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風雲人物採訪記Ⅰ（上下冊）

作者：〔義大利〕奧裏亞娜•法拉奇

譯者：嵇書佩 樂華 楊順祥

出版：譯林出版社

“啊，要是有誰用錄音機採訪過耶穌基督，記錄了他的聲音、思想和語言就好了！啊，如果有人帶著攝影機採訪過拿破侖就好了！”

不乏雄心壯志的奧裏亞娜•法拉奇當然要當那個“人”。在她的同時代人中，很少有人能無視她那刨根究底的好奇心和她把提問突然轉變為指控、爭辯和訴狀的能力。那些在古代歷史上不可能做到的事，她在採訪20世紀下半葉的關鍵人物時做到了。她呈現給我們一個令人難以忘懷的畫廊，展現了當時國際上的主要人物：當權的和在野的政治家，民主派領導人和獨裁者，人道的和平主義者和鬥士，精神領袖，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在這本採訪集中，世界歷史變得人性化和具體化了。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物，他們的個人故事、他們的痛苦和夢想、他們的惡習、他們的軟弱，甚至他們令人惱火的平庸都被暴露無遺，使歷史變得生動而活潑。世上有權勢的人中，很少有人敢於抵擋她的圍困和咄咄逼人的要求，因為這些採訪的導演和作者——法拉奇已經贏得了國際聲譽和權威，她被公認為這個時代最偉大的記者之一。她被派往世界各大洲，親眼見證了血腥的衝突、內戰、政變。她對領導人的提問不是“冷冰冰”的，不是來自記事本中的抽象問題，而通常是來源於這個戰地記者的個人回憶：在核大國的總理或將軍面前，在美國國務卿或第三世界的軍事獨裁者面前，雖然手中只有記者的筆記本，但她始終是同轟炸的受害者、被壓迫的人民、身陷囹圄的反對派、被折磨和遭殺害的持不同政見者融為一體的。她的發問是整個人類對權貴的清算。

把這些採訪放在當時的背景下審視非常重要。上個世紀70年代的很多方面，包括溝通的規則、新聞風格和習慣離我們已經十分遙遠。在那個年代，很多政治家認為對大眾媒體保持緘默是與他們的角色聯繫在一起的職責，把審慎視為自我保護，他們遵循謹慎的規則以保證自身的形象。30年後，採訪變成一件貌似容易卻被濫用，因而必然到處氾濫的事。很多政治家變成了小丑，他們的形象成了一個又一個的電視脫口秀人物。他們把大部分時間用於向公眾講述自己，像是在不斷地表演下流而令人作嘔的虛擬脫衣舞。而“風雲人物採訪記”的時代不是這樣。那個時候，對於女記者法拉奇來説，每一次會晤都是一項成就，一個被攻克的堡壘，一條獨家新聞，一座不易接觸到的資訊寶庫。為此，她像要去進行一場決鬥那樣訓練自己，為這些採訪做準備。她使用各種武器來對付她的獵物——從女性的誘惑到拉攏，從挑釁到嘲笑。她是一位愛挑剔的、無禮的、叛逆的對話者，必要時，她知道如何激發被採訪人的仇恨、妒忌、怨恨和個人報復，形象地把他們置身於相互對抗之中。她與越南戰爭中互為對手的亨利•基辛格和武元甲將軍平行進行的對話，或者對果爾達•梅厄和阿拉法特、英迪拉•甘地和布托的採訪都是記者“玩弄”三角傳遞控告的典範，上演了一場又一場強大對手間的遠距離較量。

在那些採訪中，在事件的敘述中，我們找到了現代歷史的根源、越來越公開的衝突的由來和如今還在付出代價的戰略過失。閱讀這些篇章會産生奇妙的視覺錯亂，好像穿越一條古老的哈哈鏡走廊。有一些談話似乎近在眼前，涉及的話題頗具現實意義。例如，在石油價格上漲130%的第一次能源危機（1973年10月）後不久，她對沙烏地阿拉伯石油部長亞馬尼酋長進行的採訪。另一些事件則似乎離我們很遠，但卻不乏教訓。例如作為希特勒反對者的德國總理維利•勃蘭特在華沙紀念納粹對猶太居民區的大屠殺活動中下跪的舉動，以及他的解説：“我下跪並不是因為我認罪，而是因為我想和我國人民在一起，也就是説和這樣的人民在一起，他們當中也出現過犯有駭人聽聞的罪行的人。那個舉動不僅是針對波蘭人的，而且也是針對德國人的。需要共同承擔這個重責。”如今這些話已經被遺忘。在當今的時代，很多大國或中等國家的領導人——從美國到中國，從俄羅斯到伊斯蘭世界——似乎對各種負罪感都産生了免疫力，他們厭惡自我批評，並患上了危險的歷史健忘症。法拉奇認同在西方誕生的普世價值，即自由民主、人權、新聞自由。也正因為如此，一旦獲知西方與它的原則陷入明顯的矛盾時，她不能接受言行不一，不能表示寬容。在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對話時，她控告美國“以自由的名義，支援所有扼殺民主的人”：從西班牙的佛朗哥大元帥到智利政變分子皮諾切特 ，以及拉丁美洲和亞洲的法西斯獨裁者。她在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的強權政治面前感到可怕和憤慨——他早已決定美國從印度支那前線撤離，但是卻繼續讓美國青年去送死（更為了屠殺越南人和柬埔寨人）。但法拉奇對戰鬥在對方陣營裏的人也不心慈手軟，實際上越南的領導人含蓄地指控她受到美國的操縱。所有接受她採訪的權貴都認為她是個令人不快、讓人生疑、難以控制、不受歡迎的人，這也是她的職業命運，因為法拉奇沒有選擇做一個“宮廷肖像畫師”。

