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兆遠：重新定位高等教育，避免中國的銹帶蔓延

2020年，教育界發生了兩件相關的事情。先是北京大學在全國大學生數學競賽中碾壓清華，前10名中，北大佔了7席，而清華只有1席。接著沒過幾天，在美國列出的國際數學學科排名上，曲阜師範大學又力壓北大，排名第一。注意，不僅是中國第一，而且是亞洲第一。但隨後有網友質疑“曲阜師大數學學科排名第一”名不副實，可能與其論文高互引用有關。其實這並不是曲阜師範大學出了問題，而是美國教育界制定的遊戲規則出了問題。

清華大學未來實驗室的首席研究員馬兆遠在《智造中國》一書中，從高等教育的角度，分析了為什麼美國會面臨銹帶蔓延的難題，德國卻幾乎沒有這樣的問題，並給中國的製造業升級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國後工業時代與教育改革息息相關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高等教育的不合理遊戲規則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經濟繁榮。在這段時間裏，製造業就業機會對工人以及需要付出人工成本的企業來説都是特別寶貴的，因為製造企業給只有高中或高中以下教育程度的工人所支付的工資和福利，相比于其他工作都大幅增加。

與那個時候相比，最近幾十年美國新增的製造業崗位的工資都相對偏低，福利也不再那麼好。許多人認為是全球化搶走了美國人的工作。但實際上，製造業衰落與美國高等教育的不合理遊戲規則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説，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學術界，都被美國帶歪了。

從科學界來看，如何評定一項科學工作是否重要呢？看有沒有在期刊上發表論文，發表了以後有多少人看，多少人引用，再算上這個期刊本身的重要性，列出一個公式來，這個科學工作的重要性就確定了。科學家的重要性就是由他所發表的論文堆積起來的，同樣也能算出來一個數字。這個數字決定了會不會有大學來請這位科學家做教授。而大學的好壞又由這些教授的數字堆積在一起。好了，這就是遊戲規則。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七八十年來，而更準確來講是從2004年泰晤士高等教育開始推出世界高校排名榜開始，這種排名遊戲助長了後工業化社會中精英與普通人的對立，又使得大多數“精英”從學校畢業之後，金融産業和白領工作不能消化掉這麼多人才，而工程師那一端卻沒有足夠的人才補充。

這已經成為默認的法則。只有為數不多的大學敢不屑于這個排名規則，但考慮到生源，學生會去看，會按照這個排名來報考學校，所以一個接一個的大學都被裹挾了進去。

遊戲規則帶來的惡果

那麼這個遊戲規則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商業公司為全球高等教育機構設計了一個自認為完美的考核體系。一層一層篩選出來的人會讀書、會考試、會發論文。然而，人天生有兩種不同的才能，一種會讀書，一種會動手。通過這個體系，我們把會動手的人都淘汰掉了，他們一路沉下去，成為高等教育裏的失敗者。他們進入職業培訓，進入工廠，混口飯吃，高品質的教育與他們無關。他們的工作也最容易被剝奪，尤其是在參與了全球競爭之後。

所以，事實上不是中國搶了美國的工作，而是美國的教育機構並沒有把好的受教育機會開放給這些動手能力強、本有機會成為很好的工程師的人。高等教育裏充斥著天馬行空，為了創造而創造、為發文章而發文章的思想者。這或許沒有錯，但我自己是這樣從科學家圈子裏爬過來的，我知道我怎樣白首窮經、挖空心思地想要創造。

反觀德國的高等教育體系，則是少見的沒有哪個大學特別強，而是大家都差不多的“舉國很強”體制。但反而是德國的工程教育在各個高校都開展得不錯，工程這條路對年輕人來説一樣是好的選擇。優秀的頭腦和具有極強動手能力的人一樣，大量存在於工程師隊伍裏，從事新技術的研發和落地工作。因此你看到的是，德國並沒有銹帶問題，反而敞開大門讓敘利亞難民進來，填補國內工作崗位的空缺。更為危險的是，這樣的排名遊戲有可能會成為一場新的軍備競賽、新的星球大戰。不僅是國與國的，而且是學校與學校的，企業與企業的，家庭與家庭的。

在這樣的高校選人機制和建設機制的長期作用下，企業與高校的周圍環境中，可利用的互補資源是很少的。即使是在50多年前製造業鼎盛的時期，與其他國家相比，美國企業也是孤軍奮戰的居多。20世紀80年代末，麻省理工學院進行當時的“美國製造”研究項目時就發現，與德國、日本相比，美國的共同資源水準低得驚人。即使是在工會和僱主聯合會等機構的持續推動下，大企業和政府在工人技能教育上的投資也低得多。這些教育通常情況下也只局限于解決臨時的就業問題。

