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節，重新認識一下這兩位教育界“鼻祖”

今天是9月10日教師節,首先向各位從事教育事業的老師們致敬!“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這是唐代大家韓愈《師説》裏對教師這個職業的解釋,而提到教育工作者,不得不説一下這兩位教育界工作的“鼻祖”。

中國古代有一位大教育家,始終不渝地踐行“有教無類”的教育理念和“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政治信念,奠定了我們民族兩千餘年的文化血脈。

中國近代也有一位大教育家,提出了“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的辦學宗旨,引領著他的大學,使之成為新文化運動和近代中國思想啟蒙的最前沿陣地。

遠的那位是孔夫子,近的這位是蔡元培先生。他們都胸懷改變時代的大志向,起初走政治路線,後來又投身教育,為了實現理想,不怕委曲求全,也不惜動用雷霆手段。

蔡校長的“溫”與“厲”:

沒錯,兩位老先生都不是好惹的文弱之輩,都既有膽量,又有身手。

在歷史記載裏,孔子的氣質是“溫而厲,威而不猛”,也就是既溫文爾雅,又威風凜凜。我們想啊,他週游列國,時常身處險境,性格和體能一定很強悍;我們知道,孔子有不少本領,駕車和射箭相當好,武功可能也不錯。他在政治上也是狠人,在魯國掌權時,誅殺大夫少正卯,拆除三家上卿的城墻,都是用強硬手段觸碰矛盾。

蔡元培也一樣,他本來是個紹興書生,生於1868年,也就是清同治七年,他23歲中舉,26歲中進士,28歲進翰林院做編修,如此少年得志,簡直可以寫到戲裏去。但他受了甲午戰爭的刺激,居然辭官還鄉,跑去參加革命黨了。他秘密創立光復會,加入同盟會,進行軍事訓練,自己動手製作炸彈,打算刺殺朝廷王公大臣。蔡元培説,“自36歲以後,我已決意參加革命工作。革命只有兩途:一是暴動,一是暗殺。”我對比了一些歷史資料,對蔡先生當時的想法有些新理解。他不是熱血莽撞,而是認為這種行動代價最小。他的女兒回憶,蔡元培認為中國當時很虛弱,經不起大的犧牲和折騰,所以他反對用戰爭手段推動革命。在革命先行者裏,蔡元培一直代表著理性。當他的革命黨同志喊出“殺盡韃虜”的口號時,他提出,滿族人的血統和文化已經和漢族混合,只要清政府能放棄特權,漢族人就沒有排滿的必要。後來,蔡元培當北大校長時,學校裏出過一次反對收取講義費的學生風波,幾百個學生包圍了紅樓。蔡元培出面制止,有學生説他倚老賣老。這位五十多歲的老校長挽起袖子,拉開架勢説:“我是從明槍暗箭裏歷練出來的,你們要是有手槍炸彈,只管拿出來對付我。我跟你們決鬥!”可能有學生知道老校長過去是幹什麼的,互相拉扯著散了。林語堂在回憶文章裏寫到過,他去北大見蔡校長,只見辦公室的玻璃櫃子裏擺著炸彈和手榴彈,把他給嚇了一跳。

在孔子的時代,士人就是得文武兼備才能服務好君主,後來就少有了。

有科舉的這1300年裏,造反、搞暗殺的翰林,只有蔡元培一人。凡是改變國運的道路,他都要親自試一試。這種理想主義是任何理論都不能替代的。

什麼是美育?什麼叫博愛?

