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著共産黨在正道上行

　　馬敘倫（前排右一）陪同毛澤東走進全國工農教育會議會場

1956年8月，民進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馬敘倫致開幕詞，周建人作工作報告，王紹鏊作《章程》修改草案的説明。會議在一切為了社會主義的口號下，制訂了民進工作的方針與任務。

1949年2月，中共中央特派林伯渠到瀋陽迎接民主人士入關。行前，周恩來特意寫了這封信，歡迎馬敘倫、許廣平到北平共商國是，並委託林伯渠轉交。

“在新征程上，我們必須堅定政治信念和立場，始終在正道上行。”2022年12月18日，民進中央主席蔡達峰在中國民主促進會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強調，民進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接受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堅持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準確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性質定位，不忘合作初心，深化政治交接，踐行優良傳統，不斷團結奮進。

民進成立70多年來，始終與國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運，始終與中國共産黨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堅持接受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堅持愛國、民主、團結、求實，堅持立會為公是民進的優良傳統。

在愛國民主運動中誕生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人民面對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抉擇，熱切希望實現和平、民主，建設新中國。中國共産黨從人民願望出發，按照七大制定的政治路線，主張團結一切愛國民主人士，建設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國民黨則推行獨裁統治，妄圖消滅共産黨，為發動內戰做準備。

當時，中共中央曾決定將《新華日報》總社遷到上海，在南京設立分社，但由於國民黨的破壞，這一願望未能實現。

後來，由中共上海地下組織或由愛國進步人士出面，創辦了一批民主刊物，如《週報》《民主》《文萃》等。其中，《民主》《週報》對民進的成立有著極大的促進作用。

《民主》週刊創刊于1945年10月23日，由徐伯昕邀請鄭振鐸任主編，編輯有地下黨員蔣天佐、艾寒松等，編委有馬敘倫、周建人、許廣平、董秋斯、羅稷南等（都是民進早期成員）。《週報》創刊于1945年9月8日，是上海抗戰勝利後最早誕生的民主刊物，唐弢、柯靈主編，劉哲民為發行人（也都是民進早期成員）。以《週報》和《民主》兩個刊物為陣地，馬敘倫（民進的重要創始人）周圍匯聚了一大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如周建人、林漢達、許廣平、李平心、傅雷、嚴景耀、董秋斯、羅稷南及郭沫若、柳亞子、宦鄉、夏衍等。這些人的聯繫日益密切，關係也相對固定，於是成了一支有一定影響力的愛國民主力量。

與此同時，在後來成為民進重要創始人的王紹鏊周圍，也集結了一批上海工商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抗戰勝利後，王紹鏊全力投入反對蔣介石的愛國民主運動。王紹鏊是中共地下黨員，他以工商界人士的身份開展工作，與上海各界愛國民主人士都有聯繫，在工商界、文化界和一些社會團體中有一定影響。王紹鏊以及陳巳生、謝仁冰、劉樹梅、張紀元等人，早在抗戰期間就經常在謝仁冰家秘密聚會，討論抗日救國之計。抗戰勝利後，王紹鏊又擴大聯繫了趙樸初、林漢達、梅達君、曹鴻翥、朱紹文等一大批愛國民主人士。

共同的奮鬥目標，現實鬥爭的需要，使這兩支隊伍走到了一起。經過協商研究，雙方一致同意成立一個統一的組織，這個組織以促進民主政治的實現為宗旨，取名為“中國民主促進會”。

成為共産黨的親密戰友

1945年8月，毛澤東、周恩來由延安飛到重慶同國民黨政府進行談判，談了40多天。這一偉大行動，不僅鼓舞了全國人民，而且震動了全世界。《民主》週刊配合中國共産黨制止內戰、實現和平的鬥爭，在“創刊詞”中公開聲明：要求聯合全國人民，締造強大、自由、民主的新中國。鄭振鐸在創刊號上著文《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強調“國民黨已到了還政於民的時候，不管前途有什麼絆腳石，這個時期終究要走到的”。周建人發出了《論人民應該多説話》的呼聲，接著文章指向蔣介石的反動統治，説“法西斯是反自由、反民主的惡魔”，為了人民的幸福，社會的進步，民族的生存，“不得不與勝利後的法西斯殘余勢力作鬥爭”。這些言論像一把把匕首，刺向國民黨反動派的心臟。

1946年2月10日，舊政治協商會議的五項協議墨跡未幹，就在重慶發生了校場口事件，郭沫若、李公樸、馬寅初、施復亮等民主鬥士和新聞記者60多人被打傷，這就是舉國矚目的“陪都血案”。鄭振鐸、馬敘倫、周建人在《民主》週刊第十八期分別發表了《民權到底有保障沒有？》《重慶有我們的中央政府嗎？》《懲辦暴徒與防止法西斯捲土重來》等文章，指出“陪都血案”的製造者就是國民黨當局，對其假和平的陰謀揭露得淋漓盡致。

