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館>>百家爭鳴>>字號:

《詩經》在法國

發佈時間:2018-04-16 15:34:54  |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  作者:劉國敏  |  責任編輯:鄭文媛

  《詩經》是中華文化的瑰寶,也是全人類重要的文化遺産。法國詩經學擁有幾百年的歷史,是西方詩經學的源頭,在世界漢學詩經學中亦佔據重要的地位。

  據現有資料,最早對《詩經》進行翻譯的是法國耶穌會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t, 1577—1628),1626年(明天啟六年)他在杭州刊印了拉丁文《中國五經》(Pentabiblion Sinense)一冊,並附注解,但該譯本下落不明。

  康熙年間,白晉(Joachim Bouvet,1656—1730)著有《詩經研究》(Dissertation sur le Che—King),白晉先是研習《易經》,後將索隱之法述及《詩經》研究。巴多明(Dominique Parremin,1663—1741)、雷孝思(Jean Baptisde Regis, 1664—1738)、傅聖澤(Jean—François Foucquet,1665—1741)、赫蒼壁(Julien—Placide Hervieu, 1671—1745)等都曾選譯《詩經》。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 , 1666—1735)曾譯《詩經》(Odes Chinoise du Chi king)八首,所有稿本均藏于法國國家圖書館,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 曾將它們收入法文版《中華帝國全志》。由於此書在歐洲的巨大影響,眾人由此開始識得《詩經》,杜赫德在法國詩經學史乃至歐洲詩經學史上都具有開拓之功。

  自宋君榮(Antoine Gaubil,1689—1759 )、南韓英(Pierre Martial Cibot,1727—1780)起,教會色彩逐漸褪去。宋君榮曾選譯《詩經》,並運用其中的資料來研究中國的天文曆史,其書《中國天文史略》(Histoire abrégé de l’astromie chinoise)附錄的一部分便是“《詩經》中之日蝕”。《中國叢刊》(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第一卷(1776)、第二卷(1777)中收入了南韓英以《中國古代論》(Essai sur l’antiquité des Chinois)為題的連續性論文,對《詩經》作了較全面而客觀的介紹,開始關注《詩經》的風俗文化。

  19世紀初,法國漢學講座在大學確立,為法國詩經學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專業漢學的介入,逐漸還原了《詩經》的面貌,拉丁文全譯本的問世,法文全譯本的誕生,新的研究方法的開啟,使法國詩經學呈現出繁榮發展的局面。

  法國耶穌會士孫璋(Alxander de la Charme,1695—1767)于1733年翻譯了拉丁文本《詩經》,附有詳細註釋,原稿收藏于巴黎國家圖書館。1830年,德裔漢學家朱利斯·莫爾(Julius von Mohl, 1800—1876)編輯交德國斯圖加特和圖賓根(Stuttgartiae et Tubingae)出版社出版,書名為《孔夫子的詩經》,這是刊行于歐洲的第一本《詩經》全本,莫爾為此書撰寫了序言,並編輯了兩個索引。此譯本的問世,給法國詩經學乃至歐洲詩經學的發展帶來了很大影響,促進了漢學家們對《詩經》的學術型研究。

  1838年,愛德華·畢歐(Edouard Biot,1803—1850)在《北方雜誌》(Revue du Nord)第二期發表了《詩或詩經》(Le Chi—king ou le livre des vers),對《詩經》的編纂、流傳、內容等進行了前所未有的詳細闡釋。畢歐認為,《詩經》是“東亞傳給我們的最出色的風俗畫之一,同時也是一部真實性最無可爭辯的文獻”,正式開啟了對《詩經》的民俗學研究。1843年他撰寫了《根據〈詩經〉探討中國古代的風俗民情》一文,擬出“中國人的體格特徵”“服飾”“建築與居室”“狩獵”“捕魚”“農牧業”等二十個標題進行論述。德里文侯爵(Marie—Jean—Léon Lecoq, 1822—1892) 亦認同畢歐的觀點,他在《唐代的詩》(Poésies de l'époque des T'ang, 1862) 的導言《中國的詩歌藝術和韻律》中探討了《詩經》所揭示的中國上古文明。被認為是法國詩經學史最著名的顧賽芬(Séraphin Couvreur, 1835—1919)的中文、法文、拉丁文對照本于1896年在河間府出版,其譯文準確優美、無可挑剔,嚴格忠實于中國官方所推崇的朱熹學派的詮注,這一版本多次再版。顧賽芬在其譯本的導論中指出:“《詩經》可能是最能展現遠古東方人民生活、道德習俗和信仰的一本書。它為道德家,歷史學家提供了重要的資訊,為傳教士提供了救助。”他在導論中沿襲了畢歐的方法,分五十個小標題對《詩經》中的文化點滴進行了詳細的梳理。

