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出新樣子——十三屆全國政協更好發揮專門協商機構作用述評

2022年9月19日，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湯維建步履矯健地邁入會場，這已經是他半個月內多次來到全國政協機關了。

當天，在全國政協就“粵港澳大灣區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建設”舉行的第五場專家協商會上，湯維建建議修改民事訴訟法，增加“涉港澳臺民事訴訟特別規則”專編。他認為，對於涉港澳臺民商事案件的訴訟程式，不能簡單地準用涉外民商事案件的訴訟程式。

湯維建的建議贏得了最高人民法院相關負責人的認可，“該建議意義重大、可操作性強，能夠讓港澳臺同胞真切地感受到‘一國’之內更緊密、更高效、更便捷的訴訟規則。”

“要運用好協商會的成果，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建設再上新臺階。”在會議結束時，全國政協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李少平總結道。

一個小切口，就將全國政協專家協商會深、透、實的特質展露無遺。這個新的協商品牌，也是十三屆全國政協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的重要思想和中央政協工作會議精神，豐富協商形式、提高協商效能的創新舉措之一。

進入新時代，人民政協作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嵌入國家治理體系之中。從人民政協70多年的歷史來看，專門協商機構，是一個綜合承載了人民政協職能性質的新定位。怎樣才能更好發揮專門協商機構作用，推動人民政協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圍繞這個新課題，十三屆全國政協進行了一系列有益探索，努力使專門協商機構“專”出特色、“專”出品質、“專”出水準。

不求“做了多少”，但求“做出什麼效果”

事成于和睦，力生於團結。

協商是人民政協工作的重要理念和基本方式，人民政協在協商中促進廣泛團結、推進多黨合作、實踐人民民主。

1949年8月，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參加北平市各屆代表會議時感慨：穿制服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長袍的，乃至戴瓜帽的，許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竟會在一個會場裏一起討論問題。

這就是富有政協特色的協商場景和文化，其廣泛性和包容性讓代表不同利益訴求的人們平等交流，思想觀點得到充分表達。

“與西方政黨政治截然不同的是，這些來自不同民族、階層和界別的政治代表在人民政協中不是進行排他性、博弈性的政治活動，而是求同存異、凝聚共識，建立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形成最強大的合力。”全國政協委員、中山大學黨委書記陳春聲説。

同心同向、廣集眾智，這是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教委一級巡視員孫惠玲的切身體會。

孫惠玲多年前就注意到，一些培訓班違背教育規律，淪為製造社會焦慮的“工廠”。這讓她意識到問題的重要性，踏上了呼籲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的漫漫征途。

成為全國政協委員以後，孫惠玲依舊堅持就這一問題建言。在全國政協這個平臺上，她遇到了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從一個人調研到一群人調研，從一個人發聲到一群人商量。

“應該形成長效治理機制，徹底切斷學校與培訓機構背後的利益鏈條。”

“校外培訓機構的教材管理是個盲區。”

“對於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的管理一緊一松的狀態，也導致了學生課外負擔重問題。”

……

2018年7月6日，在全國政協召開的“解決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問題”雙週協商座談會上，孫惠玲、唐江澎、俞敏洪等多名全國政協委員就治理規範培訓機構亂象、規範學校行為重視課內提質等暢所欲言、各抒己見。

會前，圍繞解決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問題，由全國政協副主席盧展工、陳曉光分別率隊，全國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組織委員先後到北京、湖南、安徽等地調研，召開19場座談會，實地考察16所學校和培訓機構，與500多人進行了面對面的交流研討。

會後，全國政協委託委員們結合會議精神持續追蹤、深度調研。調研成果得到國家5部門6次回函反饋，中央領導同志3次作出批示。

2021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佈《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雷霆萬鈞的“雙減”行動在全國鋪開，義務教育迎來深刻變革。

從“做了多少”向“做出什麼效果”轉變，是本屆政協工作的鮮明導向。正如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在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上所指出的，更加注重互動交流，更加注重營造協商氛圍，更加注重協商實效。

作為人民政協的一大特色，民主監督也取得了不少實質性成果。全國政協探索加強政協民主監督工作的形式和方法，圍繞重點議題開展持續跟蹤監督，把協商貫穿于確定監督議題、調研了解情況、形成監督意見等全過程。

2021年11月，中央軍委辦公廳印發《軍人及軍隊相關人員醫療待遇保障暫行規定》。“我們聯名提案裏的相關建議，沒想到這麼快就實現了！”全國政協委員、軍事科學院原副政委王衛星欣慰地説。

由於職業特殊，贍養老人幾乎是所有軍人面對的一大難題。2021年全國兩會期間，王衛星作為第一提案人，與多名委員聯名提交的《關於重視和加強軍人所贍養老人醫養保障工作的提案》，成為2021年全國政協圍繞“十四五”規劃開展民主監督性調研的題目之一。

