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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驥才:今年我80歲,就缺時間
發佈時間:2022-03-11 11:04:15 | 來源:北京青年報 | 作者:張嘉 | 責任編輯:楊俊康《老夫老妻》 (馮驥才先生與夫人共同繪製,1991年)
馮驥才先生在家中
今年的農曆二月初九(3月11日),馮驥才先生將迎來他的八十大壽。3月4日,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採訪時,馮先生告訴記者,他和母親約好了,在他生日那天中午,兩人一起吃一頓面,“今天上午,我還去看了我母親,她今年105歲。我覺得很難得,我80歲的人了,還能去看望自己的媽媽。等3月11日中午,我和媽媽兩個人吃一頓面,我覺得這是有特別意味的、深長的場景,我會有很多觸動,將來説不定我會把這次吃麵的感受寫下來。”
馮驥才一生遊走于繪畫、文學、文化遺産保護與教育這四個領域,自己將其稱為“四駕馬車”。其中差不多有20年時間,他從文學界隱身,投入到民間文化遺産搶救工作,如今由於年齡原因,馮先生已無法再為文化遺産保護而四方奔走,遂重返文學,成為“高産作家”。馮先生表示,重返文學並非放棄文化遺産保護事宜,“這將是我一輩子的工作”,他感慨,自己現在什麼都不缺,“就缺時間。”
1、我喜歡在人生每一個重要的節點上,過得“深”一點
馮先生認為,每個人都有一些人生節點值得紀念,像生日、考上大學的日子、畢業工作的日子,以及他所看重的結婚紀念日等等,“我喜歡在人生每一個重要的節點上,過得‘深’一點。在記憶中刻下一個印記,讓生命多一點縱向的東西。我覺得有的時候人努力,就是為了給未來留下一些記憶,所以我希望在重要節點,做一點什麼事情能夠留下來。”
80歲生日這個重要的節點,他打算如何度過?馮先生説不想過得太平常,“比如有的人過80歲生日,很多人給他祝壽,他穿上唐裝,後邊擺一個壽星佬,旁邊擺了果籃、鮮花,大夥兒給他鞠躬拜壽,我不想這麼過,我希望加一點東西。”
對於“加一點東西”,馮先生有兩個想法,一是和105歲的母親一起吃頓面,另外一個則是在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舉辦一個活動,“這個活動不是給我祝壽,是拿我的生日説事兒,做一點研究。有很多作家長大之後就離開了故鄉,而我從出生至今,基本上全是在天津這塊土地上。我想做一個討論,通過我和天津的關係,討論知識分子和他的故土,和故土上的人民,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我覺得做這樣的一個討論,可能對文學、對作家,都有意義。”
馮先生認為,追溯一個人精神來源的時候,一定離不開父母和家鄉的影響,“我母親是山東濟寧人,濟寧這個地方是又文又武,文是指孔子和孟子的故鄉,武是水泊梁山。我父親是寧波人,家中世代都是文人或者為官。我覺得父母的兩種文化都對我有影響,山東人重情重義,特別是重義,厚道忠厚,山東文化有一種陽剛之氣。寧波人比較細膩,注重慈孝文化,所以,我重視自己的故土,在80歲時,想要研究一個知識分子跟土地的關係。”
在馮先生看來,父母對孩子的影響不是幾句話的事兒,“會影響到你的骨子裏、精神上。我50歲的時候,在老家寧波辦了一次畫展,起名‘敬鄉畫展’,就是敬我的老鄉,敬我的老家,那是我生命的發源地。”