在一個製造企業的成本中，勞動力支出一般不超過20%，但是，當企業削減開支時，員工總是首當其衝。進入21世紀，製造業職位削減非常嚴重，這也是企業追逐其他戰略目標的副産品。在這個過程中，企業又製造了招工難題。有兩個問題特別值得我們關注：第一，很多企業削減了員工培訓方面的投資。一方面企業認為技術人才短缺，另一方面企業卻在減少員工培訓。第二，製造業起薪低，薪資一直停滯不前。當把製造業工作機會所面臨的風險和起薪放在一起綜合考慮時，年輕人不願意踏入製造業是情有可原的。製造業的起薪和其他服務産業相比優勢並不明顯，而其他服務産業還沒有面臨整個産業都在衰退的風險，年輕人和他們的家長不選擇進入製造業是個正確的家庭選擇。

這些方面最終影響了美國的創新能力。因為製造業環節外移，失去了邊造邊學的機會，美國的製造企業就不能學到新知識。製造企業能夠積累的知識和資源減少了，最終就會降低未來的創新潛力，公共資源也因此而變得貧乏。生産流程去到哪，産品創新就跟到哪，工作就在哪。

後工業時代的新機遇：新工程教育

怎樣解決銹帶蔓延現狀和後工業化時代的社會問題呢？謝菲爾德大學所嘗試的先進製造研究中心AMRC模式提供了有價值的借鑒案例：一個大學可以支援一個研究所的發展，研究所可以為工業企業提供研發服務，吸引全世界最優秀的製造企業在周圍投資建廠；這些工廠轉化了老就業，吸引了新移民，重振一度衰敗的銹帶城市；研究所也為這些工業企業培養了本地年輕人，年輕人通過在這裡學習工業技術改變自己的命運，也改變這個地區的未來。AMRC的價值已經遠遠超越了産學研轉化機制打通的價值。

在英國，畢業之後能上大學的中學生不超過50%。不能夠通過讀書上學而離開鄉村的大多數英國年輕人，一輩子就是村民，經營村裏的農場，在村裏的酒吧和社區裏做雜工。

魯塞爾是AMRC培訓中心的第一屆學員，作為一個沒考入大學的村裏孩子，他的未來可能與英國其他鄉村少年一樣，一輩子被鎖在了英國北部的鄉下。然而AMRC給他提供了完整的工程師課程培訓，第一年進行高強度的動手能力培養，金工、電子、焊接、水電、機器人控制、數字設計，第二年開設了稍微抽象的物理、數學和編程課程，其中一半時間開始在工廠參與具體的工程師工作。經過3年的課程培訓，作為第一屆AMRC培訓中心的畢業生，他成為波音的工程師，被波音派往了西雅圖總部。

人們常説教育改變命運，但我們所設計的教育遊戲規則，其實只改變了一小部分人的命運。有些同樣聰慧有才能的年輕人，被我們所設計的遊戲規則甩到了外面、後面和下面，鄉村小孩就永遠是鄉村小孩，甚至他們的下一代也是如此。作為一個研究型大學，謝菲爾德大學的新工程教育開拓了另一條路，讓更多的年輕人可以發掘自己的才華。這條新路，為年輕人開拓了完全不同的成長路徑，掌握更多的技能是不一樣的。他們不是不聰明，也不是不勤奮，只是不適應我們所設計的遊戲規則而已。

人工智慧時代，我們所設計的這條佼佼者的路，恰恰是最容易被機器所取代的，而那種可以利用我們已製造的工具做出新工具來解決問題的能力，是機器無法取代甚至最難取代的。

中國的後工業化問題

2019年起，中國開始面臨後工業化問題。高耗能、高污染、勞動密集型的産業不再適合後工業化社會，傳統的工業城市面臨著轉型升級的壓力。後工業化地區如果經濟長期停滯、就業不足，就會造成民眾嚴重的心理落差，進而催生大量的社會問題。怎樣面對後工業化的挑戰，怎樣避免因為先期工業轉移而産生和蔓延的銹帶區，不僅是美國的問題，也將是中國，乃至未來全球共同面臨的問題。馬兆遠教授在《智造中國》一書中，為解決後工業社會的就業問題、促進教育改革、打造新工程教育的提供了新的思路，從而為中國製造業升級提供了一張切實可行的路線圖。

內容參考來源：《智造中國》 馬兆遠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湛廬文化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