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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唐詩PK總是很受傷?宋詩“句句出深思”追求向內思考很難得

發佈時間:2019-03-21 10:55:36 | 來源:中國青年報 | 作者:沈傑群 | 責任編輯:呂欣

在古代文學的眾山頭中,對於“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這句話,領悟很痛者,一定有宋詩。

《全唐詩》在清朝就問世了,而《全宋詩》的編纂,起于上世紀80年代,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1998年才出版。隨著宋詩研究擁有愈發堅實的文獻基礎,同時點燃公眾興致的,還是和唐詩的“千古PK懸案”。

清人蔣士銓有一首著名的《辯詩》,以犀利毒辣的語氣戳穿了真相:“唐宋皆偉人,各成一代詩。復出不得已,運會實迫之。格調茍沿襲,焉用雷同詞?宋人生唐後,開闢真難為。”

提起詩之經典,很多世人包括古典文學研究者,仿佛把大部分寵愛都自動給了唐詩,宋詩永遠略遜一籌,地位難與唐詩相提並論。

但在一些宋文學研究者心中,這是“千年門戶偏見”,宋詩一直未能得到公允的評價和應有的地位。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程千帆就在《全宋詩》序中如是寫:“自明人執其一偏之説,尊唐黜宋,而宋詩幾廢。清人雖嘗稍悟其失,而思所以匡正之,然宋之於唐,猶或未能並肩詩衢,甚非欲窺見詩學之全者所取也。”

如果在詩學經典競技臺上和唐詩battle(較量),宋詩的整體功力到底有幾斤幾兩?而深究其“成長基因”,又與唐詩之間有何血脈關聯?

“宋詩的文化高度是遠遠高於唐詩的。唐詩的産生、傳播更多是在大眾文化氛圍裏面,在唐代,大眾文化跟精英文化不那麼分得開。宋朝雖説大多也是一些布衣詩人,但宋代科舉非常繁榮,大部分知識分子都是有功名的,所以相對來説宋詩的文化門檻更高。”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博士、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王永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專訪時篤定地表示,從創作主體身份角度來看,相較于唐詩,宋詩的文化水準更高,文化含量更豐富。

王永指出,宋代以文治國的大背景,教育體系發達,知識分子擁有較高的地位,再加上宋代印刷術的發展,國內大都市的城市經濟總體上繁榮,增強了宋人接觸文化典籍的便捷度,因而抬升了整個社會的文化素養高度。

“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些文人的‘主人翁意識’又很強,相互交友、切磋的機會場合多,所以宋代詩歌在技法、格局等方面都有自己特色。”

可以説,宋詩的發展擁有良好的社會基礎,但就詩歌創作層面而言,宋詩的地基卻是唐詩奠定的,且唐詩極大框定了宋詩早期的發揮空間。錢鍾書評論宋詩時曾説:“宋人能夠把唐人修築的道路延長了,疏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險開荒,沒有去發現新天地。”

王永説,宋詩註定擺脫不了唐詩的影響,畢竟唐人為其提供了格律。“嚴格的格律是從南朝時開始慢慢發展的,而唐人讓格律充分成熟起來了,宋人在格律上是傳承,雖然從各方面去探索,但是也並沒有超越唐人。”

你是否想起當年王安石的感嘆?“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道盡;世間俗語言,已被樂天道盡。”

“後人一直讀的都是唐詩,你腦子裏面的意象、意境被它籠罩了,很難超脫出它的範圍。”王永覺得,這種“掙脫感”,既是宋代相對於唐代的掙脫,也體現了相對於前代的掙脫,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到南宋時期。

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莫礪鋒在《宋詩三論》中寫到,當唐代詩人登上詩壇時,所面臨的形勢是詩歌已經歷了長期的積累而尚未達到高峰,詩歌發展的內在邏輯正呼喚著巨人的出現。“從曹植、陸機到沈約、謝朓,詩人們花費了巨大的努力,暗中摸索,篳路藍縷,等到南朝後期及隋代,五七言詩距離格律化只有一步之遙了。同時,詩人們在題材內容方面也進行了不懈的探索、開拓”。

宋初的詩人王禹偁,在春日清晨發現園中花枝被春風吹折,提筆寫出“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蔡寬夫詩話》記載,王禹偁作此詩後,他的兒子立馬耿直地提出,該詩的後半部分與杜甫詩“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相似,建議改寫。

王禹偁聽後自我調侃了一番:“我詩的命意竟能與杜子美暗合嗎?”不但沒改,又咏一詩道:“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杜甫是前身!”

