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面”

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科協副主席

媒體曾經對秦大河院士的報道：

辟謠:核輻射造成霧霾説法不科學

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不改變則治霾難

應對氣候變化須轉變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

治霾需氣象部門與環保部門聯合

需要借鑒發達國家進行科普工作的理念和方式。

注：本專題人物排序不分先後。

“另一面”

全國人大代表

對於醫改七年進程,鐘南山直言自己對醫改並不滿意,他建議公立醫院應當回歸公益性,不能讓醫生的工資與創收掛鉤,而這也是導至綜合醫院裏兒童醫生流失的根源。

談兒科醫生 “這兩三年兒科醫生流失率達11%”

談醫療改革  “公立醫院應該解決公益性問題”

談中醫保健 “‘治未病’是中醫藥的發展方向”

鐘南山肯定網際網路對醫療資訊的普及傳播。但他同時提出，網際網路更多的是實現數據和資料的交流，而醫生與病人的交流更重要的是思想交流，因此網際網路不能代替醫生的診視。

在2015年全國兩會上，據媒體報道，鐘南山曾炮轟科研單位：“發表論文算不上創新”。

快人快語

“我給這一年的治霾工作打70分,應該説是有很大的進步。據我所知,京津冀的霧霾比前一年減少了11%,長三角接近12%,珠三角是18%,這是很大的進步,政府做了很大的努力。”

——鐘南山給上一年的治霾工作打70分“寨卡疫情,全國做得很好,外堵輸入,內防擴散。現在國內大概有8例疑似病例,但都沒有感染,而且很早就發現了。關鍵還是到三四五月份,蚊子多了,特別是廣東,現在關鍵要注意一下外堵輸入。我覺得像現在這麼注意防控的情況下,發現後適當隔離,加強防蚊工作,像巴西一樣大規模爆發是不會的。”

注：本專題人物排序不分先後。

“另一面”

全國人大代表

“2014年，我們就已經欠了國家天文臺2000多萬，到現在只會更多。”

3月5日，中科院院士崔向群代表説起了“欠錢發薪”的事理直氣壯。

作為主持建設LAMOST望遠鏡的首席科學家，她一直沒弄明白，為啥國家花了這麼多錢建設大科學裝置，卻沒有配套的人員管理、薪資發放機制。

LAMOST全稱“大天區面積多目標光纖光譜天文望遠鏡”，是我國上世紀90年代提出並開始建設的世界上口徑最大的大視場光學望遠鏡，被稱為中國自主創新研製的“天文光譜航母”。

LAMOST運作4年來，已經得到併發布了569萬餘條光譜數據，其中包括314萬顆恒星光譜參數星表，相當於為浩瀚的太空做了一次普查，由此獲悉天體的溫度、密度、年齡和化學成分等。這些數據遙遙領先於國外同行。

但是，崔向群説起這些成績卻不顯得激動，反而流露出隱隱的憂慮。

“美國在2020年將完成5000根光纖的光譜巡天望遠鏡，日本口徑8米的望遠鏡也開始試觀測”，崔向群説，國際上已經有十多個國家計劃建設光纖光譜望遠鏡，它們的思路與LAMOST一樣，都是往大規模的光纖光譜方向發展，但是光纖數大大超過LAMOST。

更讓崔向群不安的是，如何穩定一支高水準的科研隊伍。

“LAMOST建成後，中科院每年給一筆運作費，但是卻沒有相應的人員經費。”在國外大科學裝置長期工作過的崔向群對此無法理解。

她告訴記者，國外的大科學裝置建設經費包括10%—50%的人員經費，但是國內的大科學裝置都是只管建，不聘人。

國外大科學裝置的人員管理機制相對靈活、動態，有課題時就拿出人員經費聘用科學家入駐科研，課題完成了僅保留少量的人員維持運轉。

“現在LAMOST科研人員有60多人，包括運作、觀測、數據分析等，但是相當一部分沒有編制。”崔向群説，這就必須騰出一部分精力到外面爭取橫向科研項目發工資，但是基礎研究人員爭取橫向科研項目何其之難。

