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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現代文學的新景觀——讀龔剛《中國現代文學十講》

發佈時間:2018-08-29 15:44:33  |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  作者:陳漱渝  |  責任編輯:鄭文媛

  提起“中國現代文學”這個學術名詞,首先會引起我的一些回憶和感觸。

  我1957年至1962年就讀于南開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亦稱中文系,系主任就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李何林教授。我原來是懷著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偏好報考中文系的,但當時南開大學古典文學的教師陣營顯然要強于現代文學。記得現代文學課程是由三位中青年教師分別講授的:一人先講“五四”文學,以魯迅為中心;另一人講左翼文藝運動,以左聯為中心;第三位講延安文藝運動,以趙樹理為中心。臨畢業的時候,李何林教授才親自講了幾個專題:《野草》研究,《故事新編》研究,魯迅的文言論文解讀。在他看來,這是魯迅研究的難點所在。

  據我所知,從“五四”運動到新中國成立前的這個歷史時段,從事各種文體與寫作或翻譯的作家至少有6000多人,出版的各類譯作至少有13500多部。但過往的許多中國現代文學史敘述都是單色調的,這並不符合中國現代文學多彩的歷史狀況。比如陸小曼,長期以來主要是作為一位八卦人物在各種艷聞佚事中出現,而人們忘卻了她曾寫過散文《愛眉小札》,出版過小説《皇家飯店》,還跟徐志摩合寫過唯美主義的話劇《卞昆崗》。她的文字綺麗,才情瀟灑,原本可以在現代文學史上留下一點痕跡。基於這種狀況,新時期以來有學者聯袂提出了“重寫文學史”的口號。

  單憑一個抽象的口號來判斷學術是非是一件冒險的事情,因為同一個相似的口號可以反映不同實質的內容。“重寫”可以成為歷史的必然要求,可以成為攀登學術新高峰的起點,但用什麼價值觀、文學觀、藝術觀進行“重寫”那就因人而異了。

  竊以為,在“重寫”的過程中必須反對兩種傾向:一是匍匐在前人面前亦步亦趨,最後忘卻了自己的步伐。這種“重寫”其實是對前人的“重復”,實際意義不大。另一種傾向就是魯迅1932年4月29日在自己譯著書目結尾批評的那種做法,只用力抹殺別人,使他和自己一樣的空無;僅想以一年半載,幾篇文字和幾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絕後的大勳業。那些以搞顛覆為能事的人,那些片面追求“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歷史化”的人,那些靠給20世紀文學寫悼詞而嘩眾取寵、文壇登龍的人,就是這種傾向的代表人物。

  中國現代文學這門學科的正式形成應該是在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奠基人有王瑤、劉綬松、丁易等。然而早在1932年,蘇雪林就在武漢大學開設過新文學課程,不過偏重於作家作品論。半個多世紀以來,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論著和論文眾多,視角各有不同:地域史、接受史、思潮史、文體發展史……大多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開闢了新的學術空間,這些成果都值得肯定。但似乎有一種引人深思的現象,那就是有些研究者過於追求宏大敘事,似乎越宏大就顯得自己學問淵博。

  無限風光,不僅在名山大川,盆景方寸之間亦有風景。學者只要有心,就會發現學術風景俯拾皆是。如今,中國新文學園圃有了越來越多年輕的開拓者和建設者,他們探索著中國現代文學新景觀,令人耳目一新,澳門大學中文系的龔剛先生就是這些學者中的一位。

  我跟龔剛素昧平生,緣慳一面,但粗讀他的新著《中國現代文學十講》,直覺是此書呈現了中國現代文學領域的十個新景觀,像《楊絳、白先勇的中年危機故事》和《新文人的舊情懷:錢鍾書與黃裳》兩篇文章,以我的孤陋寡聞,這種選題似乎前所未見,但讀後又覺得確有研究價值。《錢基博對胡適及新文化運動的評價》和《穆旦新詩的哲學內涵》這兩篇,也出乎我的料想,後來了解到作者是研究比較文學出身,又攻讀過哲學系的博士後,就懂得他選擇這些課題其實是駕輕就熟,順理成章——這是他在多個學科交叉處發現的新的學術生長點。

  此外,《台灣現代詩的鄉愁主題》是宏觀整體研究與微觀個案研究的有機結合,《沈從文〈邊城〉的語言風格與情感樞紐》是生命意識思考與藝術批評探索的有機結合,《新文人的舊情懷:錢鍾書與黃裳》是歷時性的傳承研究和共時性的影響研究的有機結合。作者對周作人散文“旨趣”的分析雖然不能説十分充分,但他在認定周作人抗戰時做了“漢奸”的前提下,再談他散文的藝術特色,我個人特別激賞。我們不能因為周作人北平淪陷時期的政治表現而全盤否定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歷史貢獻,但也不能因為他昔日的光環而把名副其實的漢奸重塑為一個“文化抗日”的英雄。

  龔剛還以矯正從20世紀初以來中國讀者對“個人主義”的誤讀為切入點,展示了張愛玲小説《傾城之戀》中男女主人公之間圍繞算計和利益展開的一場博弈,實可謂褒貶得體,沒有把這位傳奇女作家忽而捧上雲端,忽而拋進谷底。鬱達夫是一位最無“創造氣”的創造社元老,但他的小説多被人斥為“自我”“感傷”“頹廢”。龔剛能從鬱達夫筆下的“鴉片”“酒精”“乳峰”“大腿”背後清晰地看到了他自我凈化的心靈歷程。鬱達夫如九泉之下有知,想必會對這種批評産生一種知己之感。

  我感到,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來説,與其倉促修史,還不如像龔剛這樣從史料入手,尊重作品本身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在清晰進行佈局考察、個案研究之後,再從迷離混沌、複雜紛紜的狀況中去發現那些規律性的東西。

 作者:陳漱渝(中國魯迅研究會副會長、《魯迅月刊》原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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