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用紅色文創繪本緬懷英烈 對話青春

5月28日，“緬懷英烈對話青春”《雨花英烈》繪本系列主題活動在北京大學百週年紀念講堂舉辦。為迎接中國共産黨成立一百週年，南京市雨花臺烈士陵園管理局聯合北京大學文化産業研究院出品《雨花英烈》系列繪本（三冊），並由譯林出版社統籌出版。據悉，本次活動是北京大學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週年暨黨史學習教育系列活動之一，由北京大學黨委宣傳部擔任指導單位，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南京雨花臺烈士陵園管理局主辦，北京大學文化産業研究院承辦。本次活動包括《雨花英烈》繪本展、《雨花英烈》繪本發佈會和“緬懷英烈對話青春”青年學子對話會。

（《雨花英烈》系列繪本第一冊《雨花英烈·燎原之火：1914—1925》

北京大學副校長、教育部長江特聘教授王博，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市文明辦主任彭振剛出席繪本發佈會並致辭，王博副校長，彭振剛主任，南京市雨花臺烈士陵園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趙永艷，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黨委書記雷虹，北京大學黨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唐金楠，譯林出版社社長葛慶文共同為新書揭幕。繪本發佈會由北京大學文化産業研究院副院長向勇教授主持。

《雨花英烈》繪本發佈會嘉賓為新書揭幕

王博副校長在致辭中提到，南京雨花臺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紀念聖地。長眠於此的雨花英烈，僅留下姓名的，就有四位有過在北大學習成長的經歷。身為雨花英烈，他們身上集中體現了共産黨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和為民犧牲的大無畏精神；同時，作為北大學子，他們用自己的生命，印證了北京大學與祖國和人民共命運、與時代和社會同前進的責任擔當。

北京大學副校長、教育部長江特聘教授王博致辭

彭振剛主任在致辭中説到，《雨花英烈》繪本的創作出版是南京市與北京大學針對青少年黨史學習教育的一次重要創新舉措，我們希望今後與北京大學有更多的深入合作，進一步挖掘闡釋雨花英烈精神深刻內涵，共同探討出更多塑造南京紅色文化品牌的有效路徑，努力讓紅色文化在新時代發揚光大。

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市文明辦主任彭振剛致辭

趙永艷局長和葛慶文社長介紹了《雨花英烈》繪本編撰出版的情況。趙永艷局長用三個“第一次”分享了繪本策劃與創作的思考與感受。他説，這是我們第一次嘗試用繪本這種載體闡述雨花英烈精神、講述雨花英烈故事；也是第一次嘗試按照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軸線全景式還原雨花英烈群像；更是第一次嘗試用“一源多用”思維對一個文化項目進行主題性、多向度、互動式産品開發。

雨花臺烈士陵園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趙永艷發言

葛慶文社長提到，譯林出版社希望最終呈現給大眾的，是一套“有深度、有厚度、有溫度、多維度”的優秀少兒讀物，希望它能架起一座心靈的橋梁，將雨花英烈“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為民犧牲的大無畏精神”送達全國億萬青少年心中，成為他們汲取信仰力量的精神糧食。

譯林出版社社長葛慶文發言

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長何建明，南京出版傳媒集團黨委書記、總編輯項曉寧，北京大學黨委宣傳部文化辦主任李彤等出席了青年學子對話交流會，北京大學黨委宣傳部文化辦主任李彤代表北京大學師生接受了何建明主席的贈書——大型紀實文學《雨花臺》。何建明主席為學子們親切分享了紀實文學《雨花臺》創作背後的故事和感受。

作為國內首套以雨花英烈精神和雨花英烈故事為基礎編創面向少年兒童的愛國主義主題教育讀物，《雨花英烈》系列繪本緊扣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揭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為民犧牲的大無畏精神”的“兩高一大”雨花英烈精神內核，以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救亡圖存歷史為恢弘背景，展現鄧中夏、惲代英等眾多雨花英烈勇毅革命實踐與卓越歷史貢獻，以繪本形式鮮活呈現了救國救亡的革命歲月裏雨花英烈為真理上下求索、為信仰奮鬥犧牲的光輝足跡與豐功偉績。《雨花英烈·燎原之火：1914—1925》是這套系列繪本的第一本。繪本以有限的篇幅和文字精心架構宏大的歷史格局，將鄧中夏、惲代英等數十位雨花英烈卓越的革命實踐還原其中，以嚴謹的史學筆法呈現雨花英烈信仰的光芒、品德的光輝，以及人生故事的多向度細節，並以筆韻靈動、淋漓酣暢的中國風水墨畫完成繪畫藝術呈現，家國情懷、歷史風雲與英雄人物渾然交織，大開大闔又細膩動人。該繪本在面向青少年講述歷史故事的方式、手法等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是面向少年兒童的一次傳承、弘揚雨花英烈精神的創造性表達，有益於廣大少年兒童從革命先烈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中汲取精神營養和榜樣力量。