“而且這樣一來，科學産出就不可能太好嘛。”崔向群説著兩手一攤。即使是體制內的那部分人，國家下撥的“人頭費”也不足以全額發放工資。

目前，LAMOST每年從國家獲得3000萬運作費，但是其使用範圍受到嚴格限制，比如備件更新、消耗品、水電費等，用於人員的只能是出差、開會，不能發工資。

“去年我給財政部寫了建議，但是最後是由科學院代為回答，他們也沒辦法。”崔向群告訴記者，現在我國科研投入實行的是項目經費與薪資發放兩條線，科研立項時是不可能把人員工資考慮進去的。

聽了李克強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她很振奮，因為“到2020年，力爭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戰略前沿領域取得重大突破，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達到2.5%”；但是，具體到LAMOST望遠鏡，她又高興不起來了。

“不僅LAMOST有這樣的情況，所有的大科學裝置都存在這樣的問題。國家對大科學裝置不僅要重建設，還要進一步完善、優化人員管理和經費投入機制。”崔向群建議。

“另一面”

全國政協委員

“各地盲目建設北斗産業園區的行為該停止了，如果大家都為了地皮去賺錢，忽略了核心技術的發展，對整個行業不利，不能打著北斗的旗號去賺黑心錢。”3月4日，全國政協委員、中科院院士楊元喜在接受《中國電子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北斗衛星導航産業“過熱”，需要“降溫”。

一個月前，我國成功發射第五顆新一代北斗導航衛星，北斗導航從區域衛星導航系統向全球衛星導航體系正式邁進，我國衛星導航産業邁入新時代。楊元喜表示，目前中國北斗衛星導航産業發展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階段，但也到了該調整的階段。

“中國北斗衛星導航産業發展的勢頭不是不猛，是非常猛。從整體規模上看，可能把全世界的總和加起來，還不如我們大。但如果沒有合理的規劃，規模擴大導致的一種結果就是盲目競爭，低水準重復，這無論是對於企業還是對於行業而言都是不利的。提高中國導航産業的競爭力必須要在核心技術上有所作為。”

楊元喜認為，中國衛星導航産業現在做大已經不是問題，主要的問題是如何做強。目前衛星導航領域核心技術和核心晶片還是被西方掌握，在産業鏈的高價值、高利潤部分仍然受制於人。

“比如在可穿戴、小型化、低功耗、長待機等方面，如果我們的技術還沒有很好的解決，那國外的産品還會是首選，這類似于中國人又到日本去買馬桶蓋。最賺錢的地方我們沒賺錢，這是目前要調整的地方。”楊元喜説。

對於發展北斗産業，楊元喜提出三點建議：

一是各個省市不能再盲目批地皮，北斗産業園區建設應該停止。各地不能為了地皮去賺錢，而忽略衛星導航産業核心技術的發展。

二是相關部門不要盲目地同時支撐若干企業，應該選少數的龍頭企業或者具有競爭力的企業，重點扶持，包括人力投入、技術攻關，著力突破核心技術。

三是不要分頭、多頭資助，要減少投資渠道。 “現在每個省為了各自的産業轉型目標，都在盲目支援，相關部委甚至其他行業也都在支援，希望分得一杯羹，但最後的結果就是低水準重復。我不反對企業自己投資，企業自主投資一定就會有風險意識，但現在正好相反，企業都不是拿著自己的錢，所以在這方面一定要有政策的引導。”楊元喜説。

“另一面”

全國人大代表、民盟福建省副主委

“建議國家發改委探索符合國情和國際國內交易規則的海洋碳匯交易模式，建議率先在福建、山東、江蘇、浙江、海南等沿海省份建立海洋碳匯交易市場試點。”2016年全國兩會在京舉行，全國人大代表、民盟福建省副主委、中科院院士、廈門大學教授焦念志接受人民網記者採訪時作如上表示。

從2013年開始，焦念志每年全國兩會都為“海洋碳匯”增匯實現“減排”鼓與呼。他説，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不能一味地過於強調減排，應結合國情，考慮降低企業成本，發展新能源，並從根本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適應和引領新常態。他希望中國能在發展低碳經濟、強調節能減排的同時，努力探求增匯途徑，在海洋碳匯方面搶佔國際制高點，在陸海統籌中打造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新鏈條。

