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學緣實錄｜葉少勇：我們的傳承就是為了青年

【編者按】

2023年4月27日下午，由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與北京大學出版社合辦的“‘北大學脈與精神傳承’論壇暨《傳承：我們的北大學緣》新書發佈會”在北京大學靜園二院208會議室舉行。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從2018年開始已舉辦5期“傳承”系列講述活動，這場新書發佈會同時也是“北大學脈與精神傳承”論壇。群賢畢至，到場嘉賓感念著書中出現的那些在中國學術史上留下精彩篇章的先生們，也講述著自己在問學傳道路上的求索與收穫。中國網獲授權刊發部分與會嘉賓發言實錄。本文是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葉少勇在活動上的部分發言內容，本文根據現場速記整理，未經本人審定。

主持人（渠敬東）：

傳承一個偉大的傳統，有各種各樣的可能性，有各種各樣的理解和各種各樣的角色。學科本身重在傳承，如果沒有傳承，學科就很難獨自成立和發展，少勇老師對這個體會特別深。段晴老師走了整整一年，我們都很懷念她，是在各種意義上懷念她。請少勇老師談談體會。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葉少勇在活動中發言。（活動方供圖）

葉少勇：

各位老師好，我是做梵文研究的，我的碩士導師和博士導師都是段晴老師，段老師在前面“傳承”活動裏做了非常燃、非常大的報告，她把我們這個專業的傳承脈絡講得非常完整。今天我講一點側面的，圍繞梵文一手資料，即寫本資料的研究，講一些故事。

我是2002年考上北大碩士研究生的，本科也不是北大的，也沒有在這裡作為根正苗紅的存在。但是我們梵文專業在當時本來就沒有本科生，當時全中國只有北大有梵文專業，而且就是從碩士開始，從零開始學起，而我上了一年以後，北大恢復梵文專業的本科招生了，我覺得我就是早生了幾年，不然就能成為根正苗紅的那一輩了。進入北大之後，講梵文基礎課程的就是段老師，很多老師聽説過梵文教學秉承的是季先生的游泳論，就是把學生踹泳池裏，嗆幾口水就會了。梵文確實不容易，段老師講課的風格確實把我們嗆得夠嗆，很多人聽幾節課就不來了，旁聽的走得很多。而我們剩下的人感覺每聽完一堂課就像是經歷了一場戰爭，我們都相互稱為戰友。剛上了一節課，段老師就讓我寫梵文寫本。中國跟印度文化的交流主要是佛教，佛教有很多梵文的原典，隨著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滅亡，很多在印度本土都已經消失了，我們現在很多典籍只能看到它的藏譯本、漢譯本，19世紀以來主要是從印度之外發現了大量梵文的完整本和殘片，興起了一股研究梵文寫本的熱潮。我們雖然有綿延千年的佛經翻譯史，但我們對梵文的研究起步很晚，對於寫本潮流參與度非常有限，曾經的存在感非常低。在民國的時候有一部“蒙藏叢書”，其發刊詞中有一句話形容當時中國的邊疆研究、民族語言的研究，用來形容梵文寫本研究也特別合適，這句話是這麼説的：“英日俄人，著作千百。回顧我邦，何乃守默？古語有雲，楚弓楚得，啟發憤悱。”

我們本身和印度的交流就這麼頻繁，甚至印度文化成為我們古代傳統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很多材料又是在中國發現的，但是真正做這些材料研究的，在當時來看，中國人很少。而北大是近現代最早開始梵文課程的，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甚至是唯一的一家。北大1919年就開設了梵文課程，但在最初開設的二三十年間，一直都只能聘請外國教員，相當於梵文教學是從國外引進的，一直到1946年季羨林先生在東語系創立了梵文專業。西藏可能是唯一沒有被西方列強開發走的梵文寫本的寶庫，上世紀60年代有大批寫本被調到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季先生一直對這些寫本唸唸不忘，當然60年代經歷了什麼大家都知道，季先生寫了很多回憶錄，哪有條件研究學問。一直到80年代，北大拍攝了一批梵文寫本的膠片，我們專業的蔣忠新先生最先投入研究，研究了差不多小十年之後，在1988年出版了一部《法華經》的梵文寫本，季羨林先生評價它具有在國際學界揚國威的意義，我們現在可能不會用這樣的話評價一部書，但對於老一輩學者來説，的確如此。