馮先生笑説,自己第一次賣畫就是在老家寧波,他當時看到為紀念唐代詩人賀知章而建的賀秘監祠已經很破舊,但缺少修繕費用,他就從畫展裏選了5幅自己最喜歡的畫,賣掉之後,修了賀秘監祠。馮先生高興地説:“不修的話可能就被拆掉了,修好以後給了寧波文聯,現在變成寧波一個很重要的文化和旅遊景點。我做這些沒有任何功利心,就是因為熱愛,因為是我老家的東西。”
2、書房和畫室在我家廊子兩頭,這是甜蜜的往返
繼兩年前推出《書房一世界》後,馮驥才的《畫室一洞天》由作家出版社最新推出。相比于其他作品,馮先生表示,這兩本隨筆集寫得最為輕鬆,“我最近寫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小説,所以寫《書房一世界》和《畫室一洞天》,也是為了放鬆自己。寫起來很輕鬆,像那些宋人筆記一樣,但是,我也比較注意語言,用一些白描的語言,非常簡單不雕琢的,不刻意的語言來寫,寫出平淡生活裏的一種韻味。”
書房和畫室,是馮先生每天必呆的兩個地方,裏面的每個物件都和他朝夕相處,“我知道每個東西裏邊的故事,我知道哪些東西是值得寫出來,是有意味的、不能忽視的。寫時一些記憶引起我內心的一些懷想,可能會有一些傷感的東西,但是不至於讓我落淚。因為人到了七八十歲的時候,就會感受到一切過往的事情,不管喜怒哀樂,最後都會慢慢地變成一種詩,在文字裏邊,有另外的一種詩意。”
馮先生曾説:“寫作于我,更多是對社會的責任方式;繪畫于我,更多是個人心靈的表達與抒發。”談及繪畫與寫作是如何相互影響的,馮先生説自己最早的身份應該是畫家,“我畫了15年的畫,繪畫對於我更私人化一些,更多的是個人心靈和生活感受,是一種排遣,一種抒發。”
至於文學,馮先生則認為“它更多地承擔了一些社會責任,對生活的思考,還有和讀者一起認識生活,這是我的一些文學追求”。
文學和繪畫都彼此影響著馮先生,“比如説我的繪畫裏追求文學性,追求詩意,追求意境,繪畫也影響我的文學。因為繪畫跟文學共通性的一點是,都要産生視覺的形象,要喚起讀者一種形象的想像,要給讀者營造一個看得見的空間,看得見的人物,看得見的景象,而且越鮮明越簡潔越好。所以,我在寫小説的時候,我看得見我的人物,甚至他面孔有很多細節,我也能看到,雖然我不見得寫下來,但是對我很重要。”
馮先生笑説自己從來不為寫作和繪畫分配時間,“我的畫室跟書房是在我家廊子上的兩頭,如果有文學創作的衝動,我就去書房,有的時候寫著寫著,會産生繪畫的表達慾望,我會鑽到畫室裏去,這是一個甜蜜的往返,我感覺很幸福。”
3、這輩子都跟文化遺産保護捆綁在一起,永遠不會鬆綁
因年齡原因,馮驥才先生無法再為文化遺産保護奔波于一線,但他説自己這輩子都跟文化遺産保護捆綁在一起,“這是永遠不會鬆綁的,如果現在讓我回到60歲有體力的時候,我還是要放下小説。文化遺産保護還有大量的問題,我現在仍然為不斷出現的新問題,甚至於一些困境而感到焦慮,我還有大量的事情沒有做。”
讓馮先生高興的是,他們的一個想法得到了國家的重視、支援,“我們建議要在高校裏建立非遺學學科,培養文化遺産保護和傳承的專業人士,這個學科的建立得到國家批准了,今年就開始招第一批非遺學的學生,所以,我在文化遺産保護這方面的工作可能會更深入。”
提及當年何以遠離了文學,而投身到文化遺産保護中,馮先生説也有人跟他説,呼籲吶喊就可以了,為什麼親身要去做?“當你的親人忽然要被車撞倒的時候,你會去喊嗎?一定會撲上去啊,這就是我的心情。”
現在提起保護天津老街,馮先生仍有些激動,“天津是中國唯一一個有建成紀念日的城市。1404年12月23日,是天津的建城日。90年代時,這個城市裏的肌理全在,忽然一個通知要拆老街,廣告詞還説‘將來你在這個地方,想不到是天津,而覺得是在香港的銅鑼灣’。我一聽就急了,到處找人,後來達成了協議,保留老街的幾個歷史建築。”
