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如何“把種子播撒出去”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為保存民族文化血脈、培養國家急需人才，北大、清華、南開組成的西南聯合大學成立。在國難危機的時候，中國的“教育精華輾轉週折聚集在這裡，形成精英薈萃的局面，最後在這裡開花結果，又把種子播撒出去，所培養的人才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激揚愛國之情

水擊石則鳴，人激志則宏。抗戰時期，聯大將激揚愛國之情、立牢報國之志貫穿于校園文化建設全過程。

一方面，著書立説，以激發抗戰鬥志。

在抗戰防禦階段，由於國民政府抵抗不力，民族虛無主義、文化虛無主義有所擴散。針對這些消極文化現象，聯大教師展開了有力反擊。比如，歷史系教師整編教材，先後推出《國史大綱》《中國史綱》《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清史探微》等經典史學名著。

其中，錢穆起筆寫《國史大綱》的時間為1938年後半年。此時，正值國內投降主義甚囂塵上的危急時刻。為此，他轉而專心於通史的撰寫，一年乃成。

在引論中，錢穆立場分明地對民族虛無主義進行批判，並懇切要求國人樹立起基本的民族自信與尊嚴，保持對自身文化和歷史的基本敬意。史學家牟潤孫在評論《國史大綱》時説：“讀錢氏之書，當使懦夫有立志，病夫有生氣，熱血沸騰，奮然而思有所以自存矣。”

哲學家賀麟則對文化虛無主義展開了反擊。他認為，近代中國的民族危機實為文化危機。因此，要以民族文化的復興為己任。1940年至1941年，賀麟先後發表《五倫觀念的新檢討》和《儒家思想的新開展》，前文開始提出“新心學”的基本思想，後文集中體現了“新儒學”的思想。

儘管賀麟的哲學思想體系建立在唯心主義基礎之上，但他主張重新認識中國傳統文化、儒化西方文化以及使中西文化相融合的觀點，正面回擊了文化虛無主義的謬誤。

另一方面，制定校歌校訓，以激發抗戰熱情。

聯大開校不久，便成立了包括馮友蘭、朱自清、聞一多等人在內的校歌、校訓編制委員會。在廣泛徵求各方意見的基礎上，由羅庸、馮友蘭作詞，張清常譜曲的《滿江紅》被確定為校歌。

該校歌分為兩闕，上半部分陳述聯大的由來以及國恨時艱，詞雲“絕徼移栽楨幹質，九州遍灑黎元血”；下半部分表達了聯大師生對於抗戰必勝的信念，詞雲“韆鞦恥，終當雪”“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這首校歌拋開雄渾激揚的曲調不談，僅字面意思便有催人奮進的深厚力量。

聯大最初提交的校訓為“剛健篤實”，這與三校教授素來不問政治有關。這一提法放在平常，自然符合大學在學術研究、學生培養方面的價值追求。但作為流亡大學，聯大不僅是書本知識的傳承者，更是國家道德和精神價值的標桿。

因此，1938年11月26日，聯大第95次常委會議決：以“剛毅堅卓”為校訓。其中，“剛毅”用以承繼三校教育的宗旨，“堅卓”則代表民族、國家對學生道德和價值養成的期待，體現出鮮明的時代特色。

砥礪報國之行

對西南聯大的師生而言，在抗戰最為艱難的環境之中，要將一腔愛國赤誠化為報國之行動，需要付出巨大的勇氣和犧牲。

南下就職、求學，本身就充滿波折與崎嶇。由於戰爭的威脅，臨時大學在長沙開學不久便被迫西遷。11位教師帶領250多名學生徒步入滇，全程橫跨湘、黔、滇三省，計3500華里，歷時68天才抵達目的地。

素有“狂士”之稱的劉文典，在擺脫日方糾纏後，自天津乘船到達中國香港、越南，耗時兩月余才進入雲南。步行抵達蒙自時，已是衣衫襤褸、消瘦不堪。

戰爭年代，治學和謀生無不艱難。當時的調查顯示，若1937年大學教授工資為350元，則1943年的實際購買力僅為8元左右。

梅貽琦夫人的回憶也證實了這一點——教授的月薪在1936年至1939年還能維持三個星期的生活，後來就只能夠半個月用了。

朱自清最窘迫時竟身著趕馬人才穿的氈斗篷，白天為衣，入夜則為被褥。華羅庚與聞一多兩家共14口人，還一度挂布而居。有詩為證：“挂布分屋共容膝，豈止兩家共坎坷；布東考古布西算，專業不同心同仇。”