2003年電腦剛剛開始普及，段老師買了膠片掃描器讓我負責掃描這批北大的微縮膠片，當然我就是個助手。然後，她很快給我佈置了任務，讓我讀這些梵文。大家想想讀了一學期就讓你看手抄本。我就想硬著頭皮幹吧，這需要很多資料、專業知識和技能，在各個方面段老師都給予了我最大的幫助。當時我們看所有前人的東西都是一種仰望的姿態，段老師説不要只知道仰望這些學術大家，段老師的口頭語就是“這有啥呀，我們花一點時間都能學會”。段老師學會了十幾門語言，她在讀博士的時候就開始糾正她的導師的不足，當然段老師會説“你們很快就會瞧不上我了，你們很快就能超過我”。季羨林老師曾説過，什麼是好的學生，就是能超過老師的學生。

段老師對我們的教導是“拔苗助長”式的教育，我們在這種碾壓之下，真正實現了跨越式的學習。後來在段老師的幫助下，我在一捆未被認出的梵文散頁裏發現了兩部從來沒發現過的佛教中觀派哲學思想的梵文著作，它幾乎是西藏所存的最早的經典著作，大概是6、7世紀的。段老師特別激動，當時她給我們繫領導群發郵件説“我的學生做出了重大發現，你們應該給予嘉獎”，搞得我見了領導都特別不好意思。

不僅僅是我一個人，當時前前後後一塊兒學習的很多學生，段老師都是分配甚至是硬塞給學生，説這是第一手資料，你得研究。她鼓勵我們做第一手資料的研究，還經常鼓勵很多學生帶著這些寫本出國學習。很多學生也在這種培養之下做出了非常亮眼的成績。段老師是留德回來的，她在國際上的人脈是很廣的，很多人知道她手上有一手資料，找她要，但段老師手非常緊，不松手。很多人説段老師壟斷資料；段老師説，不是我狹隘，我必須用這些一手資料來培養我們自己的梵文人才。

涉及一手資料，本世紀初新疆還出土了一大批數百件資料，當時為了督促國圖收藏這批資料，2008年段老師去醫院找病中的季先生親筆寫了一封信，就兩句話，“聽説最近新疆地區發現了很多古代語言的殘卷，這對於我們中國學界以及世界學術界都是特大的好消息，無論如何不能讓外國人弄走”，就這麼兩句。我特別能夠體會老一輩學者的心情。我們現在會覺得這是不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但正如段老師説的，這些資料是我們培養自己青年人才的絕佳的機會，它可以讓我們的青年學者在剛剛入門的時候就站在一個國際前沿水準的科研實踐之中，邊學習邊踮著腳尖夠，而且目的性很明確。我們很快就組成了一個年輕學者水準一流的團隊，我們的成果受到國際學界的矚目。我們的傳承就是為了青年，這就是一個體現。我們為了青年，也就是為了未來。

梵文這個學科是1946年創立的，到現在已經77年，我們經過了中國學術最艱難的時期，而在改革開放之後，一有機會我們就快速回暖，並且高速發展，這是一個冷門絕學的陣地，但是經過70多年的堅守，絕學沒有絕，而且還發展了，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團隊，從過去總是讓中國的知識分子感到憂憤的國際學界的後進，我們變成了並進，在某些方面我們還成了先進，這種三四代人篳路藍縷的堅守讓我感覺到，這一路走來，人文學科是一個弱組織性、高課題性研究的學科，不管多大的先進後進的學術差距，通過一代一代人的努力是可以做出很大改變的。

謝謝！

（本文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