1946年4月，發生了“南通慘案”，《國民日報》記者孫天平被國民黨特務殘害，第二天發現屍體浮在江邊，手腳被鐵鏈緊緊捆住，並被縛以大石，眼鼻被挖，形狀極慘。《民主》週刊第二十六期以醒目標題發表了《南通血案抗議》一文，指出“這是地獄裏的新聞”絕非“來自人間”，國民黨統治區是人間地獄已經昭然。

1946年6月，上海市人民團體代表馬敘倫、蕢延芳、雷潔瓊、盛丕華、包達三、張絅伯、閻寶航、吳耀宗、陳震中等到南京請願，要求停止內戰。車到下關，請願代表被暴徒層層圍困毆打，馬敘倫、雷潔瓊、閻寶航等受重傷。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下關事件”。

“下關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中共駐南京代表周恩來在國、共、美三方（即軍調三人小組）會議上，正式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嚴重抗議，並提出六點要求：1.嚴懲肇事兇犯；2.追究治安機關之責任並予懲處；3.撤銷軍統、中統等特務機構，保證以後不發生類似事件；4.人民團體和個人有請願申訴之權利；5.受傷代表之醫藥費及個人之損失由政府支付賠償；6.保證上海來京代表的自由及安全。

中共代表團還給馬敘倫等8位上海人民團體的代表寫了慰問信，對他們“蒞京請願，不顧特務暴徒之威嚇毆辱，堅持呼籲和平，反對內戰，至誠至勇”的行為，表示感佩。同時對代表們的和平呼籲作出誠懇的答覆：“中共對當前國事主張，要無條件停止內戰，奠定長期和平，實施政協決議、整軍方案，實現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而致中國于統一富強之基。目前為爭取長期停戰，已作極大之讓步，雖尚未獲得協議，仍當與全國人民一致繼續為和平而奮鬥，不達目的，誓不休止。”

中共代表團並請上海人民代表“以此意轉達上海各界團體人士，並望再接再厲為實現和平民主而努力”。不久，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從延安發電報給馬敘倫等，表示親切慰問：

南京周恩來同志轉上海人民團體請願代表馬敘倫、蕢延芳、包達三、盛丕華、吳耀宗、張絅伯、閻寶航、雷潔瓊、陳震中、陳立復諸先生公鑒：

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圍毆打，可見好戰分子不惜自絕於人民。中共一貫堅持和平方針，誓與全國人民一致為阻止內戰、爭取和平奮鬥。謹電慰問，並希珍重！

毛澤東 朱德

北平軍事調停處執行部的中共代表葉劍英等，延安的陸定一，解放區晉冀魯豫邊區政府主席楊秀峰，以及解放區文化界周揚、丁玲等，都發電報或寫信慰問受傷代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社論，揭露國民黨反動當局殘酷鎮壓人民的罪行；陜甘寧邊區、晉綏解放區和張家口等地的各群眾團體紛紛舉行集會，一致聲討國民黨的法西斯暴行，電慰和聲援馬敘倫等受傷代表。

參加愛國民主統一戰線

在解放戰爭迅速發展的形勢下，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佈“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5月5日，馬敘倫、王紹鏊和民革、民盟、致公、農工、救國會、民促、民聯等團體領導人以及無黨派代表郭沫若等積極響應，在香港聯名致電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並轉解放區全體同胞。

同時，民進在香港還單獨發表宣言，首次公開莊嚴宣佈民進要團結在中國共産黨的周圍，參加共産黨領導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線。據《民進會史資料選輯第四輯》記載，民進在與其他黨派聯名公開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的同時，還在香港單獨發表了《中國民主促進會響應中共“五一口號”的宣言》(下稱《宣言》)。指出：“五一口號”是近百年來中國革命史的結晶，是今後中國政治運動舵向的指標。

這一《宣言》，是民進重要的歷史性文件。它首次公開莊嚴宣佈民進要團結在中國共産黨的周圍，參加共産黨領導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線，為徹底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而奮鬥。這是民進在中國“光明與黑暗，生存與死滅，中間沒有任何第三種路徑可循進的”鬥爭實踐中，作出的歷史性選擇，它標誌了民進在中國革命過程中一個質的變化。《宣言》指出：“正在中國反動的‘國大’活劇演完之後，中國共産黨發佈了‘五一口號’廿三條，把實現中國新民主國家的具體任務，完全無缺地呈現在中國人民面前。‘五一’(口號)廿三條是近百年來中國革命史的結晶，是今後中國政治運動舵向的指標，中國的民主人士及民主黨派就是要團結在這口號的周圍，形成堅固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線，為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反官僚資本主義而奮鬥，以奠定我們子子孫孫萬世太平的始基，要不然，就要自暴自棄，甘為歷史的車輪所碾碎。光明與黑暗，生存與死滅，中間沒有任何第三種路徑可循進的。”