在飽嘗生活艱辛的同時，戰爭的威脅並未遠離聯大。1940年10月13日、1941年8月14日，聯大先後在日軍空襲中遭受重創，校舍及各種資料被毀，部分師生更是不幸遇難。正所謂，苦難礪志，多難興邦。在日軍轟炸中，聯大師生煥發出前所未有的愛國主義激情。

朱自清説：“敵機的轟炸是可怕的，也是可恨的；但是也未嘗不是可喜的。轟炸使得每一個中國人，憑他在哪個角落兒裏，都認識了咱們的敵人；這是第一回，每一個中國人都覺得自己有了一個民族，有了一個國家。”梅貽琦在告校友書中指出，物質之損失有限，精神之淬勵無窮，仇深事亟，吾人更宜努力滅此兇夷。

事實證明，聯大師生在抗戰的艱難困苦中、在侵略者的轟炸中，確實越挫越勇，努力踐行愛國情懷。

首先，福利待遇微薄而教師陣容強大。西南聯大在短期內匯集了中國學術界的精英，可謂大師、名家齊集。歷史學有陳寅恪、吳宓、吳晗等，哲學有金岳霖、馮友蘭、賀麟等，數學方面有陳省身、華羅庚等，物理學方面有周培源、吳大猷等。據統計，先後赴聯大執教的教授有290余人、副教授48人，其中不少是由相對安全的美國輾轉回國的。如此強大、豪華的教授陣容，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

其次，科研條件簡陋而産出成果豐碩。如歷史學家、教育家鄭天挺所言：“在抗戰期間，一個愛國的知識分子不能親赴前線或參加戰鬥，只有積極從事科學研究，堅持謹嚴創造的精神，自學不倦，以期有所貢獻于祖國。”從實際情況來看，聯大不少教師的代表作、成名作正是在這一時期産生的。

比如，朱自清在聯大8年，獨立完成《詩言志辯》等七部著作；陳寅恪寫就《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金岳霖出版《論道》，完成《知識論》的10萬字稿本；馮友蘭推出“貞元三書”，即《新世訓》《新理學》《新事論》。

再次，就讀環境艱苦而勤奮讀書不輟。由於戰爭阻隔了交通，聯大學生的生活更為艱難，“每天的伙食費僅一角”，一天兩頓以大餅糙米飯充饑。為了生存，從家教到報童，甚至夜間打更的活計，聯大學生均一一嘗試。

戰爭的逼迫、謀生的艱難，也幫助聯大學子迅速成長起來。他們更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學校附近的茶館、雲大圖書館以及後面的山野溝地都成為學習的場所。校舍被炸後，在圖書館打傘看書，還成為聯大的特殊風景。

謀國民幸福之途

臨時大學由長沙遷至昆明時，部分師生曾徒步跨越三省，親歷底層社會的殘酷面相，對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倍感憂心。

由湘入黔，仿佛進入另一國度，十來歲孩子就已吸鴉片成癮……聯大學生向長清在《橫過湘黔滇的旅行》中這樣寫道：“我不信這全是由於他們自己的罪過！”

在目睹人民貧困、文化落後以及政府統治的黑暗之後，原本在途中或執筆作畫、或引吭高歌的聞一多性情大變。他在學生面前絲毫不掩飾憂國憂民的情感。在講述杜甫的《石壕吏》時，想起一個士兵因病被棄而自殺，聞一多痛哭流涕，感慨時隔千年之久中國社會竟每況愈下。他還時常吟誦《離騷》中的名句：“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西遷途中的經歷給了學生難得的教育，也給了教師極大的啟發。常駐雲南後，經常有教授牽頭組織各種調查活動。其中，化學家曾昭掄帶領考察團，對西康的物産及生産情況進行實地考察；氣象學教授張印堂帶領學生赴滇西地區考察，收集了大量邊疆資料；中文系主任羅常培多次帶領學生深入雲南少數民族聚居區進行考察。這種深入了解國情、民情的調查活動，進一步激發了師生的歷史使命和責任感。在治學、求學之餘，他們積極思考中國的未來，併為此展開多方探索。

