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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網紅”騎樓表現了哪些精神特質?

發佈時間: 2019-05-09 15:42 | 來源: 廣州日報 | 作者: 卜松竹 | 責任編輯: 李芳

要説今天廣州城內的“網紅”街道,要算是永慶坊、荔枝灣、北京路、上下九。這些老街老巷,都有相似的特徵——騎樓密布。這種建築形態,在姜文電影《讓子彈飛》裏得到了一次大宣傳,讓很多人著了迷。

這種前沿架空,形成長長柱廊的建築,有時會讓人想到歐洲大陸那些臨街的老建築。它們之間,是否存在某種聯繫?類似的建築,在早期的中國能否找到例證呢?

廣州博物館裏收藏的幾件陶屋,大概會讓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一些新認識。

除了商貿文化 自然地理如何影響騎樓?

必須承認,嶺南的騎樓是東西方建築藝術交融的産物,我們可以從現存的大量實物中看到許多外來因素的影子,比如外部裝飾、材料選擇等。這是廣州近代對外交往留下的痕跡。它在廣州等嶺南城市的大規模興起,確實與清末時在西方思想、觀念影響下進行的大規模城市改造、建設活動相關。但這些是否能説明它是一種“外來物種”呢?恐怕不行。

關於騎樓的起源説法不一,有些人認為它受到東南亞歐式風格建築影響,源頭可以追到古希臘;有些人把宋代在江南一帶的檐廊式建築視為它的先輩;但也有些人認為,這些説法都比較牽強,它實際就是本地傳統的“竹筒屋”的變形,不過因為有了避雨防曬,以及商業經營的考慮,加了柱廊式的前沿。

很多人知道曾經主政廣東的陳炯明對廣州的騎樓建設貢獻不小。但在廣州大力推廣騎樓的要員,他並不是第一個。1878年,香港地區頒布《騎樓規則》,開始建造騎樓。10年之後,兩廣總督張之洞便參考香港的經驗,提出在廣州興建類似的“鋪廊”。清王朝被推翻之後,廣州一度掀起拆老城造新城的熱潮,除了修築了一批新式馬路,也在拆除很多老房子的基礎上,蓋起了連片的騎樓。在1918-1928年10年左右的時間中,廣州建成了約40公里長的騎樓街。

按今天的看法,如此之多的騎樓,是值得保護的文化遺産。但在當時一部分人眼裏,騎樓是對城市傳統景觀的破壞,並且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原本已經“生態平衡”的街巷文化氛圍。曾任廣州工務局長的程天固在《廣州市工務之實施計劃》中説早期廣州城市建設是“畸形的設計”“無一不以資産階級之利益為前提,而以平民生活之惡化供犧牲”。目標所向,就包括騎樓。1932年,廣州公佈了一份馬路名單,規定這些地方是不能建騎樓的。

騎樓的首層,可以作為非常理想的臨街店舖。這是廣州這個商業城市很合理的一種選擇。目前城內騎樓最集中的幾大片區——上下九、北京路、人民南、南華路,都是傳統的商業旺地。如果我們看一下國內騎樓分佈密集的區域——廣州、北海、廈門、泉州等,也會發現它們大多屬於東南沿海商貿發達地區的範疇。

但除了商貿文化,影響建築形態的另一個重要因素,自然地理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呢?讓陶屋來告訴我們。

古老的幹欄式建築 仍有現代遺存

陶屋,是反映古代人民居住情況的建築明器。在廣州眾多漢墓中出土了大量形制不一、造型精美的陶屋,據考證,陶屋可大致分為幹欄式陶屋、曲尺式陶屋、三合式陶屋以及樓閣式陶屋和陶城堡等。當中的很大一部分保存比較完好的,收藏在廣州博物館中,總數大約有40來件。

