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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豪的種種怪癖,不過是為了抵抗寫作焦慮

發佈時間: 2019-06-13 09:04 | 來源: 文匯報 | 作者: | 責任編輯: 李芳

◆電影《成為簡·奧斯汀》中的英國女作家簡·奧斯汀

◆巴爾扎克

◆雨果

◆伍爾夫

◆席勒

◆喬伊斯

在《月亮與六便士》裏,毛姆借主人公之口説出這樣的話:那些所謂成功的書也只不過是季節性的。只有天知道作者遭受了多少痛苦,歷經了多少苦難,承受了多少傷心,才能僥倖給讀者幾個小時的休閒,或者打發掉他們在旅途中的單調與乏味。

殫精竭慮,嘔心瀝血,這些都是每一個寫作者必經的過程。而那些傳世之作的誕生就更是如此。在新近引進出版的《怪作家》一書中,作者西莉亞·布魯·約翰遜化身“文學偵探”,為人們一一揭秘世界名著誕生的細節,以及大作家們寫作的怪癖和執迷,看似寫的是獵奇八卦,實則透露的是寫作的艱辛。它們告訴世人,成為作家何其不易!

——編者

他們尋尋覓覓,一個可以獨立思考的空間

寫作的更多時候,馬塞爾·普魯斯特選擇把自己孤絕於臥室。他夜裏寫作白天睡覺,時間的倒錯使得他進一步抽離於世界之外。在《追憶似水年華》(一開始被英譯為《回憶往事》)出版後不久的一次採訪中,他講述了隱居的生活方式給他帶來的創作上的好處。他説,“黑暗、靜謐與孤獨,如同沉重的斗篷披在我肩上,迫使我在自身之中再造所有的光、所有的音樂,自然的妙趣、交往的歡愉”。

普魯斯特的隱居之處,位於巴黎車水馬龍的豪斯曼林蔭大道。在白天,普魯斯特的窗外是來往的行人。汽車和四輪馬車在鵝卵石路上發出聲響。被種種騷動激蕩起來的塵埃與喧嘩,滲入公寓大樓。在失眠多日之後,他設法將房間改造成一隻繭,以摒絕所有的聲音、光線和污染物。百葉窗、雙窗格窗以及嚴實的藍綢窗簾,皆充當普魯斯特的保護層,以防止任何刺激進入他的臥室。事實上,整套公寓都深掩著。普魯斯特只允許阿爾巴雷在他外出時開窗。為了確保更大的孤獨,他甚至決定連電話也摘掉。在這個密封的空間裏,沒有一絲光線的游離,沒有塵埃顆粒,會去打擾這位在白日入眠的作家。

然而噪音完全又是另外一回事。普魯斯特被闖入他房間的聲音折磨得不行。他的朋友安娜·德·諾瓦耶給他提供了一個實用的、儘管有些偏門的解決辦法:軟木!她在自己臥室的墻上便襯了軟木,用來消除外面的噪音,然後發現這一招挺靈。所以他聽從了她的建議。1910年,他將臥室的墻壁和天花板都覆上軟木板。

D.H.勞倫斯則喜歡在樹林裏寫作。在一封給畫家簡·朱塔的信中,勞倫斯寫道,“樹木如同生活的伴侶”。他指的是德國埃伯斯泰因貝格附近黑森林中的那些大冷杉。三十五歲時,勞倫斯在那座古樸的德國村子裏度過了幾個月。在這個閒適的地方,他經常隱退到樹林中,寫他的第七部長篇小説《亞倫的神杖》。整本書是在戶外完成的,在那裏冷杉樹靜靜地陪伴著他。對於這座充當他的工作場所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森林,他感到難捨難分。他説道,“[這座樹林]似乎散發著某種神秘的活力,某種反人類或者非人類的東西”。

四年之後,勞倫斯尋求在北美的松樹林下避難。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有他的妻子弗裏達,以及他們的朋友多蘿西·佈雷特。他們的家,“基奧瓦牧場”,位於鄉間的一座山上。早上勞倫斯會消失在樹林中。差不多到了中午,佈雷特會來喊他吃午飯。無一例外,她找到他的時候,他正在一棵樹下,沉浸于工作中。佈雷特寫道,“有時可以透過林間瞥見到你,穿著藍襯衫、白燈芯絨褲,戴著一頂很大的尖草帽,倚靠著一棵松樹的樹榦而坐”。牧場的前方高聳著一棵挺拔的松樹,下面擺著長凳,如果沒有去樹林深處,勞倫斯就會在這裡寫作。