莫礪鋒指出,宋朝詩人對唐詩的最初態度是學習和模倣。“從宋初到北宋中葉,詩人們先後選擇白居易、賈島、李商隱、韓愈、李白、杜甫作為典範,表現出對於唐詩的崇拜心理。即使當元祐年間宋詩特色形成之後,唐詩也仍然是宋人的主要借鑒對象。當然,更值得注意的是宋人的創新精神。從歐陽修、梅堯臣開始,宋人就試圖擺脫唐詩的藩籬。”

“三唐氣壯脫口嚷,宋人句句出深思。”——王永借啟功先生的詩來闡釋唐詩和宋詩的氣質差異。“不像李白喝得高興了信筆揮灑出來,宋詩往往是想出來的,是非常苦心架構出來的。唐人和宋人的性格也不一樣,唐代的人有點像年輕人,有青春浪漫的氣息和情懷;宋人相對來説像一個中年人,因為儒、釋、道思想的浸潤,宋代的人心態比較成熟、平淡。”

他指出,從唐到宋宗教一直在發展,給宋人提供了一個更高的思想平臺去思考問題;同時崇文抑武國策的貫徹執行,使宋代詩人“主人翁意識”日益增強。

王永認為,宋人對待功名和富貴,流露出一份更加淡泊的心態。“宋人有自己的主體意識,即我並不會依存于你這個政權而存在。”例如詩人楊萬里,一生視仕宦富貴猶如敝履,隨時準備唾棄。擔任京官時,楊萬里竟做著隨時離開朝堂的打算,比如預先備好了回家盤纏,鎖置箱中,藏在臥室,又戒家人不許置物,以免離職回鄉行李累贅,就這樣“日日若促裝”待發者。

起步不免會活在唐詩的“陰影”裏,然而宋詩終究認真走出了自己的另一番天地。屬於宋詩的“宋人氣味”到底是什麼?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胡曉明總結,宋人喜讀書生活,重視“少年書”,如“紙帳鐵檠風雪夜,夢中猶誦少時書”(劉克莊《記夢》);“老不任作務,讀我少時書”(劉跂《學易堂作》);“卻尋少時書,開卷有慚色”(陸游《懷舊用昔人蜀道詩韻》)。

另外,胡曉明覺得宋詩是“從對於人生否定的智慧中,翻上來再肯定生命”,以蘇舜欽的《夏意》為例,“別院深深夏簟清,石榴開遍透簾明。樹陰滿地日當午,夢覺流鶯時一聲”。“只有洞悟生命而又喜悅生命的宋人,才會有對於‘清’與‘影’的美學肯定。”胡曉明説。

理趣,歷來被認為是宋詩美學裏一抹奇異、美麗的光彩。王永舉例,蘇軾的詩就始終理趣盎然,例如大家熟知的“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又如《琴詩》——“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于君指上聽?”琴聲,是主客觀的統一,是主觀意識和客觀事物相互作用發生的感應與交流。

王永認為:“宋人從萬物中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包括一些生活的哲理。唐人情感講得多一些,宋人哲理講得多一些。”

唐詩的意象趨向籠統,奔走于那豪邁的青天白日長河;而宋詩則注重細節,去細緻入微地訴説“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

“梅子留酸軟齒牙,芭蕉分綠與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閒看兒童捉柳花。”胡曉明此前在解讀楊萬里的《閒居初夏午睡起》之時,深入剖析道:“梅子酸,用身體感覺寫出夏天的節令,也是宋詩的日常意味;而芭蕉之綠被陽光反射到窗紗上,則是宋人的影之美學與清之美學合一。”

在胡曉明看來,既能認識到人生是夢幻光影,又懂得熱愛生命、珍惜美好;既不過於沉溺人生,也不誇張超越的體驗,即為宋人達到的高度,而後人可以在這個基礎上,重建宋詩學的文化高度。

關於宋詩的氣質精神和細膩技法,王永認為王安石的詩令人嘆為觀止。根據《石林詩話》記載,“荊公詩用法甚嚴,尤精於對偶”,王安石有一聯叫“自喜田園安五柳,但嫌尸祝擾庚桑”。

“大家都覺得這一聯好,王安石自己出來解釋説你們説好,但是你們可能還沒有看到味。你看我這個裏面是上下兩聯都是對仗的,我上聯是安五柳,五柳先生陶淵明,下面和它對的地方是庚桑,庚桑是庚桑楚的簡稱,是莊子筆下的一個人物,所以五柳和庚桑這都是兩個古代人物作為典故進行對仗的。但是王安石説,你們沒看出來的是五和庚之間我也用了對仗了!庚是甲乙丙丁戊己庚,其實隱含著一個‘七’,切合上句五柳的‘五’來對仗的,所以説王安石的詩歌筆力是一般人達不到的。”

王永感覺,若説唐詩包含直抒胸臆的濃重色彩,那麼宋詩,則是精心構築的靈巧天地,在細密的結構脈絡裏包含諸多值得玩味、富有創造性的東西。

關於唐宋詩之爭,歷史學家、文學家繆鉞講過一段經典的話:“唐詩之美在情辭,故豐腴;宋詩之美在氣骨,故瘦勁。唐詩如芍藥海棠,秾華繁採;宋詩如寒梅秋菊,幽韻冷香……就內容論,宋詩較唐詩更為廣闊;就技巧論,宋詩較唐詩更為精細。然此中實各有利弊,故宋詩非能勝於唐詩,僅異於唐詩而已。”

把唐詩和宋詩擺在一起“較量”,人們或許始終會為地位孰高孰低喋喋不休。但此間排序又有何要緊呢?宋詩異於唐詩,自有風采神韻,能與唐詩“並肩詩衢”。更重要的是,宋詩,能讓我們靠近一種文人風骨,重新定義一個或許被低估許久的文化刻度。

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沈傑群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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