的專家們指出,這些種類繁多的陶屋裏,那種形制樸素的“幹欄式”陶屋才是真正的“掃地老僧”,是眾多陶屋的“鼻祖”。

幹欄式建築也稱幹欄、高欄、閣欄。它樓高二層,全屋用竹、木搭建而成,上層可住人,下層則飼養家禽。當然,也有隔離潮濕,防備猛獸等方面的作用,特別適合嶺南地區的自然環境。這種建築,直觀的形態就是架在高高木柱或木柵欄墻上的一座屋子。我們在今天華南地區的許多山區、海邊等地方仍能見得到。現代住宅小區中常採用的一層架空的設計,很大程度上也是出於同樣的思路。

很多幹欄式陶屋,能看到上層房屋裝飾了直欞窗。這是古代木建築外窗的一種,窗格以豎向直欞為主,是一種比較古老的窗式。下層圍欄上的是類人形的裝飾,其中的間隙是供家禽出入,有的陶屋模型兩側還架設有專供家禽進出的斜梯。陶屋大量採用“八”字形房頂(懸山頂),房頂用橫樑支撐,檁伸出墻外,防雨性比較強。

廣州博物館的9件幹欄式陶屋,生産時間主要是西漢中後期。博物館研究人員宋平指出,這些出自廣州漢墓的陶屋在精美程度上不如河南、江蘇徐州等地出土的建築明器,卻有更接近現實建築的特點:一是較少有釉;二是多為一層或兩層,而河南地區東漢時期的建築明器有高達五層、七層, 結構複雜,更像一種糅雜了想像和寄託的工藝品。所以,廣州的這批陶屋,給我們研究嶺南地區漢代建築提供了更為真實的資料。

建築文化的交融 令“幹欄式”漸漸遠去

廣州發現的這些幹欄式陶屋,一般底部附有四到六根樁柱構成高出地面的底架,不少模型的前面往往設有欄板或形制複雜的門窗,屬於住宅。還有一些相對簡單,只有一面有門窗,有可能作為穀倉使用。

宋平指出,新石器時期,嶺南地區的建築以幹欄式為主,建築材料為木、竹和茅草等。至秦漢時期,來自中原地區的人民把磚、瓦、石為主要材料的建築技術帶入嶺南,因而出土的西漢時期幹欄式建築具有融合漢越建築技術的特點。一些陶屋“刻畫了棟樑的結構,並可看見榫卯的連接方式,用來展示陶屋無法直接製作的內部結構,顯示了當時的建築形式和建築技術。一些網格紋的墻面紋飾是南方地區建築明器中特有現象,其結構可能為竹子編制,反映當時廣州地區的部分建築可能以竹編成的席作為墻”。此外,廣州漢代陶屋墻面鏤雕裝飾很有特色,在北方建築明器中很少發現,“其樣式有菱形、長方形、圓形、不規則幾何形、舞人等。特別是幹欄式陶屋下層雕刻手法使用普遍、花樣多,是嶺南地區氣候環境與人文風俗的綜合體現。”

館藏的“曲尺式”房屋正屋的側方用矮墻砌築了籬笆,用於圈養家禽,衛生問題得到了解決。當中也能看到幹欄式建築與漢代磚瓦房結合的跡象。再往後,鬥拱建築構件和講究中軸對稱建築佈局的三合式房屋也陸續出現。這些都説明,嶺南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流持續不斷,逐漸深入。

專家們指出,到了東漢時期,“樓閣式建築的出現標誌著漢代以對稱佈局和木構架建築為主的中國建築體系發展到第一個高峰時期。陶屋再現了木構建築的精妙絕倫,對日後的建築形式、築造技術和室內佈局提供了實物參考的‘技術支援’。為了提高建築的安全性而採用了先進的建築技術,磚瓦的應用使得房屋防水、防潮、防火,經久耐用,比之前用竹木等材料所築的幹欄式建築有了很大進步。”

通過廣州博物館的這些藏品我們可以看出,以廣州等為代表的嶺南傳統建築,經歷了一個從南越的幹欄式到受中原影響的三間兩廊的過程。這説明先民們很靈活地基於其獨特的地理環境和歷史條件,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吸取和融匯中原文化等外部因素,逐漸形成自身獨有的特點。務實、開放、相容、創新這些詞彙,並非是現代人的專利。可以説,古代廣州城市、社會、人居的每一步發展,都是和這些精神特質密切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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