雨花英烈、北大校友朱克靖烈士的女兒康青星女士也出席了本次發佈會。康青星女士與其他現場嘉賓、觀眾一起，在繪本的主創團隊帶領下參觀了繪本展。

朱克靖烈士的女兒康青星參觀繪本展

（文／汪卷  圖／北大文産院）

延伸參考資料：

（一）從北京大學到雨花臺：跨越百年的信仰之火

作為中國近代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中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創建中國共産黨的重要基地，北京大學自誕生之日起便始終與國家和民族命運緊密相連、息息相關。無數心懷救國救民熱望的北大師生從這裡學習成長，並投身於波瀾壯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征程。紅色，是流淌于北大精神傳統中的熱血與基因。

南京雨花臺是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紀念聖地。數以萬計的雨花英烈用生命和鮮血鑄就新中國誕生之路，他們是黨的偉大初心的忠誠堅守者和英勇實踐者中的重要部分，他們的光輝事跡和崇高精神，閃耀著偉大民族精神的光芒，是中國共産黨和中華民族極為寶貴的精神財富。

從北京大學到雨花臺，共産主義理想的信仰之火跨越百年長燃不滅，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樸素初心矢志不移。長眠于雨花臺的無數英烈中，僅留下姓名的，就有四位有過在北大學習成長的經歷。其中，鄧中夏是中國共産黨創建時期的重要領導人和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朱克靖是中國共産黨早期優秀黨員，戰鬥生涯貫穿大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堅定共産主義戰士；譚壽林是推動馬克思主義在廣西傳播的第一人、廣西早期黨組織的領導人，工人運動的傑出領導者；劉亞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傑出的政治工作領導者，英勇犧牲的烈士楷模。

身為雨花英烈，他們身上集中體現了共産黨人崇高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大無畏的犧牲精神；同時，作為北大學子，他們用自己的生命，印證了北京大學與祖國和人民共命運、與時代和社會同前進的責任擔當。

他們的靈魂厚重而鮮活，他們的故事歷久而彌新。他們的光輝足跡，在雨花臺上鐫刻不滅，在北大校史中常青不朽，激勵我們腳步不停，奮勇向前。

（二）鄧中夏

自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國文門（中文系），一直到1923年離開北大，鄧中夏在北大求學近六年時間。在北大，他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熏陶，並在李大釗的指導下迅速站到反帝愛國鬥爭的前線。

1918年5月21日，他和許德珩等共同發起反《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罷課請願行動，開“五四運動的先聲”。

1918年10月，他參與發起“大中華民國學生愛國會”，並受託創辦《國民》雜誌。

1919年3月，他發起成立“北京大學平民演講教育團”，致力於以“平民教育”提高“民眾覺悟”。

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爆發。鄧中夏作為運動的重要組織者、領導者，始終堅定而富有激情地衝鋒在前。他參與“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全國學生聯合會”等進步組織創立並擔任領導職務，先後奔赴長沙、上海等地宣講五四運動，有力推動了五四運動在全國的深入開展。

五四運動之後，鄧中夏緊密跟隨李大釗，投入到以馬克思主義指導建黨、建團的革命實踐與探索之中。

1919年秋，加入少年中國學會並被選為庶務股主任。

1919年底，協助毛澤東發動“驅張運動”。

1920年3月，參與“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説研究會”創立，並成為實際負責人之一。

1920年5月，和李大釗共同組織發動中國第一次五一運動，創辦《勞動音》。

1920年7月，從北京大學國文門正式畢業。同年9月，為了從事革命工作的需要，轉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繼續學習。

1920年10月，參與中國共産黨北京小組創建，分管學生運動、青年工作。

1920年11月，參與創立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1年1月，發起成立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並主持該校教務。