後來,孔子和蔡元培的政治抱負也各有失落。他倆的應對方法,都是繼續懷抱大的宗旨,變通行事,也就是我們常説的外圓內方。

孟子稱孔子為“聖之時者也”,被魯迅半開玩笑地翻譯成“摩登聖人”,就是能快速地接受現實,調整自己。得不到施展的機會,他就退而求其次,靠推行教育來影響社會,結果是比他直接搞政治的影響要大得多。

蔡元培是從一開始就打算要從頭改造中國的教育。他當初就不看好康有為的變法,認為不從根本上培養人,靠四不像的君主立憲,一定要失敗。之後,為了學西方的科學文化,他自學過七門外語,四十歲去德國做老留學生,前後五次出國,留學12年。蔡元培一開始主張實業和科技救國,後來改學哲學、心理學、美學和人類學。這是他的視野提升了。單純學科學技術,可能又被淘汰,但培養出科學精神就不一樣了。學哲學、學美學,也正是吸收現代文明的內核。

辛亥革命以後,蔡元培做過教育部部長、北大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他的主要精力不在行政,他總能找到幹練的幫手為自己打理實際事務,自己負責確立宗旨、制訂方針。很多回憶文章都説,蔡元培平常好像不善言辭,不愛談論時事政治,但一説到教育、思想和文化,就變得口若懸河。他的學術體系,主要包括倫理學、美學和教育思想。值得一提的是:“美育”這個詞,是他從德語翻譯過來的。美育就是審美教育,也就是把美學理論運用於教育,“德智體美勞”並列的説法,也是蔡元培提出來的。他有一個觀點叫“以美育代替宗教”,他認為,宗教已經在現代文明中沒落了,西方的宗教,是一種慣性,中國沒有,也沒必要有。

他認為宗教是保守的、強制的,而美的教育是現代的、普及的。他的這個判斷,王國維有不同看法,宗教在民間社會有不可替代性。這一點上,我覺得王國維有道理,而蔡元培重視美育的觀點,還是正確的。他在北大開美學課,支援藝術社團,創辦國立音樂學院和美術學院,不是個人興趣使然,而是從培養現代民族文化的大宗旨出發。只要在宗旨框架內,蔡元培就很靈活、很善於妥協。

他主持北大時開了男女同校的先河,他估計到社會上將會有強烈反應。但他也早就看準了教育部沒有出臺禁止女生上大學的條款——這個條款,是他當教育總長時擬定的,很可能就是自己預留的制度後門。即便如此,他也只是讓女生旁聽,不去向教育部報備,免得彼此傷面子。他崇尚法國大革命中的公民道德綱領“自由、平等、博愛”,為了適應中國文化特點,他把“博愛”翻譯成了“友愛”。和保守派論戰時,他的方法是四兩撥千斤。他説,自由是什麼?就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了,也就是聖賢説的義;平等是什麼?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聖人説的恕;友愛是什麼?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聖人説的仁。這下,對方沒招了,你反對蔡元培,就是反對孔子。

囊括大典,網羅眾家

説到孔子啊,我們再接著比較一下,孔子和蔡元培的實用主義,有很大不同。

孔子對不同的政治立場,那是殺伐決斷,絕不姑息,而蔡元培呢,我們知道,他最偉大的精神就在於寬容並包。

蔡元培在1916年、49歲出任北大校長以後,辦學方針是16個字:“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為學問而學問,讓不同學術思想自由發展。

當時的中國有多少黨派,北大就有多少黨派;有多少個學派,北大就有多少學派。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新青年》在這裡建立了編輯部,蔡元培也是撰稿人之一。和《新青年》論戰的保守派雜誌《國故》,他也給予支援。有的學生不理解,蔡元培崇尚革命新思想,為什麼要請思想保守的辜鴻銘、劉師培來當教授?蔡元培回答,他們的學問足以當你們的老師,我們尊重的是講學的自由和學術的自由。我希望你們學辜先生的英文、劉先生的國學,又不是要你們和他們去學復辟。辜鴻銘這個怪老頭兒,一輩子眼高於頂,只佩服蔡元培。他有時候説瘋話,説自己擁護皇帝,校長是學校的皇帝,所以他擁護蔡元培。但他也説過心裏話:“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一個是我。蔡元培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現在還是革命;我呢?自從跟張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一直保皇,到現在還是保皇。”這也算是種讓蔡元培苦笑的惺惺相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