  將《詩經》作為文學作品解讀和譯介的另一位女漢學家,當屬朱迪特·戈蒂耶(Judith Gautier,1845—1917)。她于1867年編譯出版了中國詩集《玉書》(Le Livre de Jade),其中譯介《碩鼠》《伯兮》《將仲子》《女曰雞鳴》和《南山》等篇目。戈蒂耶並未遵循于原詩的結構和形式,包括對意義的分析在內,是一種“創造性叛逆”的改寫。但她卻是真正將《詩經》作為文學作品來加以關注的。《詩經》不再是傳教士眼中用以傳教的鑰匙,也不再是畢歐、德里文心中的道德風俗寶庫,她惋惜于孔子編訂時為何只留下305首,缺失了抒情性與激情的詩篇。

  此外,小布羅塞(Marie—Félicité Brosset, 1802—1880)于1828年在巴黎出版了《論〈詩經〉和中國古代詩歌》(Essai sur le Chi—king et sur l’ancienne poésie chinoise);讓—巴蒂斯特·畢歐于1862年出版的《論印度和中國的天文學》(Études sur l’astronomie indienne et sur l’astronomie chinoise)在論述中國的天文學史時,曾引用了《詩經》的詩,對《詩經》作了簡要的介紹。1872年,鮑吉耶(Jean—Pierre Guillaume Pauthier, 1801—1873)的《詩經》(Chi—king, Bibiothèque Oreintale, vol.Ⅱ, Paris, Maisonneuve, 1872)是第一個法文全譯本,該文本直接譯自中文著作,正文譯文之前,有首次被全文翻譯成歐洲語言的《大序》(Grande préface),譯自朱熹的《詩序辨説》,但此書影響不大。

  20世紀上半葉,法國詩經學已臻至成熟,越來越多的漢學家將視線轉向其他的中國傳統文學讀本。然而法國詩經學並未停滯不前,研究學科的逐漸豐富,研究方法的創新與多樣化,從多方面促使了法國詩經學的再次蓬勃發展,新的研究視角、新的研究方法將法國詩經學推向頂峰。

  1907年,于貝爾·奧托(Hubert Otto)在香港出版了《爐邊幾小時,〈詩經〉——中國古典詩歌的書》(Quelques heures au coin du feu,Cheu—king ou le livre des vers,un des Classiques Chinois)。

  《詩經》原是三千年前的歌謠,然而鮮有人還原其本色。拉盧瓦(Louis Laloy)看到了這一特點,在《中國音樂》(La Musique chinoise,1909)中譯介了《詩經》數首,放在“宗教音樂”(musique religieuse)和“民間音樂”(musique populaire)兩節中,將《詩經》作為歌謠進行探究。

  將法國詩經學推向頂峰的則是葛蘭言(Marcel Granet,1884—1940)的《古代中國的節慶與歌謠》(Fêtes et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 Chine,1919),全書除引言和結論外,分為兩部分:《詩經的情歌》和《古代的節慶》。他以人類學的方法對《詩經》進行闡釋,分析了《詩經》中的情歌,考察了上古時期樸野的習俗是如何轉化了“文明的秩序”,解析中國古代的宗教習俗和民族信仰。葛蘭言為《詩經》研究提供新的闡釋方法,為比較文學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範式,在一定程度上還原了中國上古時期的面貌。

  20世紀初期,有一大批中國學者赴法留學,完成了大量的博士論文,在當時的中國研究中佔據了很大的比例,且以中國文學研究為主,其中不乏對《詩經》的譯介,如曾仲鳴(Tsen, Tsonming)的《中國詩史論》(Essai historique sur la poésie chinoise,1922)第一章便是對《詩經》的介紹;徐仲年(Hsu, Sung—nien)《古今中國文學選集:詩歌、小説、戲劇、哲學、歷史》(Anth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 la poésie — le roman — le théatre — la philosophie — l’histoire,1933)也對《詩經》進行了譯介。

  1937年,張正明(Tchang, Tcheng—Ming)同時在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和巴黎(Librairie Orientaliste P.GEUTHNER)出版《詩經中之對偶律》(Le parallelism dans les vers du Cheu king),從《詩經》語言文字的韻律入手,詳細論證了《詩經》中的韻律。中國留法學者由於兼跨兩種文化,他們的介入,給法國詩經學的研究增色不少。

  20世紀中葉之後,隨著葛蘭言、馬伯樂、伯希和等有影響的漢學家先後離世,加之國際社會環境的變化,法國傳統漢學逐漸式微,法國詩經學也由此而衰落。雖然經由戴密微 (Paul Demiéville,1894—1979) 等人的不懈努力,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一段時間之內,法國的中國傳統文學研究又開始復蘇,也有論著在述及中國文學史時會提及《詩經》,但鮮有重要的譯本與研究。對法國詩經學在21世紀的發展,我們報以新的期待。

 作者:劉國敏,係重慶旅遊職業學院講師 

 

發表評論>>
分享到: 2.23K
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