1921年4月，領導成立京漢鐵路長辛店工人俱樂部。

1921年7月，參與籌備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代表北京小組向大會籌備處遞交《北京共産主義組織給中共一大的報告》。

1921年10月，倡議成立少年中國學會社會主義研究會，並任書記。

1922年5月，到廣州出席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被選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

1922年8月，領導長辛店工人罷工。

1922年10月，領導開灤五礦工人第一次大罷工。

1923年，領導京漢鐵路工人“二七”大罷工。罷工失敗後，受黨的指派，赴上海參與創辦上海大學，任校務長。

在北大學習的六年，是鄧中夏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並將之運用於救國救民革命實踐的六年。從一個樸素的愛國青年學生，到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鄧中夏的成長和鬥爭經歷，是北京大學早期革命歷史的光輝一頁，也是一代中國有志青年在北大走上革命道路的縮影。

（三）朱克靖

1919年夏，畢業于湖南長沙第一中學的朱克靖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班。由於家境不寬裕，沒錢交學費，很多時候只是旁聽生。但他懷著追求真理救國救民的熱望和理想，積極熱情地參加進步社團組織的活動。在李大釗、陳獨秀等進步學者的影響下，他如饑似渴的汲取馬克思主義思想學説，迅速成長。

1919年10月，懷抱尋求救國救民真理、探索中國發展道路的期盼，朱克靖和同學好友李富春、蔡暢、李立三等湖南學生一起留法勤工儉學。在法國，他習得了知識，開闊了眼界，也更憂心風雨飄搖中的祖國。1921年11月前後，朱克靖經蔡和森、范鳴介紹，加入由蔡和森、周恩來、趙世炎等發起建立的中國共産黨旅歐支部。隨後，因參加“爭回里昂中法大學”運動活動，朱克靖等100余留法勤工儉學學生被遣送回國。

回到北京之後，朱克靖一面在北京大學繼續學業，一面在李大釗的組織領導下，積極參加各種進步活動。1922年，朱克靖成為共産黨北京小組的第二批黨員。

1923年冬，朱克靖受李大釗主持工作的中共北方區委選派，赴蘇聯莫斯科進入東方大學學習。他背起行囊再次離開北大，踏上了自己輾轉不息的革命征程。在東方大學，他潛心研讀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較系統地學完了《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史》《民族殖民地問題提綱》等課程，思想理論水準得到了較大的提高。身處東方大學這座培養革命幹部的紅色熔爐，朱克靖深刻理解自身所肩負的偉大使命，在這一時期的周記中，他認認真真寫下“做一個真實的共産主義革命者”的座右銘。這句話，成為他一生遵循並以生命信守的諾言。

在朱克靖此後二十餘年的革命生涯中，從北伐戰爭到抗日戰爭再到解放戰爭，革命形勢千變萬化，他個人命運亦屢處危境。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他與黨組織失去聯繫十餘年，期間他隱姓埋名甘守清貧，多次拒絕國民黨提供的高官厚祿，一時一刻都沒有放棄一個共産黨人的義務和責任，直到1937年他與老友葉挺重逢重回黨組織懷抱。1947年朱克靖被捕後，蔣介石曾三次設宴親自勸降這位北大才子，都被他嚴詞拒絕了。1947年10月，黔驢技窮的蔣介石下令秘密殺害朱克靖。

從學生時代在北大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到在法國勤工儉學團入黨，再到去國際共産主義中心的莫斯科學習，朱克靖樹立並追隨共産主義理想，終生不渝矢志。

（四）譚壽林

譚壽林從小聰明好學，胸懷大志。1917年，還在貴縣中學讀書的他就曾寫下《國恥當雪論》《外侮日逼論》《丈夫當以功濟四海論》等心憂天下的文章，樹立了“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的宏志。

1919年5月，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遠在千里之外的廣西，譚壽林積極地投身這場愛國運動。他組織成立了貴縣學生聯合會並任會長。同年7月，他為廣西全省學生聯合代表會議起草宣言，慷慨陳詞“謹宣言于中外人士曰：謀我國土，是我仇讎；國仇未報，惟有斷頭；絕無屈膝，仰彼苛求”。這篇檄文，如戰鼓一般響徹八桂大地，有力促進了五四運動在廣西的興起。

