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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巍:我親歷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發佈時間: 2020-10-25 09:11:53 | 來源: 光明網 | 作者: 王巍 | 責任編輯: 王肇鵬

 作者:王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中華5000多年文明究竟只是傳説,還是真實發生過的歷史?中華文明是怎麼起源、形成的?經歷了怎樣的發展過程?這是事關中華文明歷史的重大問題,也是世界文明史研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簡稱“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重大科研項目2004年正式啟動,通過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和多學科綜合研究,證實了中華文明具有5000多年曆史這一事實。本刊特邀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與讀者分享自己的心路歷程。

石峁東門址2013年度發掘後全景(王煒林供圖)

我開始關注中華文明起源是在1983年。

那一年,我們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老所長、新中國考古學的泰斗——夏鼐先生的《中國文明起源》出版。那是他將自己在日本進行的六場講座的內容匯集整理而成的。書中主要根據考古發掘的成果,對中國文明的起源進行了系統的闡述。他認為,中國文明的形成以夏王朝的建立為肇始,河南西部的二里頭遺址應當就是夏王朝的都城。

就在這本書出版前後,20世紀80年代初,在遼寧牛河梁遺址,發現了用石塊建造的大型方形積石墓和圓形祭壇,出土了女人像和各種動物塑像的神廟。牛河梁積石墓葬中出土了玉龍、玉鳥和“筒形玉器”“勾雲形飾”等不知用途的玉器。無獨有偶,在浙江余杭良渚遺址,發現了建造在方形祭壇上的貴族墓葬,墓葬中隨葬數十件圓形的玉璧和外方內圓的玉琮。幾乎同時,在黃河中游地區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也發現了幾座隨葬數十件彩繪陶器、彩繪漆木器的大墓。這幾座大墓和附屬於它們的一些中型墓單獨位於一個區域,與其他小型墓葬相分離,小型墓葬幾乎沒有任何隨葬品,顯示出當時的階層分化到了十分嚴重的程度。這幾處發現除了陶寺遺址位於黃河中游地區外,其他的遺址都在中原地區之外。這對那時一直在學術界佔統治地位的“中原中心論”(即中原地區自史前時期開始始終是中華文明的中心,是最先進的地區,周圍地區是在中原地區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是一個強烈的衝擊。

仰韶文化的人頭形器口彩陶瓶(距今7000-6000年) 光明日報記者李韻攝

中國考古學的另一位泰斗級學者蘇秉琦先生根據這些新的考古發現,提出了中華文明起源“滿天星斗”説和“古文化、古城、古國”及“古國、方國、帝國”的系列理論。這些新的考古發現和夏鼐、蘇秉琦兩位泰斗級人物都如此關注文明起源這一問題,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我在大學讀書期間,受恩師著名考古學家張忠培先生的影響,對新石器時代考古,特別是長江下游出土玉器的良渚文化墓葬及當時的社會,抱有濃厚興趣。1982年年初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後,我一直在北京房山琉璃河發掘西周時期燕國的都城和貴族墓地,主要精力放在考古發掘和西周時期考古資料的收集上。但是,我並沒有放棄對長江下游地區文明起源的關注。我1986年發表在《考古》的第一篇論文,就是研究良渚文化玉琮的。此後,我也一直關注中華文明起源研究。

王巍近照(作者供圖)

1987年秋季,我受單位派遣,赴日本進修日本考古學。在日本期間,我驚訝地發現,對於以二里頭遺址為夏代都城、中華文明從夏代開始、具有4000年曆史的觀點,日本的很多學者並不承認。他們沿襲老一輩學者的觀點,認為夏王朝並不是實際存在過的王朝。日本出版的有關中國歷史的著作中,幾乎都是以出土甲骨文和青銅器的殷墟作為中華文明的開端,認為中華五千年文明沒有任何事實根據,只是傳説。按此觀點,中華文明只有3300年。這給我很強烈的刺激。作為一個中國考古學者,我們對自己祖先創造的文明究竟有多長的歷史,竟然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證據,實在是汗顏!

赴日本進修期間,我的主要任務是學習日本和朝鮮半島考古學,研究東亞地區古代文化的交流。但是,文明起源和國家的形成始終是我關心的課題,一直放不下。古墳時代(4世紀到7世紀)是日本古代文明和國家形成的時期。我發現其年代大大晚于中國,無論是王權的出現和強化的過程,還是中央王朝與地方勢力之間的關係是從承認地方酋帥的控制權到派遣官員到各地擔任“國造”,以此來鞏固中央王朝對各地統治的進程,都與中國商王朝對方國的控制及西周王朝封邦建國,強化中原王朝對各地的統治的過程十分相似。於是,我在日本用了將近一年的時間,于1990年夏天完成了我的第一部專著——《從邪馬臺國到倭政權》,對中國和日本古代國家形成過程進行了比較研究。在這部書中,延續了夏鼐先生以夏王朝的建立作為中華文明開端的觀點。我以這部專著通過了日本九州大學的博士論文答辯,獲得了我的第一個博士學位。從日本回國後,我不甘心終止日本和朝鮮半島的考古學方面的研究,又于1993年師從中國著名學者、東亞考古學大家王仲殊先生,拿到了第二個博士學位。