終其一生,勞倫斯享受過各種斑駁的樹蔭,遍及整個世界。在英格蘭赫米提吉村的禮拜堂農舍,他坐在一棵蘋果樹下的椅子上寫作。在義大利加爾加諾,他在檸檬樹林邊工作,除了復核《兒子與情人》的校樣,還寫了一些詩歌和散文。在墨西哥,他在湖邊一棵柳樹的擁抱下寫作。《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寫作則是在托斯卡尼一株巨大的義大利五針松下。

1926年,勞倫斯在義大利時,作家朋友阿道司·赫胥黎來看他。赫胥黎剛買了一輛新車,提出把舊的那輛轉給他。但勞倫斯對開車的想法毫無所動。在一封談到這件事的信中,勞倫斯宣稱,“靜靜地步入松林之中,坐在那裏做一點我做的工作,還有什麼比這更為愉悅的事。為什麼要跑來跑去的!”

就著咖啡或茶,他們才能寫出東西

巴爾扎克每天要喝五十杯咖啡,而且濃度不夠還不行。在薩謝的時候,他要花半天時間外出採購優質咖啡豆。他喜歡勁頭非常足的土耳其混合咖啡,為了確保強有力的效果,甚至發明出自己的一套做咖啡的方法。按照他的推論,少量的水和更精細的研磨,可以讓飲品的效力極其強大。當覺得咖啡的作用在減弱時,巴爾扎克就加大攝入量。而當他需要應急時,便直接嚼生咖啡豆。咖啡有副作用。他承認,是咖啡讓他變得“莽撞,脾氣暴躁”,變得喜怒無常。儘管如此,他還是選擇繼續喝咖啡。他就靠此來維持他長時間的工作。他説,“[咖啡]給了我們一種能力,讓我們能夠從事較長時間的腦力勞動”。一杯接一杯地,巴爾扎克寫著他的《人間喜劇》——由相互連接的故事和小説組成的史詩巨著。

不論是選擇茶,還是選擇咖啡,許多名作家都發現,一杯合宜的熱飲是對寫作過程的理想補充。對巴爾扎克來説,咖啡是一種精神的興奮劑。然而,他並非只在書房喝。巴爾扎克喜歡到巴黎歷史悠久的普洛可甫咖啡館過嘴癮。伏爾泰——他去世比巴爾扎克出生早二十餘年——也曾頻繁光顧這裡。

伏爾泰喝起咖啡來,與巴爾扎克有的一拼,他一天要喝多達四十杯。對於熱衷咖啡的人來説,普洛可甫是個理想的去處。伏爾泰開始頻繁出現在這裡的時候,已經八十齣頭。那時,他正在馬路對面的一家劇院導演他的戲劇《伊蕾娜》。排練結束後,他會穿過馬路,來到這家咖啡館,坐在他最喜歡的桌子邊,一杯接一杯地喝一種風味獨特的、加巧克力的咖啡。

亞歷山大·蒲柏對咖啡的使用則完全不同。他會在午夜召喚僕人趕緊做一杯咖啡。這一要求是出於醫學目的。他發現,從一杯熱咖啡裏散出的蒸汽,對治愈他的頭痛有神奇的療效。

相比咖啡,其他一些作者會選擇茶。西蒙娜·德·波伏瓦就會用一杯茶來作為自己進入白晝的方式。波伏瓦承認,她是個不怎麼早起的人。她説:“一般來説,我不喜歡一天開始的時候。”一杯茶會幫助她從床上來到她的書桌前。喝下一杯熱茶後,她就準備工作了——通常是在上午十點左右。

塞繆爾·約翰遜則不分早晚地喝茶。他是茶的狂熱擁護者,一度為了捍衛茶而攻擊喬納斯·漢韋的《論茶》。在這篇隨筆中,漢韋不贊成英國人對茶葉的消費,甚至極端地説,他寧願叫“啜飲的習慣”終結。在對漢韋論文的評論中,約翰遜詳細地談到了自己喝茶的習慣,他將自己描述為“一個頑固的、無恥的飲茶者,在二十年的時間裏,對飯菜興趣不大,只對泡飲這種令人著迷的植物感興趣,以至於燒水壺幾乎沒時間涼下來。茶為晚上提供了消遣,為午夜提供了慰藉,也使早晨變得受歡迎。”