目前陸地碳匯（尤其森林碳匯）在我國已納入碳交易市場試點。焦念志表示，我國面臨經濟下行和節能減排雙重壓力，亟需調結構，補短板，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努力探求增匯新模式。我國的海洋碳匯潛力巨大，儲碳時間長久，對海洋碳匯這一重要“減排”資源進行開發還十分欠缺。

“未來幾年，中國有望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碳交易市場。”焦念志表示，新形勢下，我國在引領國際海洋碳匯研發的良好基礎上，若率先建立海洋碳匯的評估標準和方法體系，並將海洋碳匯納入碳排放交易市場試點，將誕生一個重要的新經濟增長點，不僅能有效降低企業成本，同時可産生巨大經濟和社會效益和國際影響。

為此，他提出3個方案：1．深入開展海洋碳匯技術研發，為實現海洋碳匯自願交易提供必要的技術基礎和操作規範；2．建立海洋碳匯示範區並制定合理的生態補償機制；3. 探索海洋碳匯交易制度和建立海洋碳匯交易試點，強化海洋生態環境資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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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

在2016年全國兩會上，王家騏3月5日向《中國科學報》記者透露，我國首顆“碳衛星”已進入整星試驗測試階段，計劃今年發射。王家騏告訴記者，為有效掌握全球二氧化碳分佈情況，“十二五”國家863計劃設置了“全球二氧化碳監測科學實驗衛星與應用示範”重大項目。這也是我國第一顆“碳衛星”。

王家騏介紹説，“碳衛星”以二氧化碳遙感監測為切入點，以高光譜二氧化碳探測儀、多譜段雲與氣溶膠探測儀為主要載荷，具有高空間解析度和高光譜解析度，監測精度優於4ppm，這一精度已達到高光譜大氣痕量氣體探測方面的國際先進水準。

中科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與物理研究所承擔了“碳衛星”全部兩台載荷研製任務。2月24日，在“碳衛星”載荷正樣産品出所評審會上，載荷正樣産品過程式控制制及最終測試結果得到專家認可，同意交付衛星總體單位上海微小衛星工程中心，進入整星試驗測試階段。

“作為我國首顆‘碳衛星’載荷，二氧化碳探測儀、雲與氣溶膠探測儀的研製成功將填補我國大氣二氧化碳濃度遙感監測的空白，為溫室氣體排放、碳核查等領域的研究提供基礎數據，為我國節能減排等宏觀決策提供數據支撐，增加我國在國際碳排放方面的話語權。”王家騏説。

“另一面”

金善寶(1895年7月2日—1997年6月26日)，參與創建九三學社。九三學社第二屆中央理事會理事，第三、四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第五屆中央委員會常委，第六、七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第八、九屆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

1932年回國後，金善寶先回到杭州勞農學院任副教授。半年後又應聘任南京中央大學農學院教授，一面從事教學，一面從事小麥育種研究工作。作物育種要掌握大量的品種資源和品種類型，這是創新品種的基礎。為了廣泛蒐集我國各地的小麥品種材料，金善寶和他的助手們克服種種生活和工作條件的困難，從790多個縣中蒐集了大量品種，並選出了一批優良的地方小麥品種，推廣生産發揮了增産作用。同時，為了改變我國小麥研究、教學和生産上文獻資料缺乏的狀況，金善寶根據中國小麥生産的現狀，總結生産實踐的經驗，吸收古今中外小麥栽培的知識，于1934年撰寫我國第一部小麥專論《實用小麥論》，連同早在1928年發表的《中國小麥分類之初步》和1943年又發表的《中國小麥區域》等，成為我國小麥研究、教學和生産的重要文獻，至今仍有很大參考價值。 

金善寶一生潛心於小麥科學研究，為我國的農業生産做出了巨大貢獻。他根據我國幅員遼闊，地跨熱帶、溫帶和寒帶的優越自然條件，提出小麥異地加代繁育的設想。他和助手們經過五年努力實驗，取得了成功。一年可繁育三代，把春小麥新品種選育的時間從十年左右縮短到三四年，成為我國小麥育種工作的一個里程碑。“南繁北育”成為農業科技界廣泛應用的術語和育種方法。

注：本專題人物排序不分先後。

“另一面”