經過了五四的洗禮譚壽林一心嚮往到北京大學尋求救亡圖存的正確道路。1921年9月，他如願考入北京大學英文預科班。

在北大期間，譚壽林經常和同學兼廣西同鄉、中國共産黨北京支部成員黃日葵和陳居璽等人來往，不久之後被吸納為北大馬克思學説研究會的第二批成員，並受到李大釗等革命領袖的直接指導教育。

1922年，譚壽林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3年7月，譚壽林與黃日葵等廣西籍同學在北京創辦了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進步刊物——《桂光》半月刊。他們把《桂光》寄發各地廣西同鄉和廣西各機關團體學校，對促進馬克思主義在廣西的傳播，發揮了很大作用。

1923年秋，譚壽林進入北大國文係學習。一年後，也就是1924年的夏天，因家中經濟困難無力支付學費，譚壽林無奈告別北大課堂。李大釗得知譚壽林境況後，將他介紹到北京女子師範擔任自己的助教。然而，1924年秋季開學之際的“女師風波”，讓譚壽林和他的導師李大釗再也無法繼續教書了。失去唯一經濟來源的譚壽林生活舉步維艱。

就是在這個1924年的秋天，譚壽林經黃日葵、陳居璽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入黨後，他義無反顧、全身心地投入到波瀾壯闊的革命鬥爭之中，從此成了一名職業革命者。他進入李大釗領導的中共北方區委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工作，並負責編輯北方分部機關刊物《工人週刊》。

1925年，廣西革命鬥爭形勢的發展，迫切需要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無産階級政黨的領導。在這樣的革命形勢下，譚壽林作為廣西籍革命幹部受中央委派回鄉到梧州建立廣西第一個黨組織——中共梧州地委。1925年12月，中共梧州地委正式成立，譚壽林擔任地委書記兼宣傳委員。從此，譚壽林把他在北大得到的革命火種廣播梧州及整個八桂大地，點燃了南國的紅色天空。

（五）劉亞生

1927年，出身貧苦的劉亞生在舅父們的支援下，以高分考入保定二師。這一年，蔣介石背叛革命，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並接著在南方各省大肆屠殺共産黨人和革命群眾，使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歸於失敗，中國的政治風雲變色。當時的北方，民族矛盾、階級矛盾極其尖銳，保定是黨在北方領導的革命鬥爭最為活躍的地區之一，而保定二師則是保定市革命運動的核心。

進入保定二師之後，劉亞生很快成為入黨積極分子，先後參加黨領導的共産主義青年團和反帝大同盟、左翼作家聯盟。一年後，劉亞生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淪陷後，河北省成為反抗日本侵略的前沿陣地。劉亞生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參加罷課、遊行等抗日救國宣傳活動，並因此被捕入獄。經黨組織積極營救得釋後，他又先後參加了保定二師護校運動和高蠡暴動。1932年高蠡暴動失敗後，劉亞生奔赴北平，一方面暗中尋找黨組織，另一方面準備報考大學。

1932年暑假，劉亞生先後報考清華、北大，並被同時錄取。出於學費困難，劉亞生選擇了學制更短、學費更低的北大。開學報到時，校方考慮他的難處，允許他先交一半學費到歷史系旁聽。開學後，劉亞生利用課餘時間，創作完成《中國革命歷史教程》，這本書的版權收入，被劉亞生拿去補交了學費。從此，劉亞生這個勤苦的學子，成為了北京大學歷史系一名正式學生。

劉亞生就讀北大期間，北平面臨日益嚴重的白色恐怖。從1933年5月到1935年5月，北平市委遭到四次破壞，北京大學黨支部遭到八次破壞。在這種情況下，劉亞生堅持參加地下革命活動，1934年11月，他再次被捕了。之後他被押往南京，並被判處三年徒刑。經過黨組織的積極營救，劉亞生於1935年11月被提前釋放。

此時的華北，淪亡迫在眉睫，“華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運動爆發，出獄不久的劉亞生熱忱投入到這場愛國運動的宣傳講演中。

經歷了一二九運動的洗禮，又眼見日軍侵華步伐日益囂張，劉亞生毅然決定投筆從戎。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後，劉亞生向上級黨組織請示奔赴革命聖地延安並獲准。在那裏，他將被分配到三五九旅並成為王震旅長的秘書，這位北大歷史系的高材生，就這樣踏上了與英雄的三五九旅共同經歷血與火的洗禮的十年戎馬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