我們為她自豪等等。”汪朗得意地説結果那年升學考試是同一個作文題目,他按照父親教的,順利地考上了北師大附中。

汪朗上大學後,媽媽讓汪曾祺給兒子講寫作文,説好幾遍老頭兒都不理,脖子一梗,“我那時候誰教過我?”被逼無奈,拿了剛出的《古文觀止》,找了一篇《五柳先生傳》給汪朗講,結果教了半天就再也不教了。

汪朗的大學畢業論文寫元曲,他寫的是關漢卿的《救風塵》,因為知道父親了解這些,汪朗就找老頭兒要觀點去了。果然按照父親説的,他的論文順利通過,汪朗笑著説:“雖然教的次數不多,但都幫在了關鍵時刻,還是很有用。”

愛喝酒卻很少寫酒

雖然在文學上對孩子教誨不多,但汪朗説父親的待人接物卻都對孩子言傳身教,“老頭兒這一生就是八個字‘認真做事,平等待人’,我們基本上都學到了。”

此外,汪朗還像父親那樣熱愛美食,承包了家裏做飯的重任,説起父親的拿手菜,汪朗和汪朝立刻滔滔不絕:“紅燒肘子、水煮牛肉、涼拌腰片。就説涼拌腰片吧,要把水燒開後,腰片放進去,需要連做三鍋熱水,不能煮,就是把腰片放熱水裏一焯,三次後再用涼水拔,然後加蒜醋姜,老頭兒做菜不嫌麻煩,樂在其中,他刀工特好,腰片切得特別薄,橫著片。”

汪朝笑説老頭兒從來不做特別普通的菜,“比如肉片炒柿子椒,不做,因為覺得平庸,像食堂大鍋菜,他不吃也不做。其實他吃得少,但是看大家愛吃就高興,他做菜必須色香味俱全,還要雅致,雖然並不用什麼高級的原料。”

汪朗説父親還有一道經典菜就是改良版的大煮幹絲,“這是淮揚菜,老頭兒因為在北京,就做出了自己的改良版,他用豆腐皮捲起來切,拿開水煮,再泡,湯比揚州的厚重,因為他用雞架子熬湯,放骨頭火腿乾貝冬菇絲,厚重和鮮度都有了,每次做都被吃得一乾二淨。父親的好友朱德熙,是個非常文雅矜持的人,可是在這道菜面前摟不住了,一次來我家吃,他問夫人:‘你不吃了吧?’然後就把那麼大一碗都吃了,他沒説‘你還吃嗎’,而是説‘你不吃了吧’,我覺得特別好玩。”

汪曾祺寫了很多飲食文章,雖然汪迷們都知道他好酒,但是他幾乎沒有寫過關於酒的文章,涉及酒的內容都是在文章中犄角旮旯提到,汪朗認為老頭兒是有意回避,他也知道貪杯不好,“所以他寫菜寫茶寫煙,就是不怎麼寫酒。他愛喝酒,不挑好壞,以高度為主,白酒為主,我媽管他,他就在廚房放一瓶,説炒菜用,實際上酒沒倒菜裏,都倒他嘴裏了,這是我家公開的秘密,只有我媽不知道。我們兩三歲時,他就把酒蘸在筷子上,放我們嘴裏,我閨女時也是這樣,那時她話還説不清楚呢,不會説‘辣’,就説‘那那’。”

現場還有讀者好奇汪曾祺的普通話水準如何,是否會唱京劇,汪朗回答説,父親雖然是高郵人,但是普通話説得不錯,還會點兒北京土語,基本沒有口音,“比我媽説得好,我媽是福州人,很多字説不好,我爸讓我媽説‘四十四隻死獅子’,我媽就説不出來。説起京劇,他説自己小時候學過,當然不是正經學,可能就是聽唱片什麼的會唱兩齣,後來大學時唱崑曲,到了劇團説不敢張嘴了,不過他説自己曾經咳嗽了一聲,旁邊的演員誇他嗓子好。”聽到這兒,讀者一片會心的大笑,這個老頭兒實在太有趣了。

距離汪曾祺逝世已經過了20年,汪迷卻是越來越多,人們喜愛這個以文字帶給大家美好的老頭兒。而在聽了兩位汪老師的講述後,對這個老頭兒更是備感親切,親切隨和的汪朗和汪朝老師,也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向人們示範了知識分子的風骨。 

攝影/陳鋼 陳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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