不久後，在全國政協副主席張慶黎的帶領下，由全國政協、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退役軍人事務部等相關部門負責同志組成的調研組，進行了橫跨黑龍江省、安徽省兩省五市的實地調研。令王衛星印象深刻的是，每到一地，調研組都與退役軍人事務廳、民政廳、衛健委、醫保局、駐軍單位官兵和家屬座談交流，共收集到主要問題79條、建議141條。在充分論證基礎上，調研組形成調研報告並提交中央有關部門。

《軍人及軍隊相關人員醫療待遇保障暫行規定》和新修訂的《軍人撫恤優待條例》中均有不少條款與調研報告的建議一致。新規定將黨中央的溫暖送至軍營，深受官兵們好評。

一次次協商議政，凝結著廣大政協委員和全國政協機關工作人員的智慧和心血，一大批意見建議被採納，轉化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政策舉措，為黨和政府科學民主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政策優化了，問題減少了，群眾滿意了，這也是委員們履職的責任感、成就感所在。

“在戰爭中學習戰爭”

習近平總書記在人民政協成立65週年大會上指出，人民政協要“更加靈活、更為經常開展專題協商、對口協商、界別協商、提案辦理協商，探索網路議政、遠端協商等新形式，提高協商實效”。

全國政協將完善協商內容與豐富協商形式進行一體謀劃，創新協商形式、豐富協商內容，為協商搭建形式多樣、更加經常、更加專業的平臺，充分反映各黨派、團體和各界委員、界別群眾的意見建議。五年來，共舉辦重要政治協商活動105場。

2019年3月29日，在全國政協“推進‘四好農村路’建設”網路議政遠端協商會上，全國政協委員、湖北省政協副主席王紅玲客串了一回記者。

王紅玲站在湖北省潛江市後湖管理區的莫嶺鄉鎮公路上，通過手機網路向參會人員遠端講解了“莫嶺大道”的前世今生。“路拓寬到6米後，大貨車直接開到田間地頭，在俄羅斯世界盃上風靡一時的小龍蝦就是從這裡運出去的。”在展示了成就後，王紅玲又結合多年農村工作經驗，針對部分農村公路“通而不暢、暢而不美”的問題提出建議。

網路議政遠端協商會是全國政協打破空間之囿，于2018年創立的協商議政“新舞臺”。除了北京的主會場外，還在多地設了分會場，將委員、基層代表、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負責同志連接在一起，讓大家有序參與協商。

在那次會議上，交通運輸部部長李小鵬當場表示，對委員們提出的好的意見建議“照單全收”，將在未來“四好農村路”的高品質發展中進一步吸收。而時任財政部副部長劉偉關於農村公路建設的“通暢”要因地制宜説法，也給了委員們很實際的啟發。

“建言者雖在千里之外，卻如身臨其境；相關部委領導同志適時回應答詢，或者吸收採納，或者釋疑解惑，或者帶回研究，無縫對接，渾然一體，展現了人民政協新型建言資政方式的內在魅力。”全國政協常委張連起多次參加網路議政遠端協商會，他做了認真總結。

人民政協善協商、真協商，還要做到深協商。于2019年創設的專家協商會就是深度協商的典範。

專家協商會是全國政協針對一些重大複雜問題進行範圍較小的前瞻性研究，以閉門會的形式，邀請一些委員和專家反覆深度討論。力求通過深度協商，把相關議題的進展、矛盾、困難講深講透，為黨和政府決策提出真知灼見。

5G發展、共同富裕、人工智慧科技倫理與標準規範、樹立踐行“大食物觀”……圍繞這些議題，專家們放下包袱毫無顧忌地發言，充分展現了專門協商機構的優勢，彰顯了政協應用型智庫建設成效。截至黨的二十大召開前，全國政協已經舉行了51次專家協商會，協商成果精準報送中共中央、國務院有關領導同志。

然而，在最初，專家協商會這個臺應該怎麼搭，並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循。

“草鞋沒樣，邊打邊像。”全國政協領導在部署專家協商會這項新工作時，用了這句話來囑咐和鼓勵。

在實踐中探索、在探索中發展，承擔具體搭臺工作的各專門委員會“各顯神通”。

全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原駐會副主任楊小波在心裏謀劃著“打草鞋”的步驟——

首先，得“打”起來。“專家協商會”協商什麼？得把需要的主題立起來；誰來協商？得把合適的委員專家邀請來；協商多深？得把明確要求定下來；如何協商？得把有效方法用起來。

其次，得朝“像”去。打得像不像，得時時注意評估、總結。在總結中提高，在實踐中前進，“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力求越打越像。

第三，得有標準。打了，到底像不像，需要檢驗。

策劃選題、實地調研、摸出癥結……為了開好專家協商會，有的專委會事前圍繞一個課題先後走訪24家科研機構和18家企業，召開26場座談會；有的注重小範圍研討，就一個題目組織召開10多次小型座談會。

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駐會副主任呂忠梅用解讀“劇本”、尋找“主角”、搭建“舞臺”、打造“精品”來概括這個過程。