在每一個採訪記前面寫的週密而有趣的開場白裏，她不放過每個富有內涵的細節。為了對即將遇到的人物形成完整的概念，她讓一切都呈現在讀者的視野中。她詳盡地描寫了阿拉法特的衛隊中那位金髮碧眼的“美男子”衛兵，把他定格為這位巴勒斯坦領導人的情人之一。她對阿拉法特本人嚴厲而無禮，毫不猶豫地去粉碎他的神話；她覺得此人令人失望，因此將他所謂的超凡魅力詮釋為媒體的炒作。後來，人們看到了阿拉法特死後給巴勒斯坦人民留下的可憐的政治遺産，和他本人的神話在他自己人中間的迅速破滅。這是法拉奇憑直覺提前擊中靶子的例子之一，幾乎是未卜先知。

對一些女士，她會馬上表露出同情，一種本能的聲援，並公開選擇站在女權陣營一邊。她認為以色列總理果爾達•梅厄是位“非凡”的女人，她那“令人惱火的謙虛”，使她想起了自己的母親。她甚至能發現梅厄的那些女性特徵和某種形式的美，她駁斥對梅厄的庸俗的男性嘲諷。她向梅厄提到的一個問題透露了法拉奇自己的真實想法：“一個女人要取得成功，必須幹得出色，遠遠勝過男人。”事實確實如此，這位義大利女記者已感同身受。關於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她給人留下的深刻印像是掌權婦女的孤獨感、家庭生活的巨大犧牲和女性觀察歷史的能力。法拉奇抓住了英迪拉•甘地在一個婦女狀況仍處在悲慘而落後的國家裏掌權所具有的重大象徵性意義：“女人不可能不由於她的巨大勝利而感到寬慰和揚眉吐氣，因為這種勝利否定了任何為父權制和男人統治進行辯護的陳詞濫調。”英迪拉，其子拉吉夫•甘地，布托總統（貝娜齊爾之父）：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這長長名單中這些被採訪過的人。後來，他們都遭到了暗殺，以悲劇而告終，他們的鮮血隨著這些王朝的命運流逝，但直至今日仍未解決的民族和宗教爭端則留下了不光彩的印記。

這本採訪集中對義大利要人的採訪很少，也很寶貴。這不是因為法拉奇不愛自己的國家，而是因為她有更廣泛的興趣，還有職業的其他優先選擇。另外，她費勁地去解讀義大利，厭惡對政治進行無益而細瑣的分析。在採訪社會黨領袖彼得羅•南尼時，她一開始提出的問題：“阿瑟•施萊辛格談起義大利人時就會説：要是你們自己首先不能理解你們自己，那麼誰能理解你們呢？參議員南尼，我來到這裡，就是請您幫助我們理解我們自己和義大利今天發生的事情。”這明顯地表明瞭她的不能容忍。在羅馬這個政治小天地的迷宮中，法拉奇對陣營有自己的選擇：她是個反法西斯主義者，也是個堅定的非共産主義者；她不信任天主教派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敵視任何形式的極權主義（包括喬裝成極左的否定一切的年輕人）。她善於痛斥義大利共産黨的弊端：“在那個時候，義大利共産黨人與一個非共産黨人講話時有著一種可憎的習慣：用諷刺或遷就來對待他，似乎他們面對的是一個沒有馬克思主義靈魂附體，沒有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想啟示的傻瓜。”但是在道德高尚的喬治•阿門多拉麵前，她崇拜得五體投地，並對他的知識分子的耿直表達了敬意。作為一個反對黨領導人的阿門多拉敢於説出：“請注意，我經常跟年輕人説，義大利人從來沒有像今天生活得這樣好，至少過去一直過著比今天更糟的日子：他們一直生活在更糟的條件下，吃得也更少。我年幼時，在盧卡尼亞地區，每人每年平均消費一公斤肉。卡普裏島的婦女光著腳走路，從馬利納背著一袋袋的煤走山路。我們説實話，義大利過去從來未有過如此廣泛的自由。”這番不含煽動性、無嘩眾取寵之心的告誡令她欽佩。