為了激發創作靈感,他們各出奇招

對於不少作家來説,浴缸就是催化靈感的絕佳空間。毛姆會把他的晨浴時間好好利用。當他的身體一浸入水中,這一天的最初兩個句子便浮出腦際。埃德蒙·羅斯丹,《西哈諾·德·貝爾熱拉克》的劇作者,則在浴缸中尋求庇護。因為靈光每次襲來,都是如火花一樣劈啪作響,而非逐漸消失成灰燼。為了避免在創造力密集迸發時有任何中斷,他會洗一整天的澡。羅斯丹告訴法國善於交際的赫格曼-林登克羅恩夫人,他的戲劇《雛鷹》是潛入水中寫成的。

當阿加莎·克裏斯蒂計劃整修她的宅邸“綠廊之家”時,她告訴建築師吉爾福德·貝爾,“我想要一個大浴室,帶一個壁架,因為我喜歡吃蘋果”。對於這位將浴室作為主要工作區的作家來説,這些要求可不是小節。那些精妙絕倫的情節,便是克裏斯蒂在一個維多利亞式的大浴缸裏放鬆時,一點點構想出來的。要想知道她的工作進展,或者至少她花在寫作上的時間,可以看繞著浴缸的木壁架上的蘋果核數。

很多作家發現,在移動中,自己的思維更加活躍。雨果絕大多數時候都會離開書桌構思他的作品。一位記者曾在格恩西島拜訪過雨果,他如此描述這位作家動態的創作過程:“甚至在屋子裏,他都經常來回走動,像一頭被關在籠子裏的獅子,偶爾停頓一下,或是到桌前寫下突然出現在腦海中的想法,或是到窗前,那裏無論天氣是冷是熱還是下雨,總是打開著。”無論在室內還是戶外,隨著身體每走一步,他便朝故事、戲劇或詩歌的下一行前進一點。

梭羅也在步行中獲得了大量靈感。他曾説,散步時一種高貴的藝術,鮮有人掌握。梭羅讚賞的華茲華斯,同樣熱衷此道。據梭羅説,華茲華斯的僕人有一次把一名訪客帶到詩人的書房,不過又指出,“他的書房在戶外”。托馬斯·德·昆西曾估算,華茲華斯一生所走的路大約有十八萬英里。儘管沒有地圖呈現華茲華斯走過的路線,但有他的詩歌為之提供文學上的里程碑。在鄉間漫長的遠足中,華茲華斯創作了大量韻文。

狄更斯經常被迫行走。在倫敦街頭,認出狄更斯的行人會以為他有緊急的約會遲到了,因為狄更斯的步調特別引人注目,每小時達到4.8英里。他就像拉鏈被拉開一樣,從悠閒的散步者和步履輕快的行人中穿過。狄更斯這麼做,是被創作的火花推動,而不是因為需要到達某個目的地。每當陷入創作的困境,他便這麼大步流星地走。狄更斯給他的朋友約翰·弗羅斯特寫信説:“如果不能快步地走很遠,我就要爆炸和毀滅。”

無論在鄉間還是城市,弗吉尼亞·伍爾夫都喜歡走很長的路。外出走動時,她經常能獲得靈感。1932年末,在倫敦閒逛時,她發現自己陷入創造性的失控中。在這一年11月2日的日記中,她寫道:“當我走上南安普頓路,我置身於迷蒙、夢境和陶醉之中,一句句話借我的嘴説出,一幕幕場景在我眼前呈現。”這個在想像的迷霧中抓住她的故事,最終發展成長篇小説《歲月》。

也有的作家獲得靈感的方式是獨一無二甚至匪夷所思的,比如席勒。有一次,歌德順道拜訪席勒,發現這位朋友出去了,便決定等他回來。這一小段等待的空閒,多産的詩人沒有浪費,而是坐在席勒的書桌前,匆匆記下些筆記。這時,一股奇怪的惡臭使他不得不停下。不知怎的,有一股難聞的氣味滲入了這個房間。歌德循著氣味找到了源頭,實際上就在他坐著的地方。氣味散發自席勒書桌的一個抽屜。歌德彎腰打開抽屜,發現裏面有一堆爛蘋果。迎面撲來的氣味如此有衝勁,把歌德弄得頭暈。他趕緊走到窗戶跟前,去呼吸新鮮空氣。對於發現的垃圾,歌德自然很好奇,但席勒的妻子夏洛特提供的實情只能令人咋舌:席勒有意將蘋果放壞。這種“芳香”不知怎的,能帶給他靈感。而據他的配偶説,“沒有它,他就沒法生活或寫作”。