黎錦熙(1890年2月2日—1978年3月27日)，參與創建九三學社，並被選為監事。九三學社第一、二屆中央理事會理事，第三、四、五屆中央委員會常委。

他認為救國必須振興教育，而教育之振興，尤在於普及教育，開發民智。他在湖南省立編譯局編寫小學教科書時，把《西遊記》的某些章回選入課本，這在當時是個創新之舉，引起教育界一片驚駭。

1915年，26歲的黎錦熙受聘為教育部教科書特約編審員。他潛心研究語言文字，認為中國文字必須改革。在他及同仁的倡議和組織下，1916年成立了“中華國語研究會”。他為該會擬定的宗旨是：一、國語統一，即規定標準語。我國地域廣大，人口眾多，方言複雜，進行國語的統一工作，意義重大。二、言文一致，即普及白話文。

黎錦熙對祖國神聖領土台灣省的國語運動的關懷和貢獻，更是功不可沒。他認為台灣淪陷於日本50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一定能夠光復。台灣的方言極為複雜，再加上日本文化的影響，因此台灣最需要開展國語統一運動。1944年5月，在他的倡議和推動下，西北師院(蘭州)、女子師院(白沙)、社會教育學院(壁山)創辦了國語專修科，為在台灣推行國語預先培訓人才。後來，抗戰勝利，台灣光復，為推行國語前往台灣的學者達100多人，對於推進國語的普及起了巨大作用。由此也可看出黎錦熙對祖國統一的熱忱和遠見卓識。

注：本專題人物排序不分先後。

“另一面”

曾任中國數學會副理事長、浙江數學會理事長、浙江省科協主席、九三學社中央常委等職。1954年始，連續當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陳建功(1893年9月8日—1971年4月11日)，1921年，陳建功的第一篇論文“無窮乘積的若干定理”《Some Theorems on Infinite Products》在《東北數學雜誌》發表了。這是我國學者在國外最早發表的一批數學論文之一。

1926年，陳建功第三次赴日求學，于東北帝國大學研究生院攻讀博士學位。導師藤原松三郎指導他專攻三角級數論。對傅裏葉分析的主要部分的三角級數的研究，當時在國際上正處於全盛年代。兩年多的研究，陳建功獲得許多創造性的成果，于1929年取得在日本極為難得的理學博士學位。他是在日本獲此學位的第一個外國學者。在這期間，陳建功獲得諸多創造性的成果，其中以1928年發表在《帝國科學院院報》上那篇論文尤為重要。論文解決了當時國際上許多數學家都在研究的三角級數絕對收斂的特徵問題。陳建功證明：三角級數絕對收斂的充要條件是它為楊氏(Young)連續函數之傅裏葉級數。同年，GH哈代(Hardy)與JE利特爾伍德(Little wood)于德國《數學時報》(Math Zeits)上也發表了同一結果。只因後者發行廣泛，世人常稱它為哈代—利特爾伍德定理。還其本源，當稱為陳—哈代—利特爾伍德定理。三角級數論的成就顯示了陳建功的才華橫溢，受到各國學者的稱讚。陳建功為感謝恩師的教誨用日文撰寫的專著《三角級數論》在岩波書店出版了。該書不僅內容豐富，而且許多數學術語日文表達均屬首創，長期被列為日本基礎數學的參考書。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浙江大學從杭州出發，不斷西遷，歷經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廣西宜山，輾轉跋涉五千里，于1940年2月先後抵達貴州遵義、湄潭，並在兩地分別建立起浙江大學工學院與浙江大學理學院。陳建功把家眷送往紹興老家，自己隻身隨校西行沿途日機轟炸，生活極端困苦，但他的數學研究仍然弦歌不輟。他表示“決不留在淪陷區”，“一定要把數學系辦下去，不使其中斷”。

1952年，全國高校進行院係調整，陳建功隨浙江大學文理學院的一部分併入復旦大學。在教學的同時，他的研究成果和專著不斷問世。為便於國人學習蘇聯，他翻譯了ΓM戈魯辛(Γοлузин)的《單葉函數論的一些問題》、《復變函數的幾何理論》和《復變函數論——三十年來的蘇聯數學》。在他本人多年研究與教學的基礎上寫成的專著《直交函數級數的和》、《直交函數的傅裏葉級數和》(Summation of the Fourier Series of Orthogonal Functions)以及《實變函數論》也相繼出版，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財富。