在她的序言中，法拉奇毫不含糊地表明瞭她的遊戲規則、所遵循的原則和對新聞工作的看法。她堅決拒絕持中立立場，認為遇事明確表態是自己的責任。這種態度來源於她那當主人公的意識，如同另一位義大利偉大的記者因德羅•蒙塔內利 ，法拉奇從來沒有讓自己“置身度外”。在採訪記中，她本人就是其中的角色，總能清晰可見。這一點與這個職業的盎格魯-撒克遜傳統的思想完全對立。對於被採訪的權勢人物，她既感到有吸引力，又感到厭惡，因為這些對話者是她解讀歷史過程必不可缺少的，同時又是她所深惡痛絕的統治和欺壓勢力不可分割的部分。她説“我把權力看成是不人道和可憎的現象”，從這裡可以看到她絕對偏愛叛逆者、反體制者和抵制現行秩序——尤其是那種建立在專橫和暴力基礎上的秩序——的人。

今天，“法拉奇式”的新聞工作還有多少價值？當形成歷史的戲劇性事件可以由任何一個見證人用可視電話記錄下來，用旅遊者的攝像機永遠保存下來，並在頃刻間，通過衛星電視和互聯網傳遍全球，儲存在YouTube網 中，讓億萬個博客進行實時評論時，21世紀新聞報道的規則發生了何種程度的變化？特別是從2001年9月11日開始，一個被稱為“非職業新聞報道”的團體搶先發表的獨家新聞鋪天蓋地，視頻愛好者的作品成了有首要價值的資料。從表面上看，我們生活在資訊最大民主化的時代，到處充斥著來自底層的報道；還是從表面上看，這場技術和文化的革命可能標誌著作者式新聞報道的沒落。實際上，“新聞”本身已經變成了一種“商品”，一種大眾化的産品，可以到處大量和廉價地獲得。但是如果要對新聞進行篩選和整理，指出它們的意義，並進行剖析，剝去神話的外衣，使其更客觀和現實，並在必要時駁斥它們，那麼，法拉奇的風格此時比任何時候更具現實意義。她的風格就是：直接與政要接觸，現場的深入調查，分析能力和收集資料。總而言之，是一項被稱為新聞調查的挖掘和解釋的工作。它可以是政治層面的、經濟層面的和戰略層面的。

記者的工作並沒有被判消亡，而是細化成各專業。它在互聯網的時代變得更為複雜，因為不再存在過去享有的地位優勢，僅有個人的勇氣，時刻準備面對人身的危險和先於競爭者到達現場的魄力和決心已經不夠。因為總是會有一個不是記者的人偶然在場，在時間上搶在你的前面。僅僅説“我在那裏，向你們報道我所看到的那件事”是不夠的，因為直接證據已經成為豐富和廉價的第一手材料。接近公眾已被簡化，進入資訊交易的傳統障礙也被打破，報刊在互聯網上的網站與記者的博客和不同層次的讀者的博客攪和到了一起。一名記者對異國他鄉發表的任何看法馬上會被他的受眾通過強大和快速的工具——如維基百科和谷歌——予以篩選。

實際上，正是這種可用資訊量的猛增和資訊傳遞的快速，推動了品質、可靠性和嚴肅性的選擇。單憑會使用電腦或擺弄攝影機已經不足以成為記者。像在法拉奇時代那樣，勇於去遙遠的地方或面對困難和危險還是不夠的。電子産品的超級市場出售的光碟中沒有職業道德、知識分子的誠信義務、審查新聞來源的原則、避免利益衝突的能力、歷史修養等內容的軟體。公民義務，習慣於對得知的真相、老生常談和陳詞濫調提出質疑，通過從以往事實中積累的知識去準備撰寫報道文章，這就是記者與“商品”運作者之間的區別所在。新技術並沒有改變支配著新聞品質和可靠性的基本原則。對記者職業最嚴重的威脅並不總是來自新媒體的競爭，而是來自於交易和資訊間的交錯糾結，來自於利益的衝突，來自於屈從，來自於記者與政客之間、記者與經濟掌控者之間，或者只是記者與他們的消息來源之間的勾結和同謀。當新聞成為交換的商品，以此來牟取相互的利益，並服務於隱蔽而不可告人的計劃——從推理上來説是指權力機構、政黨、黑手黨和結組的計劃——時，才會出現上述的情況。每當記者為“別的”利益服務，而不為他們的受眾服務時，大眾媒體為催生一個消息透明、意識自身權利的文明社會而承擔的作用就會喪失殆盡。新聞史上最輝煌的篇章總是源於這個職業的崇高威望、權威性和它對民主社會中“合法政權”的監督作用。

至於説到敘述的品質，它不能容忍目前資訊市場上出現那麼多的新主角。競爭越多，選擇就越嚴格。去書店尋找法拉奇作品的人正是那些擁擠在MySpace網 上用稚嫩的語句書寫內心思想日記的青年人。這麼多年後，她的作品還在被人們閱讀。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這是她以一絲不茍的工作作風和滿腔激情把畢生貢獻給這個職業所獲得的獎狀。她是一個獻身於有著“非凡和可怕特權”的新聞事業的人。

2008年10月

（費代裏科•蘭皮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