早在皖南事變之前，聯大的《群聲》《冬青》《熱風》等壁報、刊物就針對國民政府的腐敗進行了尖銳批判。1942年，更是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倒孔(孔祥熙)運動”。1944年，首次喊出“爭取民主，打倒獨裁”的口號。1945年下半年，內戰氣氛漸濃，聯大先後出刊的20多個壁報，圍繞受降問題、國共談判和工商業危機等發表了許多觀點。

隨著內戰陰雲逼近，聯大師生以實際行動來回擊國民黨反動統治。聯大劇藝社編演《凱旋》《潘琰傳》《告地狀》等劇目。其中，《凱旋》一劇先後演出40多場，使“反對內戰”的口號深入人心。

1945年下半年，針對國民政府加緊籌備發動內戰的行徑，聯大師生通過各種方式表達不滿。他們聯繫多個學術團體通電反對，聯絡多個學校開展爭取和平集會，甚至憤而罷課。12月1日，國民黨軍警突然襲擊聯大和雲大，製造了震驚全國的“一二·一”慘案。

為此，聯大教授會先後召開9次會議，80%左右的教授參與其中。其中，潘光旦、聞一多、費孝通等教師明確表明罷課立場；費青、向達、馮至等人拿起筆討伐當局暴行；周炳琳、錢瑞升、燕數棠等人組成法律委員會維權。

由於聯大教授的集體出面、學生的英勇抗爭，使得這一事件很快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熱點，強大的輿論壓力最終迫使蔣介石當局作出了讓步。

堅守強國之志

抱著抗戰必勝的信念，聯大師生在艱苦卓絕的抗戰時期，較好地處理了國家抗戰需要和教育長遠發展的關係。

一方面，注重科學技術在國防軍事方面的應用，在科研和教學方面均有傾斜。例如，新設航空、無線電和金屬等研究所，添設航空工程系，在現有專業附設無線電電機修造部，增設軍事衛生工程、兵器學、軍用結構等科目。

由於資料圖書短缺，聯大還編譯了軍事教材和參考書。為提高知識的實用性，還請來少校傳授“航空常識”“航空翻譯常識”等。聯大的一些教授也積極調整研究旨趣，以滿足抗戰需要：物理學家周培源考慮到相對論不能直接為反戰服務，放棄了卓有成績的相對論研究而轉向湍流研究。

另一方面，貫徹通識教育理念，在課程設置和人才培養方面格外用力。“戰爭總要過去的，我們這個民族在戰後還要建設、要復興……所以我們的讀書不能中斷，我們培育人才不能中斷”，這幾乎是聯大師生共同的信念。

既然要為強國、復興培養人才，那麼培養的途徑和方式就不能急功近利。理學院的鄭桐蓀這樣勸誡學生：“很窄的基礎很難變成高高的尖尖的東西上去，很不穩定，很容易倒下來。你們要把基礎弄得很寬，它就很紮實，這樣你的學問才能夠真正上去。”

即使在抗日最為焦灼的時期，聯大的通識教育也貫徹得頗為到位。文學系加大古典文學課程的比重，詩經、楚辭、先秦文等課程均在開設之列；歷史系的課程設置中，中國歷史所佔學分比重超過一半。另外，國文、中國通史是全校學生必修的通識課程。其中，通史分別由錢穆、吳晗、雷海宗等知名教授講授。

事實證明，通識課程的開設助力了各類人才的成長。得益於通識的滋養，聯大學子中出了一大批德才兼備的國之棟樑。不少到海外深造的聯大學子，學成即放棄國外的優厚待遇，毅然回來報效國家，包括鄧稼先、何炳林、黃昆等。聯大師生中達到院士級別的多達200人，郭永懷、趙九章、朱光亞等8人成為“兩彈元勳”。

西南聯大之所以成為學術、道德和精神足以垂范的大學，是因為聯大師生將愛國之情、報國之行、憂國之心以及強國之志有機統一起來了，從而譜寫了西南聯大愛國、報國的不朽歷史畫卷。

　(作者楊麗萍 單位：華東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