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學緣實錄｜苗潤博：傳承是在師生的砥礪之間産生的

【編者按】

2023年4月27日下午，由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與北京大學出版社合辦的“‘北大學脈與精神傳承’論壇暨《傳承：我們的北大學緣》新書發佈會”在北京大學靜園二院208會議室舉行。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從2018年開始已舉辦5期“傳承”系列講述活動，這場新書發佈會同時也是“北大學脈與精神傳承”論壇。群賢畢至，到場嘉賓感念著書中出現的那些在中國學術史上留下精彩篇章的先生們，也講述著自己在問學傳道路上的求索與收穫。中國網獲授權刊發部分與會嘉賓發言實錄。本文是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員苗潤博在活動上的部分發言內容，本文根據現場速記整理，未經本人審定。

主持人（渠敬東）：

我們都知道苗老師的老師——劉浦江老師是北大重要的學者之一，可惜英年早逝。這段學緣有很多故事，包括劉浦江老師和鄧廣銘先生的故事，劉老師和學生們的故事。每每與潤博聊起劉老師，潤博還會沉浸在那種別樣的感情中。下面請潤博講講自己的感觸。

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員苗潤博在活動中發言。（活動方供圖）

苗潤博：

謝謝渠老師，渠老師把節奏帶得很好，一下把我們帶到八年前。劉老師也走了八年，昨天看了段晴老師公子寫的文章，我也想到八年前的自己了。今天聽老師們講的，確實有很多共鳴的地方。之前有一個校報的採訪寫到，我的老師怎麼教，我就怎麼帶我的學生。它是一個很樸素的東西，但也不是簡單地手把手，傳承需要以身體之，耳鬢廝磨。當然從劉老師到我們，我最想講的一點，跟大家談到的有交集，但更多的是不同，那就是批評和傳承的話題，或者説，只有切實的批評才有真正的傳承。

舉三個例子，我第一次見到劉浦江老師是2010年9月份來北京聽他的課，當時我還是念大三。課後我去向他提問，心裏懷揣著對他的成名作提出的商榷，挑了他的一個錯誤——當時有反骨嘛。劉老師跟我聊了半個小時，我回到天津南開——我的本科學校之後，第二天給他發了一封郵件表示我的感謝，沒想到他回我的第一句話就是“我一整天都在找你”。然後就讓我參加他給研究生開的《遼史》讀書班，實際上是參加中華書局《遼史》的點校工作。我們第一次見面就是不打不相識。

過了三個月，我又在他的文章裏挑了一個錯誤，寫了一封郵件給劉老師，其實是非常小的錯誤，就是老師引述的材料有版本上的差異。劉老師把他給我的回復同時抄送給所有學生，他説：“從此事中得出的一個教訓是，引用任何材料都一定要核原書原文，否則不定什麼地方就留下隱患……我早年寫的一些東西，現在回過頭來看真是相當粗疏。正所謂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我明年正好五十，這句話用在我身上非常合適。《春水秋山》一文寫于1996年，那年我35歲，因我出道很晚，所以這應該還算是我早年的作品吧。你們現在都比我起步早，將來一定會比我更有成就。”這是一個成名學者對於一個大三學生的批評意見的回應。

更重要的是，這樣一種批評的意見成為一種日常，劉老師每寫出一篇文字，無論是隨筆式的，還是論文式的，我們都會有一個機制，就是集體討論。劉老師上來就説，“一句好話也不要説”。這養成我們的一個習慣，每當劉老師發來一個文稿，我們都會像打雞血一樣找他的錯誤，這樣一種刺激非常真誠坦率，讓學術批評成為日常，更重要的是我們一開始就認為老師是可以平等對待我們的。更有意思的是，我的性格是比較直的，我到動情處，會説：“你這是硬傷，不改不行。”劉老師當場可能會默然，過會兒講到其他問題的時候會説：你這也是硬傷……來來回回地這樣討論。在我看來，傳承是在師生的砥礪之間産生的。

這三個“史料”體現的其實是一種開放包容甚至是純粹的學風。這種學風是非常難傳承的，最難傳承的是批評。回顧這些批判的日常，我的學術是怎麼來的呢？我在研究領域的每一個大的範式性的突破，全是建立在對劉老師的批評之上。因為劉老師代表了我們遼金史學界最前沿、最深入或者説是最重要的里程碑，當你和他的對話成為一種日常，才能反思以他為代表的既往的學術，實際上他代表了邊界。學術研究的本質在於拓展人類思考的邊界，北大的老師恰恰是這個邊界。當這些東西成為我們的日常時，既有對於具體觀點認識的辯難博弈和推進，同時還有一層意思，我們老師的研究方法很多是自在的，到我們這兒是自覺的，因為有反思、有提煉、有總結、有批判，其中有研究方法的轉換。從遼金史到北方民族史有一個徹底的範式轉化，就是在這個代際之間産生的，維繫這個的是批評。

講批評和傳承的關係，我們可以有三個層次。最先想到的是老師對學生進行批評，這種批評肯定是負責、認真，真正能夠讀懂學生，找出學生要害的東西。更重要的是，老師對於學生的批評，要想切實，一定要下功夫，這種切實的批評昭示的是一種學術恒定的東西。從小到大，一直到現在，我們所接受的是：我只要卷過別人就贏了。但學術是一個恒定的標準，每一個比拼的場合似乎告訴大家相對的標準在哪。批評導致學術標準的昭示。

更重要的是學生對於老師的批評，是挑戰，是直言不諱。剛剛講了，學術研究的本質內核是拓展人類思考的邊界，而在傳統人文領域，至少北大的老師往往代表了這個領域的邊界，也是首先需要跨越的地方；研究範式的轉移，整體思考框架的突破，其實都在這裡。學生對老師的論述展開嚴肅而細緻的批評，使得挑戰權威成為日常可能性，而這種具體學術觀點的商榷，不僅無損於學者的格局和境界，更會真正體現這個學者的影響力，因為真正值得對話的沒幾個，而最值得對話的就是我們的劉老師。

更重要的是，歷史學是反思的學科，作為一個老師如何製造這種批評，不僅限于樂於接受、包容，更重要的是反省學生提出的批評。反省如何對待學生：自己對待學生的姿態，到底是不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不是雇傭的。任何討論應該是人與人之間的討論，而不是君與臣的討論，不是僱主與僱員之間的討論，甚至不是簡單的師父帶徒弟，這種關係的反省建立在我們對於師生傳承的認識之上，師生之間應該是平等，而不是依附的。師生之間的權利關係天然不平等，這樣一種批評在挑戰自然狀態，在這個過程中，當然會有壓力，所以變得很稀缺，學術的可貴就在這兒，師生在學術面前的平等，針對具體學術問題的切實討論，無關乎等級、地位。人和人之間的傳遞最難的是反思性的批評，這種批評恰恰是學術界區別於其他領域最可貴的東西。

我説完了，謝謝！

（本文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