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空間生産與海派“新變”

江南首先是一個地域空間。在不同歷史時段，江南的涵蓋範圍有所不同，較確切的“江南”概念直到唐代才最終形成。

説起江南文化的意象，如果用一個字來描述，就是“水”；用兩個字來概括，就是“靈動”；用三個字來表現，就是白居易的《江南好》：“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

在上海，奉賢區用“十字水街、田字綠廊，九宮格裏看天下，一朝夢回五千年”“百里運河、千年古鎮、一川煙雨、萬家燈火”來形容本地區的新江南文化意象，也非常生動。

表現江南神韻的藝術樣本，在我眼中最為典型的，一是吳冠中的中國畫江南系列，二是陳逸飛的西洋畫水鄉系列。白墻、青瓦、木橋、流水，本來都是客觀的物象或自然的現象，但當它們由詩人、畫家組合在一起後，就代表了人化的第二自然，映射出江南文化靈動雅致的意境。

現在，上海“五個新城”的諸多村鎮都在規劃建設體育公園、寵物公園，以及美麗産業、國際學校、露營基地等生活和消費場景，但保留越來越稀缺的自然水系是首要的。缺乏自然水系的空間營造，是完全不同的生産方式。新江南城鄉美學空間應該既有《清明上河圖》的繁華市井，又有《富春山居圖》的自然詩意。

法國哲學家列斐伏爾指出：空間作為一種産品，並不是指某種特定的“産品”——一種事物或物體，而是指一種關係。江南文化與海派文化的興起、“新變”，離不開背後的空間生産與再生産。

人口的遷徙帶動技術流、資金流、資訊流、人才流

江南的發展，除了沿海位置、土地品質、交通運輸、生産方式等因素外，也與多次戰亂引發的人口遷徙相關。

始自兩晉南北朝的中原之亂造成北方皇權逐漸式微，空間權利逐漸南移。空間權利首先表現為政治權利，其次是經濟權利，再次是文化權利；最直觀的表現則是人口遷徙，人口的遷徙帶動了技術流、資金流、資訊流、人才流。

西晉“永嘉之亂”可以説是中國古代政治經濟中心南移的肇始。譚其驤先生曾對西晉永康元年至劉宋大明八年160多年間的流動人口作過估算：僑居江蘇的最多，約26萬；僑居安徽的不少，約17萬。

南徐州（今江蘇鎮江一帶）一共42萬人口，有22萬為南遷人口。劉宋時期的余姚全縣編戶齊民不過三四萬，但一次清查出的“黑戶口”就有1萬多人。由於南遷流民大增，東晉專門僑置了許多州、郡、縣。

唐代安史之亂，進一步推動了江南發展。至北宋後期，全國經濟最發達和發展速度最快的路（相當於省）絕大多數在南方。據統計，元豐年間，南方總戶數約1097萬，佔全國總戶數的66%；宣和元年，全國各路上供錢物共1503萬，南方為1284萬，江南東路和兩浙路佔到了56%。因此，流傳開“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之説。

宋代靖康之變發生後，又興起了一波南遷高潮。當時，約有5000萬北方移民定居南方。南宋定都臨安，成為江南文化真正成熟的開端。

元代為打通南北開拓大運河，明清兩代官府強制和民間自發的人口遷徙潮，也不斷推動江南的發展，以至“蘇松稅賦半天下”。

值得一提的是，安史之亂後，中原地區經濟社會呈現衰退狀態，中原文化也開始大轉移。禪宗在南方的興起，可謂經濟文化中心南移的一個重要標誌。同時，儒教中心也逐漸南移，對元明清三朝産生重大影響的儒學集大成者朱熹就誕生在南方。

相比其他地域文化，江南文化率先進入現代文明

為什麼相比中原文化、齊魯文化、荊楚文化、巴蜀文化、嶺南文化等地域文化，江南文化能夠率先進入現代文明？如果沒有外力作用，僅靠自然發展，江南文明也能順利過渡到現代文明嗎？江南文化中的這種現代文明孕育究竟是“未受精之卵”還是“已形成之胎”，仍需要從歷史和空間的維度加以深入研究。

江南不僅是可感知的地理空間、物理空間，還是一個包括知識空間和活生生日常生活體驗的社會空間。空間是被生産出來的，不同的生産方式會生産出不同的空間。我們需要探討江南文化背後的空間生産方式和組織形態，以及如何從中誕生了敢為人先、開放包容、崇文重教、精益求精、尚德務實、義利並舉的江南文化特質。

以上海為例，近代上海與江南的關係可以分為三個維度：從地域上説，上海是江南的一部分，為局部與整體的關係；從空間性質上説，上海是國際大都會，上海以外的廣大江南地區是水鄉和市鎮，上海與江南的關係是城市與鄉村、大城市與一般城鎮的關係；從相互關係上説，上海是江南經濟、社會、文化中心以及政治重鎮、交通樞紐，上海與江南的關係又是中心與腹地的關係。

海派文化以近代上海的城市發展為時代背景，在江南文化深厚積澱的基礎上，積極吸收和融合各種新的文化滋養，具有海納百川、開放創新、重商守約、崇法敬業、精緻得體等特質。

江南文化的海派“新變”，充分體現在城市空間意象和物質器物層面：河浜變成了馬路，沙船變成了輪船，馬褂變成了西裝，馬車變成了汽車，石庫門變成了花園洋房，私塾變成了公校，木馬桶變成了抽水馬桶，蠟燭變成了電燈，柴灶變成了煤氣，扇子變成了電風扇，書信變成了電話、電報，茶館變成了咖啡館、酒吧，私家園林變成了公園。