紅山文化的彩陶器(距今約5000年) 光明日報記者李韻攝

此後,我遵從張忠培先生“回歸主戰場”的點撥,重新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國商周考古學上。1996年8月我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後,即于當年秋季率隊開展了對河南偃師商城宮城內宮殿群的大規模發掘。恰巧從1996年開始,科技部實施的“九五”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我們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是工程的主要承擔單位。作為商周考古研究室的主任,我有幸直接參加斷代工程,負責指揮我們研究室各個考古隊配合工程開展工作。

2000年斷代工程結束後,我和其他參加工程的學者有一個共同的心願,就是繼續多學科結合的中華文明起源研究。2001年,我在《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關於開展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幾點建議》的文章,針對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指導思想、思路、技術路線、研究內容闡述了我的想法,提出“多學科、多角度、全方位”地開展中華文明起源研究。我的想法得到科技部的認可,於是,2001年科技部責成斷代工程的首席專家之一——李伯謙先生,以及我和北大的趙輝教授共同負責探源工程的籌備。

鋻於開展探源工程,研究中華文明的起源與形成,涉及的學科、研究的難度比斷代工程複雜得多,為了慎重起見,我們在得到科技部的同意後,于2001年年末到2003年年底先進行了兩年多的探源工程預備性研究。

我們首先面臨的問題是,探源工程要設置哪些課題?經過和很多相關學科的學者商議,最後決定,預備性研究設置如下課題:“古史傳説和有關夏商時期的文獻研究”“上古時期的禮制研究”“考古遺存的年代測定”“考古學文化譜係研究”“古環境研究”“早期金屬冶鑄技術研究”“文字與刻符研究”“上古天象與曆法研究”“聚落形態所反映的社會結構”“中外古代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等九個課題。共有相關學科的數十位學者直接參加。經過兩年多的研究,各個課題都有不同程度的成果。諸如傳説和文獻整理研究、文字與刻符的整理、上古天文與曆法研究等課題,主要是整理了及至那個時期的研究成果,為全面開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奠定基礎。

看到了預備性研究取得的成果,科技部感到,立項探源工程,支援我們研究中華文明的起源,有望取得成果,推進相關研究。

2004年夏季,科技部決定正式啟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階段)”。由於當時“十五”計劃僅剩兩年的時間,我們把探源工程第一階段研究的時空範圍確定在西元前2500年至西元前1500年的中原地區。這個時間段就是文獻記載的五帝時代到商代初年,是中國古代王權和國家形成和初步發展的時期。

馬家窯文化的旋紋尖底瓶(距今4000多年) 光明日報記者李韻攝

我們以中原地區作為第一階段工作的對象,引起了少數中原之外地區學者的質疑:為什麼最先在中原地區開展?是不是“中原中心論”老調重彈?其實,這完全是誤解。我們之所以考慮將中原地區作為探源工程第一階段的研究區域,一是夏商周斷代工程就是選擇了這一區域,有研究的基礎;二是,更重要的是,中原地區考古工作起步最早,70多年來積累了大量的考古資料,考古學文化譜係的研究較為充分,考古學文化發展的脈絡較為清晰,有關文明起源的研究基礎也比較好;三是該地區是夏、商王朝的誕生地,流傳下來較多的古史傳説和歷史文獻,可以“從已知推未知”,從已經確鑿無疑形成的文明向上追溯,這些都有利於探源工程的順利實施。

第一階段研究的時空範圍確定之後,接下來面臨的問題就是:工程第一階段究竟設置哪幾個課題?經過反覆思考和討論,我們對預備性研究設置的課題進行了取捨,設立了如下五個研究課題,這些課題成為探源工程第一到第四階段的主要研究領域:

一西元前2500年至西元前1500年中原地區相關考古學文化分期譜係的精確測年;

二西元前2500年至西元前1500年中原地區的自然環境研究;

三西元前2500年至西元前1500年中原地區聚落形態所反映的社會結構研究;

四西元前2500年至西元前1500年中原地區經濟、技術發展狀況研究;

