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到中國共産黨的建立過程，似乎很清楚，因為我們每年都要紀念“七一”。然而，與此相聯繫的黨的生日和與會者等問題，其實並不簡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誰主沉浮——中共一大代表沉浮錄》一書，對人們深刻了解黨的歷程大有助益，特別是書中對中共一大的謎團進行了逐一破解。

黨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

將“七一”作為黨的生日，可以上溯到延安時期。當時在延安，只有毛澤東、董必武兩人出席了一大，但他們只記得是在7月份，具體的日期則記不清了，於是就象徵性地選擇了7月的第一天作為建黨紀念日。但是，作為歷史，紀念日並不等同於生日本身。經黨史學者多方考證，于上世紀70年代末明確了中共一大的召開日期為1921年7月23日。這一結論在1981年紀念建黨六十週年時，記入了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不過，這個看似已經解決了的問題其實依然存在疑點，那就是，能不能簡單地以為一大的召開日期就是中國共産黨的成立日期呢？似乎不能，因為從一般的邏輯上來説，應該是先有了黨和黨員，才能産生黨員的“代表”，進而開一次黨的“代表大會”。其實，中國共産黨早在1920年11月即制定了《中國共産黨宣言》，同時創辦了《共産黨》月刊，事實上已經成立了，只是沒能切實開展活動，當時共産國際遠東書記處在其機關刊物上，已經明確地稱中國的共産主義組織為“中國共産黨”了。

黨的一大是何時閉幕的？

無論如何，中共一大開幕的日期是明確的，但閉幕日期卻至今難有定論。《中國共産黨歷史（第一卷）》中説：“目前史學界對黨的一大閉幕日期有7月30日、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5日等幾種不同的説法。”關於一大閉幕日的五種説法，最易排除的是7月30日。因為當天深夜一大代表們還在上海，很難想像驚魂未定的他們連夜坐車分頭趕往一百公里外（快車需2小時）的嘉興，再租船，再坐下來繼續完成未竟的議程。時間安排上明顯難以做到。

同樣不合理的説法是8月5日閉幕説，在7月30日深夜因租界警察搜查被迫中斷的大會，竟然五天后才又重新開會，似乎不太自然。8月1日及8月2日閉幕説，也有相關回憶錄支援，但是8月1日午後突如其來的一場暴風否定了這兩種主張。一大代表中有人記得南湖會議持續到晚上，卻沒有任何人談及這場暴風災害，由此可以得出會議的閉幕日不是在這兩天。作了以上排除之後，顯然7月31日在嘉興南湖舉行了最後一天會議的主張更為合理，而且也得到了眾多會議資料及史料的支援。

黨的一大代表的人數到底是多少？

關於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人數，以前存在著到底是十二人還是十三人之爭。由於不同時期不同與會者的回憶有出入，引起在這一問題上的長期分歧。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的《中國共産黨歷史（上卷）》認為“出席大會的有國內各地和旅日共産主義小組的代表12人”，名列十二位代表之後，加了一句“參加大會的還有包惠僧”，並在註釋中説明包惠僧為時在廣州的陳獨秀派到上海參加會議的。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的《中國共産黨歷史（第一卷）》中則改稱有“13名代表”，包惠僧的代表身份得以確認，但仍被冠以了“陳獨秀指定”的定語，這依然是一個變相的“十三人”説。

其實，除大量回憶錄外，持“十二人”説也是有權威的史料根據的。俄語文件《中國共産黨代表大會》是中共一大結束時或結束後不久寫成的正式報告，其中就明確主張十二人，甚至連這十二個人的地區分佈都寫得很清楚，是“七個地方（包括上海），兩個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個地方各有兩名代表”，加起來正好十二人。關鍵是除日本外，哪個地區派出了一位代表，是哪個人被《中國共産黨代表大會》的執筆者在認定參加大會的代表時從十三個人裏面排除了。研究認為，被排除的這個人應該是中途離開大會的陳公博。中共一大遭法租界警察搜查後，在嘉興南湖開最後一次會議時，唯獨不見了陳公博。這件事，不僅與會的張國燾和周佛海在回憶錄中都大加揶揄，而且陳公博自己在會後不久寫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也承認不諱，所以肯定是真有其事。陳公博因大會結束時不知去向而被排除，加上南湖遊船上的十二名代表，總共為十三人。

《中國共産黨代表大會》並未説包惠僧代表陳獨秀個人，而將包視為代表一個“地方”的代表。因此廣州和其他國內地區一樣，也有兩名代表，包惠僧和陳公博。

一大時，“南陳北李”均未與會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中共一大令人不解的問題還有“南陳北李”均未與會。《中國共産黨歷史（第一卷）》中説：“這時，陳獨秀任廣東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正在籌款辦學。李大釗除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教授外，還兼北京國立大專院校職員代表聯席會議主席。兩人均因事務繁忙，未出席會議。”“南陳北李”工作繁忙是肯定的，但僅以此作為他們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理由也許並不充分。事實上，陳獨秀在中共一大之後的9月就回到了上海。所以，如果稍微推遲會期，陳獨秀和李大釗都很有可能出席。可是，實際上沒有等他們就開會了，分析原因，應該是由於當時身負使命的共産國際代表急於召集大會使然。

關於這一點，當時實際上代替陳獨秀領導上海共産黨的李達曾在其自傳中説：“6月間，第三國際派了馬林和尼可洛夫（尼科爾斯基）兩人來到上海。他們和我們接洽了之後，知道我們黨的情形，就要我即時召開黨代表大會，宣佈中共的正式成立。”陳獨秀在缺席的情況下仍被選舉為中央局書記，但同樣為黨的創建作出過巨大貢獻的李大釗卻沒有在中央任職，對其原委也是眾説紛紜。

一大代表中的大多數人，在變幻的時代風雲中，在生與死的考驗面前始終堅定地走在社會主義道路上。他們是毛澤東、董必武、李達、陳潭秋、何叔衡、鄧恩銘、王盡美七人。但有的因與黨內同志産生過意見分歧，甚或個人恩怨，離開了這條曲折而光明的道路，成為黨內反對派。經過或長或短的反復之後，他們又都做出過或大或小的貢獻，也有的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思考他們為什麼會在相同的起點上，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或許正是《誰主沉浮——中共一大代表沉浮錄》作者寫作本書的一個深層原因。

人生即歷史，人生是謎，歷史更是謎。解開了人生的謎團，也就看到了歷史的謎底。（作者馬長虹為人民出版社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