今天的上海展覽中心，當年為愛儷園（哈同花園）。主持營建的是從鎮江金山寺來的烏目山僧，整個園林的建築風格為西洋建築和中式園林混搭。這種中西合璧風格為一時之選，張園、愚園等均染此風，申園甚至在組織方式上採取了股份制。器物層面變化的背後是社會關係的變化，傳統中國農業空間生産成了現代化空間生産。

費孝通先生曾對太湖流域的開弦弓村作了一個細緻的社會調查，寫成《江村經濟》。儘管江南農村的文化形態還比較傳統，但畢竟已跨入20世紀30年代。調查發現，蠶絲業的發展給開弦弓村帶來了合作工廠、技術學校、機械生産、股份制等先進生産方式和組織形式。

費孝通先生因此指出：“如果沒有社會組織的相應變革，技術變革是不可能的。”現代生産方式、流通方式、消費方式和現代文明以上海為中心，梯度擴散到蘇杭城市、沿河市鎮，並最終影響到廣大江南農村地區。

從承繼江南文化到熔鑄江南文化、引領江南文化

“城市裏的江南”是一個現代城市出現以後的概念，意味著江南文化不再作為整體呈現在各個市鎮之鄉村中，而是作為多元城市文化的一種，在走向國際大都市進程中繼續煥發生機。

如果説“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可以視作傳統江南市鎮文化的典範，那麼“城市裏的江南”更適合用來形容上海這座現代都市中所呈現出來的新江南文化。由此，從“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從“江南裏的城市”到“城市裏的江南”，從江河文化到海洋文化，從傳統文明到現代文明，從中國視域到全球視域，江南文化發生了海派“新變”。

一方面，海派文化從江南文化的土壤中汲取豐富的營養，完成了從承繼江南文化到熔鑄江南文化、引領江南文化的歷程，最終確立了上海文化在整個江南文化格局中的引領地位。

另一方面，海派文化對江南文化的繼承、集聚、融合、創新，使得海派文化、江南文化都變得更具現代性。長三角地區成為中國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推進器，至今仍是中國最充滿魅力和活力的地區之一。

江南文化的海派“新變”要在新時代繼續“蝶變”，就必須將江南文化放到與時俱進的全球城市發展視野中來發酵。

城市的發展可以有多種範式，任何定於一尊的想法都會陷入機械主義的泥沼。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美學城市，正在成為一種可能的選項。

應該看到，無論是公園城市，還是花園城市、田園城市，都離不開綠色和生態。城市不僅要有花園和綠地，更要通過一個組合體，對錯綜複雜的情況加以合理而有序地處理。

比如，由於有了快速交通線和瞬息即達的通信手段，過去只有靠建築的密集才能辦到的事情，現在靠組織的緊湊也能辦到。這樣一種新的生態和組織單元，是勝過歷史城市的新型城市胚胎，其優勢在於能夠克服大城市無限制的單一擴展。

進一步來看，我們一方面進入了以城市為主的世界，另一方面又面臨文化形態城市的解體，城市變成了都市地區。全球城市不是一個城市，而是一種新的空間形式，是一種流動空間。

在網際網路時代，沒有中心性，只有節點性。全球地理成為研究對象，交通帶來的物理全球化和網路帶來的虛擬全球化，使地方空間與流動空間的對立統一關係成為研究重點。

新的城市文化是一種由流動空間和地方空間之間的多模式界面展現出來的互動交流的文化。作為文化特色之源的城市，要在一種新的技術範式中生存下去，就必須變成結合符號、虛擬、物質等各種交流渠道的超級溝通載體。

從這個意義上説，只有用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的胸襟來包容世界，江南文化才能進一步“蝶變”為新江南文化。

中心城區要體現多樣性，郊區新城要體現差異化

從一定程度上講，在上海中心城區，江南文化的表徵性空間正在城市化進程中逐漸消退；就自然稟賦而言，江南文化的振興在青浦、松江、嘉定、奉賢、臨港、金山、崇明等區域展開更有條件。

尤其是在“五個新城”，它們有各自的地理優勢和産業特點，可以總結出不同的新江南文化內涵。更重要的是，可充分利用長三角一體化國家戰略，以海派文化為引領，通過江南文化的海派“新變”，吸引三省一市匯聚在“新江南文化”的大旗下，共同參與江南文化的振興計劃。

當前，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品質發展，要認真思考謀劃如何進一步體現“人民至上”和“開放、創新、包容”的發展理念、城市品格。

具體而言，中心城區要體現多樣性，郊區新城則要體現差異化。要讓中心城區和“五個新城”、“五個新城”和長三角城市群有一個物理上、組織上的快速連接與功能呼應，讓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愛好的人有更多進入不同城市空間的選擇。

西方城市的發展日益固化，全球城市研究的重點逐漸轉移到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巨大而生動的中國城市實踐，需要我們在原有理論的基礎上作出進一步的理論創新和闡釋。

作為排頭兵和先行者，上海無疑應該在城市發展模式上成為“試驗田”，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探討江南文化空間再生産和海派“新變”。通過文化融合，為重構一個新時代的江南文化空間提供上海經驗，借此全面提升上海的城市軟實力並賦能硬實力。

思想者小傳

徐錦江 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文化創新研究院院長、研究員，出版《愚園路》《流言研究》等著作，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主持《上海提升城市軟實力的國際經驗借鑒與實現路徑研究》等多項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