伍綜合與總結:西元前2500年至西元前1500年中原地區文明形態研究。

經過兩年的研究,這幾個課題都取得了階段性成果。最為重要的是,摸索出一條多學科結合、開展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機制和技術路線,為在全國範圍內全面實施探源工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2006年,探源工程開始了第二階段的研究。我們把工程研究的年代提早到西元前3500年到西元前1500年,研究的範圍擴展到黃河、長江和遼河流域。之所以把研究的上限向前提早了1000年,是因為我們意識到,西元前3500年到西元前2500年這1000年,是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的關鍵時段。那時已經發現的牛河梁紅山文化的壇冢廟和安徽淩家灘隨葬上百件隨葬品的高等級墓葬,它們的年代都是在西元前3500年左右,這些資料必須納入工程的研究範圍。此後,直到工程的第四階段,時間範圍都是保持了這一階段設定的年代範圍。探源工程第一到第四階段研究的內容,沿襲了工程第一階段的內容,即考古學文化譜係和重要都邑遺址的年代、各地自然環境狀況及其變化、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狀況、社會組織結構的發展狀況以及各個課題的整合研究。

探源工程涉及的學科有近20個,其中自然科學的學科就有十三四個,是迄今世界上參與學科最多的研究人文學科重大問題的項目。這些學科的學者之間,以前雖然有個別、零星的交流乃至合作,但多局限于某一兩個學科的少數學者,作為學科整體上很少進行合作。正因如此,工程實施之初,最為困難的是,各個學科究竟如何在工程研究中實現真正的有機結合。由於各個學科之間彼此不十分了解,在工程開始階段,經常出現由於互不了解而産生誤會的情況。

良渚遺址出土的玉琮(距今約5000年) 光明日報記者李韻攝

為了解決這一難題,真正做到多學科的有機結合,我們採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實行各個課題的雙組長制,每個課題由一位考古學家和一位從事相關學科的學者擔任組長,及時磋商課題研究中的多學科結合。二是由各個課題的組長組成工程執行專家組,我和趙輝教授任執行專家組組長。執行專家組成員共同商討工程的技術路線,及時解決工程實施過程出現的各種學術問題。我們不定期地召開執行專家組會議,有多次會議是在工程的重點都邑遺址或其他中心性遺址召開的,各個學科的學者共同商量在該遺址中自己的學科能夠發揮的作用,對田野考古人員提出相應的要求。三是要求從事“科技考古”的學者深入田野考古發掘現場,親自取樣,並在現場了解觀察這些標本存在的地層和遺跡的情況,以便更好地了解這些標本的時代和社會背景,更準確地參與對這些標本包含資訊的闡釋。這些措施使各個學科相互加深了解,促進了各個學科的有機結合,保證了工程順利實施。

在工程第三和第四階段,我們在各個課題取得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在本課題中,加強本領域的研究與文明演進關係的研究,回答環境變化、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精神文化的發展與文明的關係等問題。引導各個課題帶著這些問題來研究各自的課題,這是對他們新的更高的要求,也是當時各個相關學科最為欠缺的意識。這一舉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各個學科透物見人的意識大大增強,為研究和解釋中華文明形成過程的背景、原因和機制等深層次的問題提供了條件。

經過大家的共同努力,工程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成果。

1.經過十幾年的多學科研究,對中華文明的形成過程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距今5000年前後,在長江、黃河和遼河流域一些文化和社會發展較快的區域,社會分工和分化加劇,出現王權、階級和國家,相繼進入了古國文明的階段。研究結果表明,中華五千年文明並非只是個傳説,而是真實可信的歷史。這對於中華民族以及全世界的炎黃子孫了解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增強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深遠的意義。

2.從各地有關文明起源的一系列考古發現中,總結出了符合中華文明的特質,判斷一個社會進入文明的關鍵特徵,豐富了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論。

3.通過多學科研究,對自然環境的變化與各區域性文明興衰的關係、各地區文明形成時期的農業、手工業的發展、重要資源的獲取,以及其與各地文明演進的關係有了較為全面的了解。也為今後在考古學乃至人文科學研究中的多學科結合摸索了經驗,提供了借鑒。

4.對距今5500年到4000年期間,各區域文明之間的交流互動、匯聚融合、最終形成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歷史格局的過程,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研究結果表明,各個區域文明相互交流、借鑒、吸收、融合重組,大約在距今4000年前後,中原地區在匯聚了各地先進文化因素的基礎上,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夏。此後,夏王朝又以自己獨創的一整套禮儀制度對周圍各地區施加了強烈的輻射,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王朝氣象”。在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各地的史前文化都做出了貢獻。揭示出中華文明這種“多元一體”的歷史過程,對於增進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要意義。

陶寺遺址出土的有紅色文字的扁壺 光明日報記者李韻攝

如今,探究文明源頭的工作仍在繼續。回憶之前的歷程,感慨萬千。我想代表參加工程的全體科研人員,對科技部、國家文物局充分尊重科研規律,尊重學者嚴謹紮實地開展探索,對學者的研究給予各方面的有力支援,表示由衷的感謝。我要感謝參加工程的近二十個學科的近400位學者,你們嘔心瀝血、夜以繼日地潛心鑽研,為中華文明起源研究做出了卓越貢獻。我還要感謝所有為工程的實施和成果的宣傳做出了貢獻的人們。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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