此後,馮驥才去了一趟法國,想去了解法國是如何保護巴黎的,結果在法國時,有人告訴他,天津最古老的商業街估衣街被拆了。馮先生匆匆從法國回來,第二天就到老街去看,“我一看老街被拆空了,歷史建築一旦被拆了就永遠沒辦法了,重建,根本不是歷史。”
回憶至此,馮先生感謝某媒體的一篇報道,“當時我站在老街那兒就哭了,一個記者後來寫了一篇文章叫《馮驥才哭老街》,我也不知道他怎麼會在場,這篇文章影響很大。”
為了民間文化遺産搶救工作,馮先生曾經賣畫籌措經費,他坦承靠自己賣畫解決不了問題,“我當時賣畫的時候,跟記者講過這句話,我説憑我賣的那些錢解決不了問題。經過這20年的努力,我們現在整理出來的國家4級的文化遺産名錄,就是縣一級的、市一級的、省一級的、國家一級的共10萬項,傳統村落是6819個。這麼大一個文化遺産,我賣一點畫能起什麼作用?它能起的一個作用就是,一定有人想馮驥才為什麼要賣自己的畫?我覺得喚醒人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是有意義的。我在蘇州博物館賣完畫的時候,有一种家徒四壁的感覺,當時有一種悲壯感,後來我説男人做事情總希望有一點壯烈的東西,我覺得這種悲壯感,是我把我的心給了大地了。”
此前,馮先生曾提到“我人生接過的最後一件大事是教育”,在他看來,教育也與文化遺産保護一脈相承,“如果説前20年,我主要做的是文化遺産搶救性的保護,我今天要做的就是科學保護。我們搶救下來的這些文化遺産,如果沒有保護標準,沒有規範,沒有專業的人才,我們仍然對它不放心。所以我們在大學必須開啟非遺學學科的教育,必須將其納進高等教育的體系裏。”
4、和文學闊別了20年,有太多東西想寫
如今重返文學後,馮驥才可謂高産作家,除了《俗世奇人》《書房一世界》等,今年隨《畫室一洞天》一起出版的還有《多瑙河峽谷》,這是馮先生五部中短篇小説新作結集。其中,《多瑙河峽谷》講述一對青年男女的苦戀,叩問人生,探究命運;《枯井》記錄人在瀕臨絕境之際傾訴的心靈隱秘,探討懺悔主題;《跛腳貓》剖析電視臺女主持人光鮮背後的複雜人生和情感世界;《木佛》以木佛自述為敘事視角,批判價值觀扭曲的文物市場和鑒定界;《我是傑森》圍繞主人公的失憶以及尋找記憶展開情節,結局出人意料。五個故事曲折跌宕,較之以往作品,在真切的現實中引入了夢幻、奇幻、奇遇等因素。
談及小説創作,馮先生表示,雖然和文學闊別了20年,但是從寫作的意義上,他始終未曾離開文學,“因為我熱愛文學,我對文學的熱情好像是天生的,我覺得對文學對藝術的熱愛都是天性。當我有了對生活的熱情的時候,必須要用文字表達,那就是搞文學的人的一種天性;當我必須要用筆墨用色彩去表達,那就是搞繪畫的人的天性。我現在有了時間寫作,很多東西一擁而來,甚至同時幾個想法都會來,因為過去壓抑的時間太多了,20年生活積累得太多了,看得太多了,認識得也太多了。”
在做文化遺産搶救工作的時候,馮先生説他經常有文學的衝動,有文學的想像,“但是我不可能寫,因為我沒時間。我文學想像最多的時候就是在大地奔跑的時候,從這個地方到那個地方,特別是夜裏坐著汽車聽著音樂,從這個省到那個省去要走幾個小時,甚至更長。在路上,文學想像忽然就出來了,想著想著,司機師傅説:‘馮老師咱們到了。’小説就沒了,中斷了,斷電了,沒有了,以後的想像也接不上了,這就是我那個時期的文學生活,沒有時間寫。”
馮先生笑説,那時候看到自己同輩的作家或者年輕人出新書的時候,心裏會有一點苦澀,“但是僅此而已,因為我知道我做文化遺産搶救的事情太重要了,而且我必做不可,我不能選擇。”