在寫作這件事上,他們都有強迫症

有的作家對顏色要求極其“嚴格”。

大仲馬用三種不同顏色的紙來寫作:黃色紙張拿來寫詩、粉色紙張拿來寫文章,藍色紙張則拿來寫小説。一次,大仲馬空手走出一個文具店。令他失望的是,在第比利斯沒有一個地方有他急需的那種藍色大頁紙。1858年夏天,大仲馬去俄國參加一個婚禮。婚禮慶典結束後,他花了幾個月時間考察東歐,最後,在喬治亞首都第比利斯停留。這時,他的寶貴的藍色大頁紙用完了。數十年間,大仲馬都用這種顏色特殊的紙寫他的小説。最後,他被迫使用一種奶油色的紙,雖然他覺得顏色的變化對他的小説有消極影響。

紫色是弗吉尼亞·伍爾夫的最愛。她拿紫墨水書寫絕大部分的書信、小説等。她二十五歲時出版的長篇小説《友誼長廊》,甚至連內文和用來裝訂的皮革都是紫色的。這部書是她送給朋友維奧萊特·狄金森的禮物。伍爾夫寫給“塔·薩克維爾·韋斯特”的情書也是紫色的。她最著名的作品《達洛維夫人》,大部分手稿也是用紫墨水寫成的。1938年10月,伍爾夫在日記裏寫到了天空:“一場暴風雨——紫墨水般的雲朵——正在消失,如墨斑之於水中。”當然,就像其他地方一樣,這段話也是紫色的。

對於寫作速度,很多作家也都執拗得很。

安東尼·特羅洛普極其遵守紀律。他的工作時間始於早上5點半的一杯咖啡。為了能每天早上5點半起床,他每年花5鎊請人提供叫醒服務。之後的三個小時,他會寫新東西或重讀草稿。寫作的時候,他強迫自己每15分鐘寫250個字。他看著表,追蹤著時間和他的創作量,以保持這一速度。

P.G.伍德豪斯和格雷厄姆·格林的每日定額,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少。伍德豪斯寫作之初的目標是,每天寫2500字,後來降到1000。格雷厄姆·格林在職業生涯早期,每天寫500字,之後調整到300,到最後每天只寫100。

在寫作這件事上,喬伊斯的奇葩癖好特別多。

比如,在寫作之前,喬伊斯會穿上一件白色的外衣。這其實是出於實用的選擇。白外衣可以散發出某種白光。喬伊斯的視力衰弱。他的外衣在模糊的環境中充當一座燈塔,或許可以將外在的光折射到紙上。在創作他的長篇小説處女作《一位青年藝術家的畫像》時,這位腦筋活絡的作家形成了這些習慣。

帕德里克·科勒姆,一位同輩的愛爾蘭作家也曾回憶道,“喬伊斯的作品實際上是不同顏色的蠟筆在長條紙——有時是硬紙板——上寫出來的”。喬伊斯用各種顏色寫作和修改,從紅色、橘色到綠色、藍色。儘管寫作會給他的身體帶來重迫,但喬伊斯執迷于修改他的作品,直到最後的清樣階段,這令印刷商懊喪不已。他同樣會情不自禁地草草記下想法,對於之後可能會寫進文本中的東西,他很少錯失抓住的機遇。

在寫《尤利西斯》時,喬伊斯在他的馬甲口袋裏放著一些紙片。“獨自一人或談話中,或坐或走時,他會不時地掏出其中的一張,以電光石火的速度,匆匆寫下一兩個詞。”巴德根回憶道。喬伊斯在週遭的世界中能發現無窮的樂趣。他積累了廣博的資訊,從科學和歷史事實,到外語中的雙關語。他在橘色的信封上做筆記,之後把它們轉錄到筆電或者稿紙上。

關於顏色的使用,喬伊斯並無定軌。一個顏色可能代表一本書的一部分在筆電的某一頁,而在別的地方,它可能表示的是被轉錄的日期。因而喬伊斯的筆電令人驚嘆又困惑,各種顏色混雜在一塊,不可能準確地拆分或追溯。

雖然視力黯然,但喬伊斯用蠟筆、鉛筆和炭筆,點燃了一條通往印刷的光明的多彩之路。不管這意味著一件獨特的外衣還是潦草的筆跡,這位意志堅定的作家為了看清稿紙,想盡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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