 隨著國際復變函數論研發的發展，陳建功在我國也相繼開拓了單葉函數論、復變函數逼近論新的研究方向。對於復平面中具有極光滑境界之區域上的解析函數，他採用法巴(Faber)級數的蔡查羅平均逼近。在一定條件下，逼近偏差可為函數的連續模所控制，從而推進了СЯ阿裏畢爾(Альпер)的工作。他還在ρ級整函數逼近以及閔可夫斯基(Minkowski)不等式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

20世紀50年代末，根據當時科學的發展形勢和國家的需要，陳建功在國內率先開拓了擬似共形映照方向的研究。這個方向在國際上始於20世紀20年代，1957年L伯斯(Bers)等人的工作使之進入新階段。它與偏微分方程的應用相聯繫，從而引起人們的重視。陳建功關於擬似共形映照函數的赫爾德(Holder)連續性以及線性橢圓型偏微分方程組解的赫爾德連續性的論文發展了國際上的新成果。他還在復旦大學與杭州大學建立起該方向的研究隊伍。

1958年，陳建功擔任了新建的杭州大學副校長。儘管行政工作繁忙，仍努力從事教學與科研。他將自己研究數十年的三角級數論結合國際上的最新成果，寫成專著《三角級數論》，1964年出版了上冊。

20世紀60年代，陳建功又在杭州大學培養了一批函數逼近論與三角級數論的年輕數學家。 

 注：本專題人物排序不分先後。

“另一面”

茅以升(1896年1月9日—1989年11月12日)，1952年加入九三學社。九三學社第四屆中央委員會常委，第五、六、七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1984年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歷任國務院科技規劃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副主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全國科普協會副主席、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北京分會主任委員、北京市科協主任委員、中國科技報研究會理事長。

茅以升在工程教育中，始創啟。髮式教育法，堅持理論聯繫實際，致力於教育改革。他認為教師的責任不僅是授業，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自力學習、自力研究的習慣和能力。他反對把學生當作“受體”的灌注式教學，實行啟髮式教學，使學生成為“主體”。

他獨特的教學方法是通過“考先生來考學生”。每次上課的前十分鐘，先指定一名學生，讓他就前次學習課程提出一個疑難問題，從學生所提問題的深淺，可知他對課程是否作過深入的鑽研和探討及領會程度。問題提得好，或老師都不能當堂解答的提問者，給滿分。如提不出問題，則由另一學生提問，前一學生作答。此法推行後，深受歡迎，學生由被動學習變主動學習，思想極為活躍，學業大進。

同時，學生所提問題，能使教師受到啟發，起到教學相長的作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親自帶領教育科學生來聽茅以升的課，對他的教學方法評價很高，認為“這的確是個嶄新的教學上的革命，是開創了我國教育的一個先例，值得推廣”。1962年，他將自己的教育思想系統整理寫成《建設一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教育制度》，得到周恩來總理的好評。

茅以升是中國近代橋梁事業的先軀。他從選擇橋梁專業時起，就把培養橋梁建設人才和在祖國江河上修建橋梁視為自己的終身目標。1933年3月，浙江省決定在錢塘江上興建大橋，以貫通浙江省鐵路、公路交通。茅以升辭去舒適的教授工作，接受浙江省的邀請，擔任錢塘江橋工委員會主任委員、錢塘江橋工程處處長職務。在茅以升親自主持設計並組織下，在不到兩年半的時間內，在極其複雜的水文地質條件下，克服重重困難，于1937年11月，建成了錢塘江大橋，其技術達到當時國際水準。這座大橋的建成，打破了外國人壟斷中國近代化大橋設計和建造的局面，這是中國橋梁建設史上的一項重大成就，也是中國橋梁史上一個里程碑。鋻於茅以升為中國橋梁建設所做出的突出貢獻，1941年，中國工程師學會授予茅以升榮譽獎章。

茅以升是中國土力學的開拓者，也是我國傑出的科普工作者，他是最早從事科普事業的科學家之一。

茅以升終身奮鬥、追求不息，正如他總結自己的一生所説，人生征途“崎嶇多於平坦，忽深谷，忽洪濤，幸賴橋梁以渡。橋何名歟?曰奮鬥”。

注：本專題人物排序不分先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