走新民主主義革命之路

要實現中共中央提出的“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號召，首先要統一對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性質的認識。1948年5月中旬，馬敘倫在《讀了中共“五一口號”以後》一文中，將新政協與1946年重慶政治協商會議作了比較，指出兩者有質的不同。他説，重慶政協會議“是民主和反民主、偽民主的妥協。”而“這次的政協，是民主方面的各階級各階層的代表自己互相商量‘國是’，取得一個協議，只是‘和衷共濟’的而不是妥協的”“上次政協是反民主的反動集團的主體，而偽民主派也參加了的，這次是民主陣線的各方面自己的集合體，而中國共産黨是當然的領導者”。對參加新政協民主黨派的標準，馬敘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無疑的是一貫主張民主，而且有工作表現，有群眾的擁護，可以代表全國性的政治團體。”這些意見，得到了在港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一致認同。

1948年6月26日，民進在港理事根據各黨派星期座談會的要求，討論了新政協的召開時間、地點及召集人、代表資格等問題。馬敘倫等提出新政協的召開地點應在解放區，以關內有安全保障處為適宜；關於召集人，大家一致認為“當然由中共擔任”，同時提出“可由各黨派授權中共召集之形式出之”；對於代表資格，主張不論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或社會賢達，都必須以其對現階段民主運動的實際態度和貢獻為原則。這些主張，在各黨派星期座談會上又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贊同，並成為各黨派的共同意見。

7月17日，民進在港理事召開會議，討論新政協施政綱要。7月31日，民進在港理事會議通過《中國民主促進會擬提出於政治協商會議之行動公約及政治綱領》。這一文件全面系統地提出了民進對於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各項政治主張。文件首先指出，民進認為政治協商會議的任務是：“1.加強人民革命統一戰線之團結與其力量；2.籌備各革命階級民主聯合政權之施政綱領；3.籌備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民主聯合政府(臨時性的)。”

根據第一項要求，民進提出參加政治協商會議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民主人士應該採取一致行動，訂立反對中途妥協以及在各自的鬥爭中盡可能靈活運用民主政略，配合軍事，以期迅速完成人民革命之任務的行動公約。

根據第二項任務的要求，民進提出了對於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綱領。這項綱領分總則、人民權力、政治、軍事、財政及經濟、外交、教育、交通、社會等九部分。

在總則中，民進明確指出：“人民民主革命之徹底完成，必須無産階級及其黨之領導。”

1949年1月22日，民進發表《為爭取永久和平宣言》，宣佈要在共産黨的領導下，走徹底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之路。

“因為有中國共産黨在領導我們”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開幕。中國民主促進會經過民主協商，推舉馬敘倫、許廣平、周建人、王紹鏊、梅達君、徐伯昕、林漢達、雷潔瓊為正式代表，嚴景耀為候補代表，出席第一屆政協全體會議。趙樸初作為宗教界代表、鄭振鐸作為文聯代表、葛志成作為教育界的候補代表、馮少山作為工商界的候補代表出席了大會。另外，當時還不是民進會員的葉聖陶，作為中華全國教育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委員會的代表也出席了新政協會議。馬敘倫被推為大會主席團常務委員。

9月25日，民進首席代表馬敘倫在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發言中表示，要“用最大的努力，從事于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共同建立光輝燦爛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他説：“中國人民歷來受封建勢力的壓迫，一百多年來，更受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各階層的人民，包括民族資産階級在內，都受到它的迫害，因此，對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制度，都有著程度不同的反抗性和革命性。可是沒有無産階級的領導，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中國資産階級也曾經發動過革命，但是一旦政權在手，就跟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妥協，而且被大地主大資産階級掌握了領導權，壓迫人民，屠殺人民，剝削人民。現在可不同了，我們已經形成了以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我們不但得到了勝利，而且能夠鞏固這個勝利，開始建設新中國。這是有保證的，因為有中國共産黨在領導我們。”

新中國成立後，民進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等文件為綱領，制定了“接受中國共産黨領導，以憲法為準則，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路線，積極參加國家政治生活，在恢複國民經濟、鞏固人民政權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改革開放後，民進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積極參與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提倡尊師重教，維護人民教師的合法權益，面向社會開展講學辦學、科技諮詢、智力扶貧等大量工作，積極為促進經濟建設和社會進步獻計出力。

中共十八大以來，民進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弘揚優良傳統，踐行“四新”“三好”要求，以思想政治建設為引領，建言資政和凝聚共識雙向發力，堅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堅持立會為公、參政為民，發揮特色優勢，深入調查研究，積極建言獻策，為黨和政府科學民主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圓滿完成對口湖南的脫貧攻堅民主監督，順利開啟對口江西的長江生態環境保護民主監督。積極投身脫貧攻堅、鄉村振興，廣泛開展公益活動，全力參與抗疫救災。以教育文化為紐帶推進與臺港澳交流交往，為爭取人心發揮了積極作用。認真貫徹落實參政黨建設系列文件精神，紮實推進思想政治建設、組織建設、履職能力建設、作風建設、制度建設，自身建設邁上新臺階。

民進中央歷任主席是馬敘倫、周建人、葉聖陶、雷潔瓊、許嘉璐、嚴雋琪，現任主席是蔡達峰。

截至2022年10月，民進在全國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建立了地方組織，有會員19.2萬人。

（作者：毛夢溪 民進中央宣傳部部長）