漸漸地，形成了專門委員會主抓、調研協商結合、線上線下聯動、委員專家互補的工作格局。

賀丹委員參加過專家協商會，她説，“發言不拘時間，只要能把相關議題的進展、矛盾、困難講深講透。所請專家也不囿于政協委員及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讓‘關鍵少數’的關鍵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

共識越多，團結的程度就越深，形成的力量就越大

政協委員是協商議政的主體，要求真務實提高協商能力水準。全國政協制定了進一步提高協商議政品質的意見和協商議政品質評價工作辦法，評價情況納入委員履職檔案。這兩年，有多位委員獲得了全國政協委員優秀履職獎、優秀提案獎等榮譽。

認真總結，就會發現這些委員都有一個共同的愛好，那就是“讀書”。

始自2020年4月的全國政協委員讀書活動，牢牢把握正確政治方向，把加強思想政治引領、廣泛凝聚共識融入其中。據統計，有98%的全國政協委員參與了讀書活動。政治、經濟、生態、外交……委員們聚焦“國之大者”討論爭鳴、學學互進，令讀書文化與協商文化相互碰撞、有機結合。

用委員們的話説，把書讀“透”了，把人讀“厚”了，在潛移默化中提高了責任意識和協商本領。

在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主任宋大涵看來，委員們通過協商交流，既進一步加深了對國家大政方針政策的理解，進一步凝聚了共識、增進了共識，提出的意見建議更務實管用。

2022年6月，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9次集體學習後不久，“國學——大一統觀”讀書群舉辦“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與特質”研討座談會暨“周周論學”活動，20多位委員和專家共同研討交流，就如何把中華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等重大理論實踐問題提出意見建議，形成的《關於進一步推進中華文明探源的建議》，以政協資訊專報形式報送中央有關領導同志。

汪洋主席要求，發揮政協應用型智庫作用，開展戰略問題綜合研究。

2023年1月30日是農曆正月初九，很多上班族還沉浸在春節的氣氛當中。一大早，全國政協常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戚建國就趕往高鐵站。這天，他要帶領“戰略學友們”赴上海就戰略實力建設、宗教中國化等問題進行自主調研。

三年來，戚建國、葉小文、裘援平等委員自約結成“戰略對話學友群”，圍繞戰略思維和前沿國際關係問題組織學習討論，幫助大家理解掌握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戰略思維的認識論和方法論，針對普遍關注的烏克蘭危機、中美關係和世界戰略形勢等問題分析研判、解疑釋惑，使大家更加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提高戰略自信和戰略定力。

“堅持協商約群的方式，協商討論主題，協商討論交流，協商形成成果。”作為群主，戚建國注重靈活自主學習，將讀書與實踐相結合。

讀書群裏組織的“家庭教育問題讀書交流七日談”活動令雷鳴強委員難忘。圍繞百姓關注的家庭教育之困惑，數十位委員深度參與辯論，通過角色扮演和換位思考，分別從學校、家長、學生、老師、政府、社會等相關利益主體的立場來觀察“學校寄宿制、住家走讀制”背後的利益訴求，發現既存在相同、又不盡相同，甚至有衝突矛盾。

“這就表明，作為公共選擇事項，沒有大家都滿意的，只有大多數滿意的。”雷鳴強説，在選擇公共決策時，遵循服從的原則應該是尋求公約數，優先大多數。優先共同利益、回應多數訴求，尊重個性訴求、容許不同選擇。

這，也道出了協商民主的真諦。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我國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變化，社會階層多樣、思想觀念多元。加強統一戰線工作，在尊重多樣性中尋求一致性，築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礎，把黨的主張和路線方針政策轉化為社會各界的共同意志和自覺行動顯得分外重要。

通過與委員們共讀《共同富裕：科學內涵與實現路徑》《置身事內：中國政府與經濟發展》等書籍，德勤中國“掌門人”蔣穎委員對國情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在海外求學時，專業報國的種子就在蔣穎心中生根萌芽，現在她的家國情懷更濃厚了。德勤中國主動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帶一路”經濟合作、鄉村振興等戰略目標的落地需求，以一滴水的姿態融入國家發展大勢中。

藍逢輝委員是四川省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聯誼會會長，他探索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助力鄉村振興戰略的新路徑，發起民族團結、共建共融興鄉村活動，增進漢藏兒童交流，促進民族團結和諧。

王健委員在讀書群裏開設“老區革命故事”專欄，大力弘揚老區精神，為老區歷史編纂呼籲發聲。截至2021年，全國有1306個老區縣啟動了這項工作。

通過共學交流形成的思想火花，一個共識、一份責任也愈發清晰地沉澱在委員們心頭：在新時代新征程上，找到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匯聚磅薄力量。

“共識越多，團結的程度就越深，形成的力量就越大。”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原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告訴記者，“聚焦凝聚共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通過《中國共産黨政治協商工作條例》時就強調的。黨的十八大以來，通過政治協商求同存異、聚同化異，把各方面力量緊密團結在中國共産黨的周圍。總結好政治協商工作的豐富實踐和成功經驗，必將進一步提升政治協商在國家治理中的效能。

（記者 趙彤 司晉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