現在回歸文學,馮先生表示,和20年前寫作不同的是,他覺得文學還應該有一個重要使命,“就是給文學留下審美形象,你對於時代的思考,對於生活的認識理解,包括哲思,都要通過審美的形象、氛圍、意境去體現出來。”
雖然有太多想寫的素材,但馮先生説不管寫什麼,他堅持兩點,一是想把文學寫成一個藝術品,“所謂藝術品就是有審美價值,”二是語言,“我認為不管你寫作的時候多麼富有激情,或者是你的情感多麼澎湃,但是小説的語言最後還應該是精當的,這特別重要,也是中國文學的傳統。我寫《俗世奇人》很快,但改了很多遍,我覺得語言還不行的時候,我不敢放手。”
為何馮先生總能遇到“奇人”,總有那麼多的素材和故事可寫,而太多的人卻是抱怨生活過於枯燥無聊,每天都是單調地重復?馮先生認為,原因主要是“物質的東西太多地充滿了我們的生活,如果我們的生活多一點精神的追求和嚮往,我們的生活就不會重復。我們跟人的交往要多一種精神的交往,如果人與人之間沒有精神交往,天天就是吃,一個星期吃完了就沒什麼意思了”。
馮先生認為人的豐富主要還是來自於精神,“我寫作我知道,越貧窮的時候往往想像得越多,想像的空間越大,所以,我覺得這恐怕不僅是作家應該注意的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我們現在的社會是一個重物質的時代,往往容易輕視具有精神價值的生活。我覺得我們必須要認識到精神的價值在我們生命中的意義。”
5、我希望再多一點時間,因為我想幹的事太多了
50歲的時候,馮先生畫了一大片樹,“已經入秋了,但是陽光透過,葉子都閃光,這是人生輝煌的一個時期,50歲的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我在60歲的時候畫了一幅畫叫《豪情依舊》,我畫了一片大江的中流,一隻船揚帆,那時候正好開始做民間文化遺産搶救,我需要一股力量,所以畫了這麼一幅畫。今年我80歲,還差一個星期,我還不知道那個時候會有什麼情感。”
馮先生還和夫人在每年結婚紀念日時一起作畫,“我們去年過了綠寶石婚,結婚55週年。每到結婚紀念日,都是我們倆人畫一幅,畫一對小鳥。早在六七十年代最艱苦的時候就開始了,因為我夫人也是畫畫的,我們那時一起畫了一對小鳥在風雪裏,那幅畫我現在還有。後來我們一直畫鳥,風景在不斷地變化,這和我們對生活的感受有很大的關係。”
儘管熱愛畫畫,但因為時間太少,馮先生只能擠佔繪畫這個個人愛好,“我最近這兩年沒怎麼畫畫,心裏經常有關於繪畫的想法,我把這些想法畫在我身邊的草稿本上,我身邊的草稿本特別多,每個桌上都有。比如我寫某個人物,腦子裏有個感覺,我就會把它畫出來。我現在就缺時間,我希望再多一點時間,因為我想幹的事太多了。”
80歲了,為何還讓自己如此忙碌,馮先生説答案就是“愛”。他笑説覺得自己的心理年齡是50歲到60歲之間,“思維不如五六十歲那麼好,但是還可以,想像力、對事物的敏感度都還可以。寫作和繪畫都是我內心的需要,主要是來自於熱愛,熱愛文字的審美創造,熱愛筆墨丹青出現的那種意想不到的獨特形象和意境。”
相比之下,馮先生認為文化遺産搶救工作需要更理性的東西,“必須要讓人認識到它的價值和意義,這個意義和價值不是個人的,是民族的,我們今天多保護一樣東西,我們的後代就會多擁有一樣東西。但是也離不開熱愛,如果你不熱愛自己的文化,你哪來的文化的自覺?如果你沒有文化的自覺,你又哪來的文化的自信?只有自覺,才有自信,有很多理性的東西需要我們不斷學習,所以直到現在,學習仍然是我一個挺大的任務。”(記者張嘉供圖曉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